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省区市国企改革方案有望近期推出 透露多重信号

　　中国青年报记者发现，有15个省份明确提出了国有资本的集聚程度。其中，北京、甘肃、广西、河南等12省份均提出将80%的国有资本集中在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

　　另外，广东提出，省属国有资本70%以上集中到基础性、公共性、平台性、资源性、引领性等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天津提出，到2017年年底，90%的国有资本聚集到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浙江提出，通过3~5年的努力，国有资本在基础设施与民生保障、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等关键领域和优势产业的集中度达到90%以上。

　　与此同时，有近一半省份为国有资本证券化率设定了目标。

　　天津提出，到2017年年底，经营性国有资产证券化率达到40%。北京、甘肃、黑龙江、湖北提出，到2020年国有资本证券化率达到50%以上。江西和河南提出到2020年国有资本证券化率达到60%。浙江提出，通过3～5年的努力使“国有资产证券化率达到75%左右”。湖南提出到2020年国有资产证券化达到80%左右。重庆提出，通过3～5年的努力使“80%以上的竞争类国有企业国有资本实现证券化”。

　　对此，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肖毅敏认为，我国国有企业资产证券化过程较长，不同发展阶段、不同规模的企业的资产证券化率必然存在差异，各个地方提出的资产证券化率目标也会有所不同。比如，在中部几个省份里面，相对于湖南省国有资产的总规模来说，湖南国有企业的上市比例是比较高的。

　　肖毅敏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国有资产证券化对现阶段的国企改革意义重大。其既有利于国有资本股权的多元化，增加公共资本的产权约束能力；也可以增加国有资本的流动性，提升国有资本的配置效率和经营效率。此外，国有资产证券化还能扩大资金来源，提供一级市场直接融资的途径。

　　选聘市场化

　　健全现代企业制度也是地方国企改革方案中的重要内容。

　　在法人治理结构方面，22个省区市《意见》基本都提出建立健全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的现代公司制管理结构，确立法定代表人在公司治理中的中心地位。江西、重庆等部分省份还明确提出要提高外部董事比例，“探索现代企业制度与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职工民主管理有效融合的途径”。

　　在选人用人机制方面，地方国企改革方案普遍呈现市场化、去行政化的特点和趋势。中国青年报记者发现，在22省区市《意见》中，北京、广东等19个省份的方案明确提出要健全市场化的选人用人机制，尤其是在经理层加大市场化选聘力度。

　　其中，浙江等地还提出要建立企业领导人员流动和退出机制，山东、广东等地则提出以聘任制、任期制和经营目标责任制为主要内容，逐步对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实行契约化管理。提前迈出这一改革步伐的是广东，其改革方案提出，要在该省产权交易集团开展职业经理人制度试点，实现经营班子完全市场化选聘。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戚聿东分析道，国资委在董事会的试点属于公司治理层面，选聘职业经理人则属于国有企业内部管理制度改革。从目前的机制来说，国资委是国家的产权代表，它又将权力委托给董事会，由董事会再招聘职业经理人。

　　针对有些地方的国资委既管董事长又管总经理的情况，戚聿东认为，这些国企可能还没有建立董事会，还属于总经理负责制。但是，以后的趋势是国有企业全部都改为董事会制，总经理负责制逐步消亡。

　　字里行间的地方特色

　　尽管22省区市《意见》的主体框架大致相同，但在具体条文中，仍能在字里行间体现出地方特色。

　　例如，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对国有企业的对外发展有着更高要求。因此，上海专门辟出一个章节，鼓励企业立足本土融入全球，提高国际竞争力。并且，上海还通过完善境外投资合作国别指南和产业导向、简化投资合作核准手续、为企业人员赴境外开展投资合作项目提供便利机制，支持企业跨国经营。

　　其他省份的开放合作内容，则主要强调了自己的区位优势。例如，广西提出，要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珠江—西江经济带等开放开发平台建设中发挥骨干和引领作用；甘肃明确以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甘肃黄金段为契机；云南希望着力发挥云南在“一带一路”国家战略中的区位优势。

　　而受首都功能定位的影响，北京国企的改革目标也有特别要求。北京市副市长张工在对《北京日报》进行方案解读时，多次强调首都“四个中心”的战略定位。张工认为，全国科技中心是北京的定位之一，北京的国企更应强调在创新驱动的要求下寻求发展。

　　需要特别关注的是，黑龙江、山东、山西、四川等9省份，在《意见》中明确表示要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其中，黑龙江、辽宁等老工业基地，更是表示要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提供政策支持。黑龙江提出，通过股权转让收益等方式多渠道筹措资金，建立改革成本分担机制。辽宁表示，将会分类解决分离企业办社会职能、“壳企业”职工安置、厂办大集体、离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困难企业欠缴社会保险等历史遗留问题。

　　东北的国企有沉重的冗员和债务包袱，但戚聿东认为，许多国企通过分流、合并、重组、独立等措施，基本解决了历史遗留问题。剩下的大庆石油、鞍钢等特大企业，也有能力解决自身问题。

　　当然，即便如此，这些央企也应当按照改革的要求进行改制。戚聿东表示，各类型的服务公司、医院、学校，不是国企改革的事，是社会改革的事。各种服务公司也应该各归各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