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银行前行长佐利克:中国债务尤其是央企债务在持续增长
世界银行前行长佐利克:中国债务尤其是央企债务在持续增长
在近日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专题研讨会上,联博基金理事会主席、博然思维地缘政治委员会高级理事、世界银行前行长佐利克发言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世界的改变目前面临着新的挑战,具体为发展模式的转变、可持续增长的实现、理解中国对世界的影响。
佐利克表示,他注意中国的债务尤其是国企的债务还在增长。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迪的研究显示,中国的信贷越来越多的被导向国企,而不是私营企业。国资委旗下的这些央企的资产大幅度增长,这也意味着资产回报率从6%下降到2%左右。另外40%-50%的企业都是亏损的。所以,中国需要更多的信贷才能支持每单位GDP的增长。
佐利克称,美国对中国的担忧不仅只局限于特朗普政府。他提出了国企作用、中美关系、中国制造2025、中方外交政策等四个方面的担忧。他表示,规则的运用,怎么样对待国企,如何要求外企强制转让技术,以及一些歧视性的政策等等都需要中国去作出转变。
以下为演讲全文:
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非常了不起的成就,这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减贫运动,我对中国人民的努力和决心表示敬佩。
中国的变化不仅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世界。这些改变在今天遇到了一些新的挑战,因为中国的规模已经很大了。其中第一个挑战就是要改变中国的发展模式。第二个挑战是要实现可持续和包容的增长。第三个挑战是理解中国对世界的影响。
当我在世界银行工作的时候,我也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中国2030报告》上进行了合作。刘鹤先生、李伟先生、卢迈秘书长等等,他们给我介绍了很多中国发展的情况。我还记得当时中方的合作伙伴非常关注的是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世界银行在60年代的时候,我们审视了全球101个中等收入国家,在之后的50年,只有13个国家成为了高收入国家。我们和中国一起探讨如何从以前由投资出口推动的经济转型为内需和消费推动的经济增长。我们也讨论了关于中国的城镇化、创新、环境、社保问题,以及中国经济对土地、劳动力的依赖。中国在这些领域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包括推动消费的增长,以及金融行业的改革。
我非常高兴看到中国现在继续减少贫困人口的数量。我尤其注意到在一个领域还存在一些问题,也就是中国的债务在增长,同时国企债务还在进一步增长。尼古拉斯·拉迪做了一些研究,他说中国的信贷越来越多地被导向国企,而不是私营企业。他也注意到国资委旗下的这些央企的资产大幅度增长,这也意味着资产回报率从6%下降到2%左右。另外,40%-50%的国有企业都是亏损的。所以,中国需要更多的信贷才能支持每单位GDP的增长。
在过去40年的改革开放中,私营企业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它们现在可能被挤出了。中国对国企的依赖使得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人们感到警惕。与此同时,美国自己的政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今天并不是代表特朗普政府来发言,我觉得他们也不希望我来代表他们发言。我在美国也解释过我对现在美国政府政策的不同意见。我想给中国朋友一个警告,也就是美国对中国的担忧不仅只局限于特朗普政府。我主要有四个方面的担忧:
第一,国企的作用。在外界看来,中国好像转向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模式,我们担心中国私营企业没办法与其公平竞争;
第二,我在过去10年间观察到的美国和其他国家以前非常支持和中国的友好关系,现在却变得越来越沮丧。因为他们需要进行强制的技术转让,可能会有监管方面对公平竞争的限制,以及对知识产权的窃取等等。以前的商界是非常支持中美关系的,现在他们已经不再扮演这个角色了。这一点是未来我们可以扭转的局势;
第三,中国制造2025。对某些人来说,看起来好像中国是要在未来统治科技行业。我知道中国需要向高端产业转移,尤其是中国的劳动力在不断缩小。我也理解中国认为中国制造2025是国家的期望。但是,我和外国人沟通的时候,他们会觉得这是非常可怕的,中国的自主创新是基于保护主义,基于补贴,以及对海外科技企业的收购的前提下的;
第四,中国的外交政策。
从2001年以来,WTO本身也没有适应时代的变化。我们看整体的投资和贸易情况,双方的条件确实不是对等的。所以,特朗普政府认为美国在过去70年对中国和其他国家让步太多了。虽然说这些体制是美国创造的,但我不同意这种关系,因为我想对于这种不公平待遇的认识会增加中美关系的压力。
我知道很多中国人对美国的政策变化感到非常困惑,他们说到底美国要什么?到底谁来负责谈判?是特朗普总统自己呢?还是其他人?我希望双方能够继续解决双方的分歧,至少能够管控这种分歧。与此同时,这就带来了第二个问题,中国必须自己来决定未来的发展方向。
中国的成功取决于国际经济条件的支持。中国的开放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在今天也是如此,未来也是如此。因此,更加开放的政策可以使得全球的经济更加一体化,中国也可以因此回应那些对中国的批评者。我认为改革者也能够重建美国企业对中国的信心。
考虑到美国政府现在遇到的困难,美国没有办法得出一致性的政策。我希望美国商界能够超越他们自身的担忧来支持中美关系的发展。我希望未来美国的商界能够跟中国一起合作,来解决中美之间的问题。
另外,中国也需要扮演非常重要的国际角色。我知道亚投行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治理方面、透明方面、国际标准方面、合作方面树立了典范。但是,“一带一路”好像没有亚投行那么好了。因为大家会觉得这是不是要建立经济增长的走廊?还是说要出口中国过剩的产能?还是说是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我希望中国能够将亚投行的原则运用于“一带一路”,也就是反对腐败,同时进行公开的采购政策,创造全球的就业,以及和当地建立联系,同时不要给很多的“一带一路”国家增加太多的债务。我在世界银行工作过,我知道有些国家未来将出现还不出债的风险。世界也会要求中国解释为什么给其他国家贷那么多的款,因此中国的贷款需要保持比较透明的态度。
我还记得2005年我做过一次讲话,谈及中国应该成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方。那时候,中国刚刚加入WTO不久。在之后十多年里,美国一直希望能够把中国纳入世界一体化的系统。现在结构性的工作已经完成了,中国是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WTO的成员,我们也在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气候变化方面做出了贡献。未来中国应该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并继续支持这些国际体系,尽管我们还在不断地适应和改变这些体系。
最近有一位哈佛大学的教授写了一篇短论文,他提出双方不应该互相威胁、让摩擦升级,这一点应该是要绝对避免的。我们应该寻找双方的共同点。过去40年,中美之间的合作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益处,我想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明智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