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访华西村

 ：房宁走读大运河：华西村到底有没有高负债？我们悄悄走访了这个明星村

【从2017年3月1日至4月底，房宁老师及其团队沿京杭大运河徒步3000多华里，从北京到杭州。本篇为其走读大运河系列笔记中的一篇。】

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农村地区，原来的人民公社体制瓦解了，代之以个体化生产体制——家庭联产承包。但在人民公社体制瓦解的灰烬中竟然保留下来了一些集体所有制的碎片，这些残留的集体经济实体有的还取得十分耀眼的成绩，成为一个个明星村，如天津的大邱庄、西双塘，山东的南山，河南的刘庄、南街，江苏的华西，浙江的滕头等等，几乎全国各地都或多或少有这样一些明星村。

作为专业人士，我一直关注这些明星村，曾去过不少地方走访调研。走读运河路上这样的明星村，也自然是关注的对象。在天津我们专门走访了大邱庄和西双塘；渡过长江来到江苏境内，我们安排半天时间走访了闻名遐迩的华西村。

华西情结

早在“文革”中上中学的时候就知道“华西村”，那时华西村的事迹居然进了中学课本。华西村带头人吴仁宝带领华西村的“贫下中农”战天斗地，成为一个“农业学大寨”典范。

大约是1994年，我第一次去华西村，有幸受到了吴仁宝书记的接待。那天，他十分耐心细致地为我们讲解华西村的奋斗史。特别有意思的是，吴书记一口浓重乡音，外人完全听不懂，他有个高挑漂亮的孙女跟在身旁，一句跟一句十分熟练地把爷爷的话翻译成普通话，看样子这些话已经翻译无数遍了。爷孙俩的双簧不时引来听众会心的笑声。

几年后，我们在华西村召开了一场研讨农村集体经济道路的学术会议，会议自然得到了华西村的资助。此时很有名气的华西金塔已经落成，我们的会议就在金塔里举行。吴仁宝书记也是会议的参与者，他周到热情地招呼大家，恪尽地主之谊。

记得他专门谈了我们所在的“华西金塔”，他说金塔落成后招来了不少议论，说这幢建筑不土不洋、不古不今。吴书记说，这就对了，中国特色、中国道路就是这个样子的。当年的记忆还很清晰，吴书记站在金塔顶楼的平台上指点脚下的华西村民居住的漂亮的连排别墅群。他还特意谈到因江南多雨，村中建有总长达10公里的雨廊。可惜当我第三次来这里的时候，吴书记已经不在了。

吴仁宝书记资料图（图/东方IC）

这一次来华西村前，有消息称华西村上市公司高负债，引起了我们对华西村经济状况的关注。

为了更真切了解中国，了解一个不经装饰、素面朝天的中国，我们在走读运河路上采取了一种“三无模式”，即无接待、无陪同、无身份的访问。

以往的考察、调研总会有不同程度的陪同，当地接待部门和干部介绍情况，陪同参加座谈会、访谈等等。这样有当地机构与干部介绍、陪同的方式肯定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调研的真实性，因为调研、访谈对象会因当地干部的当事人身份而心生顾虑，会按“政治正确性”提供“社会赞许性”的标准答案。

另外，根据我们的经验，即使没有陪同，调研者的官方身份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政治正确性”及“社会赞许性”应答模式的开启。因此，我们在走读运河路上从不与当地党政机关的联系通报，完全以民间人士身份进行所有调研走访活动。

味道变了

来到华西村，因没有任何事先的联系和通报，自然按当地规矩被引到华西村旅游接待处。

在接待处有一个长长的单子介绍村中种类繁多、别出心裁的各式游览项目。一位热心的女导游详细地向我们一一介绍，她指着村后小山向我们力荐“山上游”。顺她手指方向看去，村后小山上竟有座颇有些像天安门的建筑。她甚至还建议乘直升飞机鸟瞰华西村全景，真让人哭笑不得。

我们客气地对导游说还是上上“金塔”看看华西的村容村貌吧。我们谢绝了诸多游览项目让导游略失望，但她还是很礼貌专业地给我们介绍华西村的今昔。尽管那些内容很熟悉，但我们还是很钦佩导游的敬业精神，认真地听她讲解。

不一会儿我们便来到了“金塔”，没想到上电梯时遇到了麻烦。原来华西村游览项目是“园中园”模式，就像北京的颐和园除去进大门要购票，里面的德和园（大戏台）、佛香阁等还要单买票。我们上“金塔”时，同来的三位司机也想一起上去看看，但被开电梯的小姑娘拦住说他们没买票。我们说等从楼上下来再补票并一再请她放心，可是小姑娘执意不肯，坚持不见门票决不放人上电梯，我们一群人站在不大的电梯里看他们交涉十分尴尬。

华西金塔资料图（图/东方IC）

一时间我气上心头又无法发作，只好对司机们说：“你们走吧，走吧！有什么好看的？！”硬是把他们给“轰走了”。

上到“金塔”顶层，一股浓浓的商业气息扑面而来。五花八门的卖纪念品的、起名的、写藏头诗的各式柜台把不大空间挤得满满的，营业员们卖力地推销，屋里相当嘈杂。

华西金塔资料图（图/东方IC）

这是我第二次上金塔，从金塔看下去，华西新村尽收眼底。前一次来金塔，吴仁宝书记兴致勃勃地带着我们在顶层平台上走了一圈，讲华西村的奋斗史，讲华西人的精神，讲华西的未来，一切都恍如昨日。再来华西，再上金塔，味道真的是变了。

“集体经济”之惑

联想到来之前坊间盛传华西上市公司的负债率问题，看来华西村资金困难一事确非空穴来风。与我同来的朋友中正好有一位著名的民营企业家，我们回去的路上聊了一路。他作为一个大企业家对公司治理、企业文化了如指掌，其中三味体验多多。

改革开放以来涌现出来的明星村，除了华西村，其他出名的还有如：河南的南街村、山东的南山村、浙江的滕头村、北京的留民营以及我们走读运河路上访问过的天津的大邱庄、西双塘等等，它们都是以发展第二乃至第三产业致富扬名的。

这些所谓的明星村，其实都是成功的企业，它们是一种保有集体分配和公共生活方式的企业。它们从原来农村集体经济及村庄的基础上转向市场经济发展起来，冠之以“村”只是过去名称的沿用。

既然是企业，它们的组织结构、运行机制以及分配制度、企业文化本质上都要符合和遵循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规律及其要求。但这些明星村之所以成为被社会舆论格外关注的“明星”，恰恰是因为它们宣称的“集体经济”和“共同富裕”。

总体市场经济条件下，会有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乃至幸存下来的“集体经济”吗？它们真的会像自然界里的大熊猫那样的远古生物经历了冰川期而幸存下来吗？

与我同来的企业家谈了他的看法。他说：“怎么可能呢？！你想想，华西村原来300多户人家都是“集体经济”的原始股东，按一家一户表决能做什么事呢？！实际上，除了形式上的“股东大会”之外，华西村企业的决策权一定是掌握在村以及企业的领导班子手上。这和其他任何企业不会有什么区别。”

想想也是，人人负责必然是无人负责。可是现实中的企业怎么可能无人负责呢？！结果当然是该谁负责自然就由谁负责呗！关键是权力究竟掌握在谁们的手里。

明星村的奥妙

多年来，作为一个专业人士，我当然不能忽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依然保留了集体经济元素和共同富裕理想的那些“明星村”。说起来，还是我的老领导李铁映院长要求我关注这类问题的。

记得刚调到社科院没多久，忽然接到院里电话，说李院长在山东龙口的南山村召开一个会议要我参加。那还是第一次听说山东的南山村，真是孤陋寡闻了！赶到南山一看才知道院里来了不少大牌学者，会议主题是研讨南山集体经济和共同富裕模式。铁映院长还特意提醒我说，研究中国不要总呆在北京，政治学所应该多到这里来。

前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李铁映资料图

从那以后，我一直记着铁映院长的要求和嘱咐，开始关注和研究这类“明星村”。10多年下来，我大概也跑了十来个这样的村庄，甚至还给自己设立了个课题，叫“新村研究”。

当代中国所有这些所谓“新村”，都是源于毛泽东时代的集体经济，或曰具有毛泽东时代的遗传基因。那么毛泽东时代又是什么呢？当年响彻云霄的一个口号“斗私批修”最能概括毛泽东时代的社会生活本质和社会管理的要义。

所谓“斗私”，就是人不能有私心，不能自私，全社会持续性地批判私有观念和行为。那时人们经常要反省和检点自己的行为是否犯了“私心”。“批修”，即批判“修正主义”。批判“修正主义”是什么意思？其实就是要求人们过一种简朴的生活，当然前提是平均主义分配，以抑制因个人需求而引发的物质利益争夺。

在当时社会生产水平低下的情况下，建设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通过维持低水平基本生活需求，实现生产与积累的最大化，这种“斗私批修”模式也不失为一种发展策略。

但实践表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模式难于长时期实行，邓小平用了“两个不行”点出了“斗私批修”模式的死穴—— “少数人可以，多数人不行；短时间可以，时间长了不行”。毛泽东时代经济每况愈下，惰风四起，到了“文革”时期最严重的时候，像苏南这古来的鱼米之乡、富裕之地竟然吃不饱饭，搞得百业凋敝！迫不得已走上了改革开放之路。

毛主席语录画：要斗私批修

但是，华西村、刘庄、南山村等，包括我们走过的西双塘，在改革开放年代仍保持了集体经济并且迅速富裕起来了的这些“明星村”，究竟靠什么秘诀做到了以前未能做到的事情呢？这些年这样村走多了，逐渐地悟出了其中的奥秘。其中也包括这华西村受到老吴书记的开导。

所有我走过的，观察研究过的“新村”的制度核心，套用前面“文革”时期的语言，可以概括为：斗私不批修。

“文革”时期的所谓“批修”，实际上就是要求人们抑制物质生活需求，那时谁穿了件新衣服，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一点，周围人们往往会半开玩笑地提醒说：小心哟！不要变“修”哟！ 改革开放后的华西村以及所有新村显然不会再延续过去的清心寡欲式的生活模式，而大力倡导和追求“富裕起来”的生活，由此带来了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一时间人人勤劳，个个争先，“猪往前拱鸡往后刨”，社会生产生活呈现出一派热气腾腾景象。

农忙季节吴仁宝为村民送饭

吴仁宝带领村民学习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公报

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部经验表明，经济迅速发展，财富迅速增加，一定会带来人群的分化以及由此进一步导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与纷争。如果是这样的话，当然就不会有这些倍受瞩目的新村、明星村了。

明星村是怎样防止发展进程的分化与冲突呢？这里的关键就是继续“斗私”。

新时代条件下，实际上是“抑私”，即防止收入与物质财富不均衡地向居民个人和家庭集中。既要鼓励居民追求财富和富裕生活，又要防止财富的不均衡分配和居民间差距拉大，如何同时达到这相互冲突的两个目标呢？这就引出了所有新村的得以成长和维持的制度关键——控制个人分配与消费。应该说，控制分配与消费是中国当下所有“新村”之所以“能”的奥秘所在。

1994年，我第一次到华西村，记得吴仁宝书记亲口对我们讲，他说：“华西村已经富裕起来了，现在如果把华西村的财产变现，全村男女老少包括抱在怀里的娃娃，每人可以分得现金88万。你们想想这样多钱怎么能分呢？！”他言下之意是财产分到个人名下，好好的集体经济马上散了。我当时就想，书记说的对呀！江南赌风甚盛，过去我家里有个来自安徽的小时工常在我妈妈面前抹眼泪，她在北京辛辛苦苦挣的钱让家里游手好闲好赌的老公都输掉了。吴书记说，这钱一定要掌握在集体手里！

后来在长期观察中，我逐渐发现和明白了这些明星村维持“斗私不批修”，保持集体对个人资产控制的不同方式的制度安排。我发现，各路明星村个人资产控制的方式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华西村为代表的分配控制型，一类是南山村为代表的投资控制型。

资产控制两策略

华西村为代表的“分配控制”策略。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吴仁宝老书记创立了一种“二八开”和“一三三三”华西村分配方式。所谓“二八开”，是指企业完成集团公司年初制定的目标后超额盈利的部分，20%留在企业投入再生产，80%用作奖金分配；奖金分配遵循“一三三三”原则：10%奖给厂长，30%奖给厂经营班子，30%奖给职工，结余的30%留在企业作为公共积累。

与之相适应的，是建立相应的“股金”积累制度。华西村民的收入由“工资＋奖金＋福利”构成，奖金实际上并不发给职工，而作为股金投入企业，第二年开始按股分红。时间越久，股金分红越多。

华西村的这套分配制度的实质，就是人们概括的“少分配、多积累，少拿现金、多入股”的基本原则。通过这种特殊的分配制度，华西村把分配到个人手上的大量经济剩余又重新投入了生产，一来增加了积累和投资，二来更为重要的是控制了个人可支配财产的扩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收入差距扩大问题。

华西棉纺厂车间（图/东方IC）

南山村为代表的“投资控制”策略。

与华西村通过“分配—入股”方式控制实际分配的略为复杂管理策略相比，南山村将经济剩余直接转入投资的管理策略来得更加简单直白。从消费角度看，南山村在很大保持着集体生活方式，全部居民的生活消费由村企业全部供给，特别是老年人可以集体居住或部分时间免费生活在敬老院。当然村民的生活消费是在统一简朴标准之下的，北京的留民营也是这种方式。

与南山村简朴的生活水平与方式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南山的设施。

山东龙口的南山村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建筑了一座远近闻名的“南山大佛”著称。南山村以村南一座小山得名，2000年后发展起来的南山村斥巨资打造南山景区，景区以佛教文化为主题，随后建设南山大佛。出了南山村向南走不远就可以望见小山顶上一座突兀的大佛。这座大佛十分了得，高达38米多，坐落山顶更显雄伟。走近一看，这座青铜巨佛建造的精美绝伦，让人很难想象是出自农民与村庄之手，再过500年这绝对是个盖世文物、世界文化遗产。

南山大佛（图/东方IC）

南山的精美还远不止大佛，走去大佛的路上起伏的丘陵上是芳草如茵的高尔夫球场。南山村建有多个国际水准的高尔夫球场，吸引大批日本、韩国以及台湾地区，甚至东南亚国家的球友来此打球、度假。南山村居然还有一座非常漂亮的音乐厅，其设施、设备与装饰绝不输于北京、上海的那些最棒的音乐厅。

在南山，几天下来工厂、大佛、音乐厅、酒庄、国际学校以及村民的住宅、俱乐部、养老院走访一圈后，我忽然意识到：南山无论做什么，只要做就一定是最好的、最高档的。南山的带头人宋作文先生虽纳纳不善言，但他绝对打造出了一个精品南山，甚至极品南山。

然而，问题是南山为什么一定要这么做？慢慢的我终于悟道，南山这么做就是要把钱都花掉，要把钱主要用于集体投资而不能是个人分配及消费。这与华西吴仁宝的策略有异曲同工之妙。

“克里斯玛”探秘

人们关心新村现象，关心这类新村能否长期存在下去，代代相传。这也是我关心的问题。而问题的核心是当第一代创始人退去之后，这种管理模式、运营方式乃至企业文化能否延续。虽然是一个个的村庄，村庄领导阶层的交接和传承与我们研究的政治继承在道理上也有相通之处。这也是我作为政治学者关注于此的重要原因。

新村的继承有个普遍的现象就是子继父业。据我走过的这些新村，凡是有继承的无一例外都是儿子接班。华西村、南山村都是如此。更有意思的，北京的留民营，当老张书记退休后，他的儿子当时已是大兴县委组织部的副处级干部了。但留民营的继承问题实在解决不了，无奈之中，大兴县不得不把小张派回村里兼任书记。小张书记大概是行政级别最高的村支书了。

另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现象是，新村领导层的子继父业似乎都不如第一代老书记干得辉煌，至少没有出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现象。新书记无论个人魅力、工作能力以及实际业绩似乎逊于上一辈。像现在的华西就遇到了不小的困难，南山也遇到了不小的麻烦。这样的问题又把人们目光带回到老一代创业者身上。老一代创业者为什么如此成功、如此卓越？

在想到这个问题时，“克里斯玛”这个有些玄奥的字眼就会浮现于脑海。

克里斯玛（charisma）原为巫术中的一个概念，是巫术文化中某种特殊超自然的人格特质，它使人具有支配力量，而被支配者就会产生对它完全效忠和献身的情感。《新约·哥林多后书》中就有这样的描述，摩西、耶稣都是这种具有非凡号召力的天才人物。

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年代，那些大大小小的明星村、新村的带头人虽事业格局不是很大，但他们似乎都是具有克里斯玛人格的乡村领袖。在华西，在吴仁宝先生身上，我似乎明白了“克里斯玛”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再一次登上华西金塔，再一次鸟瞰华西新村，与十几年前相比最大的变化是，在华西新村也就是吴仁宝先生给我们指点过的建成上世纪90年代的那一代华西村民居住的连拍别墅式的住宅群的西侧，又出现了小一片宽大漂亮的别墅群。我们问讲解员，这片别墅是干什么用的？讲解员回答是：集团领导和高管们住的。我马上想起以前来华西时专门去看的吴仁宝先生住房。

华西成名很早，1970年代就是集体经济的典范。华西村共建了三代“新农村”，即1960—1970年代、1980年代，直至1990年代也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连排别墅式的村民住宅。但是，当全体村民包括吴仁宝先生的儿子们都住进“新农村”后，吴先生和老伴儿居然依然还住在建于1970年代的老平房之中。

抚今追昔，我一下子理解了究竟什么是“克里斯玛”。吴仁宝就是华西的“克里斯玛”。看来，克里斯玛至少具备两个特质：

第一，克里斯玛是创业者，是事业的领路人。以吴仁宝而论，华西村的崛起，华西经历的风风雨雨都是吴仁宝带领着华西人一路走来的，吴仁宝是他们的领路人，是担当者，是华西人遮风挡雨的墙。一句话，吴仁宝是华西事业、华西人民美好富裕生活的缔造者。这是吴仁宝威信的第一个来源。

第二，克里斯玛是奉献者。如果创造了事业和生活之后，创立者独享成果，他的威信就会消失，而克里斯玛的神奇就在于，当他创造了一切之后，他把一切给予了他人，给予了人民，而他依然故我，甘之如饴。这是克里斯玛之所以为克里斯玛真正的奥秘！他含辛茹苦、栉风沐雨，带领人民走过困难，牺牲付出，然后丝毫不取，两袖清风。这在中国文化中就是至圣之人啊！在西方文化中，就是耶稣，就是基督啊！吴仁宝就是华西村的圣人，华西的耶稣，只要他一直仍然住老旧的1970年代的“新农村”的房子里，他就是！

华西有许多管理制度、体制机制，但发挥根本作用的是吴仁宝，是克里斯玛。华西人说到底是相信吴仁宝的，一切制度、体制机制，一切得到执行的政策措施，归根结底源于大家对吴仁宝的信任。这就是克里斯玛的作用。

吴仁宝们的继承者什么都可以继承，就是继承不了“克里斯玛”。因为，他们不是缔造者，他们的头上没有创业者的神奇光环。他们甚至也很难成为奉献者。

即使现在华西村的当家人吴协恩书记搬回他父亲的老房子，作秀的嫌疑不说，华西村作为一个现代企业集团，其高管阶层是聘请来的专业管理团队。他们住在村西的高档别墅里，他们是按劳取酬、按效益拿钱的专业人士。他们不想也不可能去扮演什么“克里斯玛”。

一代传奇吴仁宝老书记走了，克里斯玛离我们远去了。华西之行让人惆怅，临走时，天边夕阳正红，一代人的梦想与神话正与夕阳一起归去，留下的是现代化，是一个现代化的华西。

什么是现代化？大概就是该怎办就怎办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