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全社会存量债务至少200万亿元 债务膨胀速度过快

    未来十年，中美两国可能进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博弈状态。在这一背景下，两国各自的应对战略可简括为“美国去全球化，中国去美国化”。西方部分学者总是拿中国式市场经济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推导出看似逻辑严密的“中国崩溃论”；但往往忽略了中国在遇到经济风险时巨大的“制度可改革性”与调整效率。在过去40年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数次经济风险、金融风险（三角债危机、国企下岗潮危机等）都得到了及时处置和制度革新。

       的确，过去十年中国经济增长属于投资拉动型，背后确实是通过提高债务率来形成GDP，也因此形成了局部的“经济污染”与“金融污染”。我们认为“经济污染”是部分行业一窝蜂上马所造成的产能过剩；而“金融污染”是过度金融深化所带来的“中国巨债”。过去三五年，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有效化解了我们的经济污染，煤炭、钢铁、风电等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已明显缓解，企业盈利水平有明显恢复；未来三五年，有效解决“中国巨债”这一“金融污染”，是中国经济进入“新周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所在。

       背景

       未来五年，中国将处在经济结构与体制转型的关键期。2007年以前，我国是出口导向型经济，2008年至2017年是投资拉动型（债务驱动）经济，2018年以后我国将进入消费型社会。

       消费本身波动小，是一国经济发展的稳定器，消费稳定升级后可望带来经济较长时间的次高速增长（5%左右），这对于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至关重要。因而，希望这一良性进程不要被某些“黑天鹅”、“灰犀牛”所影响。

       在化解了实体经济领域的产能过剩问题后，纵观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系统性风险，主要包括“中国巨债”带来的债务违约风险、持续多年的房地产泡沫、中长期仍然存在的人民币贬值压力等。观史知今，对近800年来经济金融史的研究发现：各国经济、金融危机的爆发有一半以上都是由各种债务违约引发的。债务的本质是借债主体（例如政府、企业）对其未来货币信用的透支。由于债务的膨胀是“复利的滚雪球”，如同癌细胞的扩散，必须尽快加以抑制，以防不治。

       历史

       此轮债务问题并非中国首次面对债务风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和2000年前后，中国曾三次面对比较严重的债务风险。

       第一次是80年代全国普遍设立的农村合作基金会，至90年代各地普遍出现兑付问题，四川、河北等地甚至出现了较大规模的挤兑风波，并酿成了危及农村社会稳定的极端事件。

       第二次债务风险是90年代的“三角债”，当时的坏账规模约为2000亿元，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和发展。

       第三次债务风险是本世纪初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占银行资产总额的三分之一以上；在银行改革中，首次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剥离到资产管理公司的不良资产约有1.4万亿元。

       对于上述三次债务风险，中国政府通过财政补助、债务清算核销、剥离不良资产、国家注资上市等方式处理并化解了债务危机。

       现状

       如今，中国再次面对类似困难：2007年“次贷危机”之后，我们推出了“四万亿计划”。从那时起，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开始了大量举借债务的历程，至今全社会的存量债务达到了至少200万亿，与我国82万亿的GDP相比无疑是巨大的，并且债务膨胀速度过快。“金融是经济的血液”，债务危机犹如经济患上了血癌，如何化解债务风险值得深入思考与持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