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1222家农商行两极分化

  2018，被业界称为“银行觉醒之年”，银行家们都在寻求创新突围之法。而农商行似乎依然偏安一隅，“昏昏大睡”。它们盘踞在自己的土地上，有得天独厚的业务地盘和资源。然而，它们却面临着业务受限、盈利减弱、资金收紧等困境，坏账率开始飙升，一些农商行在2017年末的不良率，甚至已超过了20%。

       圈养在自己一亩三分地的农商行，将如何面对重重困局？

       01 困兽之斗

       很多农商行的不良率都在飙升。财报显示，一些农商行在2017年末的不良率，已超过了20%。譬如河南修武农商行，20.74%；贵阳农商行，19.54%。“粤东地区农商行的不良率，甚至达到了80～90%。”广东某农商行员工胡晓婷透露。农商行的舒坦日子，正在悄然结束。

       今年1月，银监会表示，要严查同业、理财、表外等业务层层嵌套。而在此之前，业内秘而不宣的潜规则是，农商行有大量的表外业务，比如“同业理财”。所谓的同业理财，就是银行买银行的理财产品。比如，A银行拿自己的钱，去买B银行的理财产品。层层嵌套加息，这样的操作，无疑会推高金融杠杆，和国家强调“降风险、去杠杆”的大背景，明显背道而驰。而农商行一直是“同业理财”的重灾之地。媒体报道显示，农商行发行的同业理财利率，在各类型银行中是最高的。以2017年12月下半月为例，农商行平均收益最高，达到了5.59%。

      “监管来了，同业业务的盈利能力势必会下降。”业内人士李玉认为。此外，以前通道类、类信贷业务也没法继续做了，“农商行的资金面趋紧了。”李玉称。对此，农商行都怨声载道。有业内人士称，农商行的好日子，可能就此结束。农商行一直陷在一个怪圈中：并不缺钱，但是坏账居高不下，利润不高。

       为了更好地扶持当地农村经济，监管部门要求，农商行的资金业务不能出省，贷款业务不能出县。也就是说，农商行即使做到全国前列，其所有的分行，也都没出过本市，如广州农商行。

       在农村，金融只能走普惠之路，一旦普惠，就很难盈利。“另外，金融体的活动空间小，就很容易发生不良。”胡晓婷表示。当发现大额逾期时，农商行会进行同行拆借，去找其他农商行借钱，而这样也容易产生大面积不良。之前，它们靠着一些盈利的小业务，也能勉强求活；如今，这些小聪明正在被监管扼杀。监管重压，业务受限，圈在自己一亩三分地里的农商行，开始陷入困兽之斗。

       一些地区的农商行，今年开始联合了。它们或是全省合并成一家，或是并入城商行，“又或是归到省联社管理之下，如广东一些地区的农商行。”胡晓婷表示。因为生存困难，它们不得不抱团取暖，相互扶持，度过难关。

       02 良莠不齐

       在中国，农商行是一个特殊的时代产物。1951年，我国为了“帮助农村摆脱高利贷盘剥”，开始建立农村信用合作社。5年后，农信社达到了16万个，算是最早承载建设中国农村使命的金融机构。到了2003年，一些符合条件的地区，开始将农信社改造为股份制商业银行，部分农信社完成了历史使命，开始蜕变成农商行。截至2016年末，全国共组建农村商业银行1222家。因此，农商行，就是农信社改革后的产物，其成立的初衷，也是为农民提供金融基础服务。

       农商行在中国，到底发展得如何？行业人普遍的说法是：冰火两重天，两极分化极为严重。因为农商行被圈养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中，所以，这片土地是否肥沃，决定了农商行是否健壮。在农村富饶的江浙地区，出现了很多成绩斐然的农商行。比如吴江银行、常熟银行。媒体报道显示，江苏省已上市7家城商行、农商行，占全部A股上市城商行农商行的一半。它们的员工待遇，也颇为丰厚。

      浙江某农商行的员工郑晓东透露，他的年薪有35万元，“而我们老大的年薪，能达到120万元”。而在广东地区，一些农商行普通柜员的年薪，却不到5万元。差距高达7倍之多。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农商行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富饶之区，滋润无比；贫瘠之地，艰难生存。而农商行，是否承载了振兴农村金融的使命？

      “现在的农商行，更像一个抽水机，而不是水井。”某深耕农村金融的互金平台创始人余浩称。它们的分支机构，基本都设在离村镇很近的地方，甚至直接设在村里。公开资料显示，在整个涉农市场上，农商行和农信社的网点占了92%左右。它们确实将触手伸到了农村，但这些触手的主要目的，不是放款，而是吸储。一直以来，农商行都以吸储和大额贷款业务为主。“它们将农村的钱吸上来，再到城镇去放款。”余浩称，就算给农村放款，也只放给最优质的用户。譬如，村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