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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金融管理中心呼之欲出
上海和北京两座城市，谁能成为中国的国际金融中心？这个命题一直广受社会关注。
近两年，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陆续提出建设金融中心的战略构想，其中争论最多的莫过于上海和北京的金融中心争夺战。
最近，《北京市促进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18年-2022年)》(以下简称《金融科技规划》)文件悄悄下发。在业内人士看来，该文件对于北京未来的金融发展定位可谓意义重大。
“从现有格局看，北京作为监管机构集聚的金融中枢，已经是事实上的国家金融管理中心。未来则是进一步夯实这一中心的资源基础，实现进一步升华。”北京市金融局研究室主任赵维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谈到，北京这一国家级金融中枢的建立，不仅将给京津冀区域营造更为坚实的金融环境，还将在国家金融发展体系中扮演“管理者”和“服务者”的角色，在全国金融业格局中发挥风险管控和金融示范的职能。
如果把目光放远，则会发现“国家金融管理中心”的概念早已与北京紧密结合。以北京金融街为中心发散，覆盖整个北京的城市区域规划，“国家金融管理中心”不仅着眼于优化首都功能，更意在托起北京建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城市地位。
突出新金融
《金融科技规划》内容不仅包括规划背景、总体思路，还包括如何推动金融科技底层技术创新和应用，催生领先前沿技术、加快培育金融科技产业链，打造创新生态系统等九大部分。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金融科技规划》提出了总体发展目标：力争到2022年底，涌现5～10家国际知名的金融科技领军企业，形成3～5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创新集群，开展10～15个重大示范应用项目，形成良好产业生态，为首都“四个中心”建设提供重要支撑。
北京定位为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大力发展金融科技正是建设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支撑和组成部分。
在优化金融科技空间布局方面，《金融科技规划》提出，根据《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结合金融科技产业发展基础和重点区资源禀赋，北京将打造形成“一区一核、多点支撑”的空间布局，支持金融科技企业在特定区域和楼宇聚集，加强全面监管，形成“各具特色、互动协同”的北京市金融科技发展格局。
其中“一区一核”是指建设北京金融科技与专业服务创新示范区及核心区(西城区、海淀区)；“多点支撑”是指打造各具特色的金融科技创新与产业集群，包括金融科技底层技术创新集群(海淀区)、银行保险科技产业集群(石景山区)、金融科技安全产业集群(房山区)、财富管理产业集群(通州区)。
在2018年中举行的金融街论坛年会上，北京市长陈吉宁透露，2017年北京金融业占北京市经济的比重达到17%，已成为北京的第一大支柱产业。未来，首都金融业将成为国家金融全面开放的前沿，形成世界高端金融人才聚集区，北京作为国家金融管理中心的功能将日益完善。
在大数据、云计算等新科技的风潮下，如何建设国家金融管理中心？《金融科技规划》给出的发展逻辑是：以西城区为中心，布下联结北京各城区金融、科技、监管资源优势的多点棋局，旨在打造一个国家金融管理中心。
始于金融街
在金融街广场中央，立着一座“古币·金融”雕塑，颇有金融街寸土寸金的意味。走过二十多年的北京金融街，成为北京金融业的重镇。
金融街的最早酝酿可追溯至1985年3月，时任西城区委书记陈元组织了一场规模宏大的“西城区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研讨会”，提出推动西城“旧城改造”，并积极考虑“以公建促危改”的方式。
彼时，北京市和西城区就提出，在复兴门内大街到阜城门内大街一带，“主要安排金融单位事业用房和配套的商业服务业高大型建设项目”。
1986年末，阜成门桥东南角一幢新落成的办公楼竣工，称为阜成门内大街410号(现中国东方资产大厦)。这是当时北京最“牛”的办公楼，20层高，总建筑面积27000平方米，由中国银行占用七成，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占用三成。大楼落成当天，由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为大楼剪彩。
1987年，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慕华向时任北京市常务副市长张百发提出，借鉴国外经验，在北京市西二环一带，建设金融机构聚集区，即金融街的构想。后因1988年9月国务院压缩基建项目，此事暂缓启动。
转机来自1992年的邓小平南巡讲话。这年5月，西城区委区政府提出“繁荣西单，发展西城”，明确提出建设金融街。6月1日，西城区向市政府提交了《关于恢复西二环东侧(金融街)开发建设的请示》。经市政府同意后，国务院正式批准金融街规划。这一年发布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明确指出：“在西二环路东侧阜成门至复兴门一带，建设国家级金融管理中心。”紧接着，北京金融街建设开发公司开业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北京市设立北京金融街建设开发指挥部办公室。这一办公室也是1996年成立的北京金融街投资集团的前身。
至此，北京金融街的发展大幕正式拉开。
1993年到2003年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发展速度最快的十年，也是北京金融街从无到有，从建设到发展的关键十年。
按照1990年代初期规划，北京金融街南起复兴门内大街，北至阜成门内大街，西抵西二环路，东临太平桥大街，规划用地103公顷。其中建设用地约44公顷，道路用地约32公顷，绿化率超过30%。总体规划建筑面积为402万平方米。
规划虽然落地，但早期的金融街建设却依然面临重重困难。作为国内第一个定向开发的高端产业功能区，北京金融街缺乏专业的建设经验和坚实的资金支持。同时，由于1994～1995年中央严控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北京金融街也经历了政策调整波折。
1994年8月，金融街开工建设的第一个项目——金龙大厦(现金阳大厦)奠基。同年，通泰大厦、投资广场、平安大厦、建行大厦陆续开工。这是北京金融街第一批建设的楼宇，均在1999年前竣工。
第一波金融资源的潜力在两年间被迅速挖掘，金融街也自此迎来高速发展期。2001～2003年间，金融街有21个项目立项，其中的20个项目在2004～2006年间竣工，包括中国人寿双子大楼、英蓝大厦、网通大厦、鑫茂大厦等地标建筑。依照规划，金融街区域依广宁伯街和武定侯街划分为南区、中区和北区。而在2006年几大区均初步建成时，金融街核心区建筑面积已达455万平方米，比初期规划增加了约53万平方米。
初步落定的金融街表现出强大的资源凝聚力，新增金融机构对办公面积的需求日益旺盛，金融街的拓展建设势在必行。
25年间，金融街作为“国家金融管理中心”的地位被多次重申。直至《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中，金融街被明确定义为“集中了国家金融政策、货币政策的管理部门和监管机构，集聚了大量金融机构总部，是国家金融管理中心”。
在政策因素之外，首都北京与金融机构的历史渊源则早早为当代北京的金融格局埋下了伏笔。
“中国现代金融体系和晚清时期的官办金融机构都有一定的历史沿袭关系。” 北京市金融局研究室主任赵维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受到晚清资本主义萌芽影响，中国最早具备金融机构雏形的大清户部银行之类的金融机构大多聚集于北京。
20世纪后，随着沿海城市的贸易崛起，计划经济体系之下的金融机构像是处于财政部门出纳的辅助地位，致使北京金融业的地位开始下降。
改革开放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又有很多金融机构为了寻求最新财政信息和政策扶持而涌入北京。自此，北京逐渐形成监管机构与金融机构相生相长的格局，也逐步积累起雄厚的金融资源。
早在2003年之前，北京就已经喊出打造金融中心的口号。但彼时，总部原本在北京的一些证券公司、基金公司等金融机构纷纷迁往了同时正在打造金融中心的上海。
2004年，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充分利用首都财政金融等经济决策和信息平台的独特优势，发挥商务中心区、金融街的聚集效应和服务功能，吸引国内外企业和各类金融、服务贸易机构来京投资发展。
随后，北京市相继成立了北京金融顾问团、组建北京金融街商会、举办京港金融合作论坛等活动，目的旨在提升北京金融实力。
“现在北京东边的CBD就是从改革开放时兴起的，由早年进驻的外资机构和一些大型民营机构组成。” 赵维久认为，虽然北京的政治文化中心定位更深入人心，但作为首都，北京的经济职能不应该“瘸腿”。
2007年10月，北京市发改委《关于对金融街区域拓展和发展功能完善的意见》经市长办公会原则通过，同意拓展核心区范围，以原金融街规划面积1.18平方公里为基础，向东(太平桥大街以东)拓展0.59平方公里，向西(至南礼士路)拓展0.53平方公里，向南(长安街路南沿线)拓展0.29平方公里，合计拓展1.41平方公里，拓展后的金融街占地面积达到2.59平方公里(大约是对标伦敦金融城的占地面积)。根据拓展建设规划，北京金融街的新增建筑面积约200多万平方米。
如今，北京金融街区域内楼宇面积已达到700多万平方米，其中商务办公面积达到75%以上。在这一区域范围内，集聚了以国家金融管理部门和大型商业银行、保险集团、券商、基金以及重要市场机构为代表的1800多家金融机构和大型国有企业总部，涉及全国90%的信贷资金。
《中国新闻周刊》从北京金融街服务局获悉，截至2017年底，金融街区域内共有各类金融机构1800余家，资产总规模达到99.5万亿元，占全国金融资产总规模的近40%。同时，西城区拥有境内上市企业34家，境外上市企业25家，上市企业总值超过8万亿元，整体企业资产总额超过97万亿元。全国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也均在金融街发展。
由此，金融街作为国家金融管理中心的地位进一步稳固，基本确立了在国内的中心地位。可以说，在这条全长1700多米的大街上，每走几步就有一家金融机构。截至2016年底，北京金融街拥有整个中国接近一半的金融资产，更是用2%的占地，贡献了西城区83.4%的税收。
金融野心
在冲刺金融中心城市的布局上，北京握有的不是只有金融街一颗棋子。从城市规划到产业布局，处处显露着北京金融业的野心。
在7月11日发布的“新华国际金融中心发展指数(2017)”报告中，2017年全球金融中心发展评价排定显示，金融中心指数排名前十位的国际金融中心城市囊括香港、上海和北京。其中，北京位列第十。
在2018年CB Insights发布的《全球科技中心报告》( Global Tech Hubs Report)显示，在全球范围遴选的25座“全球科技中心”城市里，中国仅有北京和上海入选。
在过去六年中，北京的科技公司总融资额度高达720亿美元，位列全球第二，大约是位于第四名的上海的三倍多。
根据CB Insights数据，六年间，北京一共诞生了包括小米、滴滴、美团等29家独角兽公司，并在2017年迎来井喷，总数位列全球第二，纽约和上海甚至不及其一半。在科技独角兽的孵化力上，北京排名全国第一，其科技独角兽占比36%，远超上海的25%。在五家亚洲估值最高的独角兽中，四家都来自北京。
“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发现，在全世界范围内，上市传统金融机构、证券、保险等总市值最高的城市是北京。”浙江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院院长贲圣林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包括亚投行、丝路基金等大型海外机构和跨国机构都在北京驻扎，也从侧面印证了北京作为国家金融管理中心所具备的优势。
作为中国的政治中心，北京在金融监管方面同样拥有优势。中国金融监管的主体机关——“一委一行两会”，全国性金融行业协会，中国前5大金融机构，中国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中国20%的世界500强企业总部，高盛、安盛、摩根大通，新三板市场，“亚投行”的总部，均驻扎在北京。
当下的北京，集中了全国金融业的优势资源，聚集了国家金融决策和监管机构，还聚集了中国银行业协会、中国证券业协会、全国性金融行业协会、中国上市公司协会等10家国家级金融行业协会和组织，形成了中国金融决策、政策信息发布中心。
在各项资源优势的加持之外，北京近年来多点联动发展的金融格局也是培育国家金融监管职能的重要因素。
从市长陈吉宁对北京市金融产业布局的解读中可以看出，北京各区域在金融产业发展中扮演不同角色，在区位和定位上各有所重。其中，强化国家金融管理中心功能的主体为北京金融街，重在聚焦金融监管、人民币国际化、金融科技和风险管理，承接国家重大金融改革发展任务。同时，强化国家科技金融创新中心功能的主体则为海淀中关村，重在发展天使投资、创业投资、股权投资。此外，朝阳和东城CBD也将强化国际金融功能，以建设国际一流的商务服务环境和配套设施为目标，作为金融业开放成果率先落地区域。
“未来，主导科技的中关村和主导金融的西城区会实现资源对接，金融科技产业是连接两者的纽带。”中关村西城园管委会产业处长王爱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北京提出“一核两翼”的发展格局，也可以用来理解北京各个金融区域的关系。赵维久举例，除西城、海淀、朝阳等老牌金融区域外，新兴的丰台丽泽金融商务区也是核心区的一部分，旨在打造新型金融功能区，重点发展专业性金融机构和服务，与金融街实现一体化发展。
而作为城市副中心，通州运河商务区则着力建设金融开放的改革创新实验区，鼓励在财富管理等方面开展试点示范。同时，雄安新区也将开展金融科技等领域扩大开放试点，顺义、大兴临空经济区则将积极发展离岸金融和贸易金融。
“在金融创新方面，北京仍然需要努力。要减少行政资源的干预，让企业家和市场迸发更多的活力，同时推出更多的金融开放举措。”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向松祚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北京金融科技产业的基础很强大，一旦发力，前景非常光明。”
错位发展
长期以来，提起中国金融业，人们总会把目光放向黄浦江东侧。而随着北京提出建设“国家金融管理中心”，国内多个金融中心的定位与差异再次引起关注。作为后来崛起的金融中心城市，错位发展是北京的必然选择。
“退一步看，要避免各大金融城市间产生不利大局的资源竞争问题；进一步看，要促使各大金融城市形成良性的错位协作效应。”赵维久指出，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资源优势，不同类型的金融企业也会在各个城市中呈现分化聚集的格局。
位于开放前沿的上海，因早早抢占金融产业发展先机，凭借密集的金融企业集群和雄厚的金融贸易基础，成为金融企业的“必争之地”，稳居国际金融中心之位。而香港金融业则是以汇丰集团、中银集团及外资银行为核心，形成银行和金融中介机构经营和运行相结合的格局，被视作世界银行业的中心之一。
在香港交易所董事总经理兼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巴曙松看来，香港和上海亦存在明显的定位差异和优势差异：“香港以国际竞争为主，是代表亚洲和中国需求参与国际竞争和国际规则制定的一个金融中心；而上海以合作为主，优势在于巨大的本土需求，重在服务实体经济，是规则的试错和先行探索的空间。”
无论上海还是香港，其金融业发展共同优势都包括优越的临海地理位置，并由此催生了繁荣的外贸金融。反观深处内陆的北京，在缺乏口岸优势的情况下，科技资源则成为金融业发展的支柱。
赵维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北京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拥有西城区金融资源和中关村与高校科研资源的双重聚集，这是北京独特的优势。
值得留意的是，城市地域特色不仅会引导一个城市的金融定位，也会对其产业格局影响深远。
由于北京是围绕紫禁城走的圈层式发展路径，城市规划也呈现出“摊大饼”的格局。赵维久认为，不同于上海陆家嘴和香港中环的高度集中，北京的金融业从一开始的发展就呈现多点分布的局面，从长期来看，这也有利于北京分区发展多种类型的金融产业，形成地区联动效应。
浙江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院院长贲圣林认为，金融科技产业是未来金融行业变化的一个重要方向，北京以新兴金融科技产业为发力点，前景可期。“目前上海、香港仍然以传统金融业为主导，和北京相比，沪港的金融产业类型略偏传统。”
“随着国家金融管理中心的建设，未来北京将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枢城市。”赵维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未来中国几大核心金融城市会各司其职，错位协作。
打造金融监管中心
随着中国金融开放程度加深，加强金融监管和服务工作的需求日益迫切。而从现实情况看，中国的金融监管能力尚不足以支撑进一步的金融开放。在此背景下，北京作为国家金融管理中心的监管力亟需强化。
2018年10月22日，北京市金融工作局印发《关于首都金融科技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显示：推动在北京金融科技与专业服务创新示范区探索“沙盒机制”和“金融风险管理实验区”，完善金融科技监管协同机制和沟通渠道，建立金融科技监管国际合作机制。
“金融稳、经济稳，首都稳、全国稳，保持首都金融安全稳定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陈吉宁认为，首都金融业将成为国家金融全面开放的前沿，虽然外地的金融风险容易向北京传导，全国性的金融风险容易在北京集聚，但这也为北京提升监管中心的示范作用提供了契机。
《北京市促进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18年-2022年)》指出，北京作为国家金融管理中心，面对金融风险的现实性、复杂性，积极引领新技术应用于风险管理与安全防范，能够为国家现代化金融管理制度建设提供重要支持。
“在北京设立国家金融管理中心，是国家在金融行业探索中的一个平衡点。”赵维久认为，目前中国的金融中心和监管中心还相对分离，而在全世界范围内，监管中心和金融中心在同一个城市合并才是常态。但由于中国特殊的金融发展历史和原始样态，照搬任何一个别国的金融中心发展模式都不大现实。
“北京打造国家金融管理中心，正是基于世界其他国家金融中心发展的共性，再将中国实情融汇其中，最终找到属于我们自己的金融发展路径。”赵维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