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代农民工现状：活着是命运一波又一波打击

何苦在送货途中。照片为《最后的棒棒》截屏

 

何苦和棒棒们在等活儿。左一为何苦 照片为《最后的棒棒》截屏

 

租住的房屋被拆除，何苦和老黄当晚不得不露宿街头。照片为《最后的棒棒》截屏

 

何苦曾经是优秀的部队宣传工作者，图为他在服役期间的工作照。 照片由何苦提供

 

　　2014年1月19日，患有严重高血压的63岁的棒棒老黄，被一中年男子叫进房屋，要求他从蹲便器里掏出铝制的长柄勺。

　　10厘米长的饭勺是舀狗食的，却掉进了马桶下水道，专业疏通人员也没辙。唯一的办法是用手取，房东自己不愿意干，便叫来了棒棒。

　　老黄双膝跪在厕所的地砖上，撸起袖子将右手伸进蹲便器。“给多少钱？”趴在厕所地上的老黄停下手来，抬头问雇主。“你要多少？”急着上洗手间的雇主双手捂着腹部。

　　“20？”“赶紧，赶紧。”老板没有压价。老黄取出了勺子。事后，他用香皂洗完手，房东连这块香皂都不想留，让他“丢了算了”。

　　事后，老黄的徒弟何苦问他，为什么把手伸进马桶之后才谈价？他说谈价之时他的手已抓到了勺子，并确认能拿出来。

　　“能取出来，也不费事，10元都可以干。”老黄对徒弟说，自己装出很费劲的样子，就是想要个好价钱，“本来想要30元的，但又摸不清老板做人的深浅，怕他再去找别人，所以只要了20元，20元已经不少了。”

　　在何苦完成的纪录片《最后的棒棒》中，有很多类似的场景。这部纪录片就像一扇窗户，透过它，可以最直观地知道：谁在做棒棒？他们为什么干这么劳累的活儿？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到底是怎么样的？

　　他的生活就像走向一个接一个的红灯

　　透过《最后的棒棒》这扇“窗户”，可以看到：棒棒代表了中国第一代农民工的命运和奋斗。他们为了孩子能上更好的学校、家人能过上更好的生活，即使明知自己没有任何技能和知识，在城市缺乏竞争力，依然选择进城下苦力。

　　他们奋不顾身地选择这种注定艰难的生活，必然意味着，此前他们的生活更贫穷、更无奈。

　　棒棒们都是有故事的人，比如《最后的棒棒》的主角老黄——何苦在街上随机选到的老师。“他的生活就像在城市马路，赶上一个红灯之后，一个个红灯约好了似的等着他。”何苦说。

　　1949年11月16日，老黄出生在重庆一个偏僻山村。他的童年记忆贯穿着饥饿、寒冷。改革开放后，他的日子才慢慢变好，每年都有余粮。1988年初，快40岁的他走进了一个有3个孩子的寡妇的家里——她需要种地的男人，他需要生娃的女人。

　　这段未领结婚证的关系，却让老黄的生活再次陷入艰难。他俩有了孩子，她成为“超生游击队”；被罚款后，他债台高筑。

　　为了还债，老黄成为中国第一批“农民工”，外出挖煤，把所有钱寄回“家”。3年后，他接到“速归”的电报，自己孩子的母亲即将和另一个男人结婚。女人无力独自拉扯4个孩子，身边需要男人。

　　老黄就这样在43岁时重新沦落到身无分文的境地，不得不再次外出挣钱，在重庆当棒棒。

　　家庭的残缺注定了很多东西：3岁的女儿寄养在邻居家，后来迷上了网络，学业渐渐荒废；初中毕业后，女儿辍学去广东打工，两年后女儿怀孕了；在外孙子快满3岁时，老黄提议女儿分期付款在镇上买房。

　　老黄拿出多年积攒的3万元钱替女儿交了首付，余款3年缴清，每年10万元。这个农村家庭从此发起了冲刺。赚钱和还债的压力让老黄不得不一直做棒棒，22年未曾间断。

　　对他来说，活着就是面对命运一波又一波的打击。患有严重高血压的老黄生活得非常窘迫，在身无分文时，他只得和何苦一起，在街头的条凳上过夜。

　　过年回家为省8元多折腾10小时

　　劳力是老黄的唯一本钱，却并不值钱。不能“开源”，就只能“节流”。为了活着并资助女儿买房，他恨不得把一分的硬币掰成两半用。

　　今年2月14日，距离春节还剩4天。清晨8点半，老黄踏上了回家过年的路。他穿着双开叉的深蓝色西服上衣，负责体面；外面套着一件牛仔马甲，负责保暖和保护西服。脚上穿着半旧的解放鞋，他原本是要穿皮鞋的，却担心走路穿坏了。

　　他的行李不低于50斤。老黄的家离重庆100多公里，如果乘坐高速客车再转车，全程只需2.5小时，车费32元，这是大多人的选择。但老黄却选择了另一条路。

　　他乘坐308路公交，到达鱼洞，然后继续转乘195路公交去珞璜。或许是老眼昏花看错了公交车站牌，他竟然拖着沉重的行李挤上了196路公交车，南辕北辙坐了好几站，只能下车再回鱼洞。一番折腾之后，再上195路，到达珞璜已经是中午时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