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专家：北极是中国战略新疆域 外国恶意解读减少
相比之下，日韩同北极国家的合作顺畅得多，北极国家从来没有人炒作“韩国威胁论”“日本威胁论”或“德国威胁论”。在冰岛、挪威、加拿大、芬兰等国举行的北极国际会议或论坛上，笔者发现，日本学者发言少，对北极航道开通和北极开发比较消极。韩国则表现活跃，还经常能看到韩国实业界特别是造船业的代表参会。新加坡对北极航运对国际航运格局的冲击保持高度警惕，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都有学者专门从事北极问题研究。
中国宜少提“非北极国家”身份
中国国内的北极研究力量也快速崛起。9月7日，《北极地区发展报告(2014)》发布会在中国海洋大学举行。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院长刘惠荣教授代表创作团队(包括国家海洋局极地考察办公室、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上海交通大学等实务部门及研究机构)介绍说，报告分“域内国家北极战略与政策走向”“主要域外国家的北极政策”“北极治理动向”三部分，极地已经成为新形势下我国“战略新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一些高校、智库还组织过“中俄北极论坛(2012年)”“中美北极社科论坛(2015年)”，中国极地研究中心联合北极五国创设了中国-北欧北极研究中心。
随着形势发展和研究深入，中国在北极国际制度创立方面的突破时机也在形成。以北极渔业为例，2015年1月北极核心区渔业管理国际研讨会在上海召开，中国学者提出成立“北极海洋生物资源国际调查委员会”倡议，获得与会者关注。笔者在安克雷奇会议上提出，在正式成立“北极核心区海洋生物资源调查委员会”前，北极国家必须在本国专属经济区内采取同公海保护“互不抵触”的养护政策，防止出现国际社会在北极公海禁捕或者养护，而北极沿岸国家充分利用迁徙鱼类和高度洄游鱼类特点，在本国专属经济区内“合法”地放手捕捞。当笔者讲完后，会议主持人、加拿大前渔业部长彼得·哈里森问与会的美国副助理国务卿戴维·巴尔顿：“你有什么意见？”巴尔顿回答说：“没意见，我同意!”
多年以前，在很多北极国际会议上，中国是一个“缺席”的参加者。但乐观的是，近年来随着中国不断参与和开放姿态，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外部对中国北极活动的恶意解读，越来越多的北极国家对中国的参与持欢迎或至少是开放的政策。随着中国从地区性大国走向全球性强国，中国的国家利益早已迈出地理疆域，向网络、太空、深海和极地拓展。
北极同南极不同，因为地理环境和政治的原因，不存在一个类似《南极条约》的框架性公约，北极治理的这种“缺陷”却提供给我们一种处理北极问题的新思路。在可预见的未来，北极治理方式将继续“条块化”和“碎片化”。在治理北极跨境污染物、维护海上生命安全、船舶设计、油气开采、旅游、环保、生态管理以及武器管制等领域，中国都可以找到自己的新定位。“国际极地与海洋门户”智库网站近日刊登“中国应少用‘非北极国家’标识自己”一文，作者董利民建议中国应强调自己是北极的“利益攸关者”。中美两国在北极有着很多天然的共同利益，完全可以实现地区合作的创新。
在斯瓦尔巴德岛，笔者也看到北极旅游的火爆。那里每天都能迎来至少两艘游轮，上岛享受北极之旅的也有中国游客。据了解，他们大都是通过其他国家的旅行社抵达北极的。中国学者正组织力量撰写《北极旅游发展报告》，预计2016年元旦发布，目的在于向国内介绍北极旅游，希望国内旅游机构能在北极旅游中扮演积极角色，而不只是分享“残羹冷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