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苦读书不懈学习中成长的大国总理李克强

 　　从当年的硕士论文到主政大省后的施政方略，李克强一直注重将学理分析与现实约束紧密贴合，找平衡，扩共识——这种务实的思路，对于断裂、失衡普遍存在且差异巨大的中国社会而言，虽然未必给人一时惊喜，却称得起持久的专业和负责的考验

　　1976年一个燠热憋闷的夏日，21岁的知青李克强回合肥探亲。此时他已在安徽凤阳大庙公社插队两年多，并已入党，当上了大队党支部书记。

　　大杂院一隅，恩师李诚先生正半跪式趴在一张小凉床前挥汗如雨地写作。自“文革”初起就被迫“赋闲”的李诚，打算写一部《中国历史地理概论》，“究其本意，是要说明中华文化是绵延不绝的，是必然要中兴的”。多年潜心书斋、不为外界风云变化而动容的李先生，讲到慷慨处，引述了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从李先生的眼神中，我竟然隐约地预感到这个动乱年代行将结束，中华文化繁荣的时代即将开始。”多年后，李克强在一篇追念师恩的文章中描述自己在那一时刻的感受。

　　李先生心愿未竟，第二年冰封正待消尽之时，悄然离世。此后不到一年，李克强已经佩上北京大学校徽，聆听法学泰斗龚祥瑞讲述法制道路和法治精神。

　　岁月的江流就这样突兀地涌入了“历史三峡”，身在其中，既有躬逢大观的幸运，也要耐得住颠簸冲撞，还要有瞭望方向的眼光。

　　2013年春天，少年时代已熟读《报任安书》、《出师表》的李克强，在57岁时接任大国总理。

　　“中华民族这一百多年来历经磨难，现在离民族复兴只有几步之遥，我们身上责任重大，必须往前走，必须勇于试，这是我们的责任所系。”他说。

　　“书生味道”

　　（导读）外界热衷于议论“第一位博士省长”的头衔，而李克强则如此总结北大师道对他的影响——崇尚真理，执著追求，无所谓个人的体面和尊严；以平常心态对待学术之争、相左主见；看重知识的分量、真才实学，而非虚幻的光环。

　　2011年8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克强来到港大陆佑堂，拜会94岁的“通儒”饶宗颐。

　　饶先生向李克强赠以画作，李克强拿出的礼物是一套故宫博物院监制的毛笔。

　　香港人士近距离接触后评价，李克强于自信中透露着“书生味道”，稳重、谦逊、温和，求知欲强烈。比如，听完香港房屋委员会工作人员对公屋的介绍后，他忽然问对方：“有没有更详细的资料？我带回去可以让有关部门研究。”

　　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曾“做过北大近十年学生”的李克强，尽管为人低调，酷爱读书却广为人知。

　　湖南出版人一清曾撰文回忆与“读书人李克强”一起“淘书”的经历。上世纪90年代，李克强任团中央第一书记时，曾找一清“淘书”，感兴趣的大多是文化类、札记类，尤其是中外哲学、法律和思辨类著作。

　　几个同龄人乐呵呵地笑着，一起去了古籍书社的库存室，好一顿细“淘”。李克强怕给出版社添麻烦，小心翼翼地翻找着，并且仔细地询问价格，声明要付钱才拿书。

　　一清开玩笑：大书记怎么像个老八路似的，还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呀？

　　“最终好像我们没有买走什么书，但大家非常快乐。毕竟淘书的过程，就是对书的甄鉴的过程。克强嘱咐，如果有什么好书，记得要打个招呼，大家共享才好。”

　　据说，李克强在河南、辽宁任职期间，几乎每次回京都不忘抽空逛书店，他阅读范围广泛，政治、经济、法律、管理、文化都有涉及，并颇有兴趣研读外国书籍。

　　李克强的读书生涯，起自童年时代的“探险”。而在幽昧之中为他燃灯烛照的，是“有实无名”的国学大家李诚。

　　李克强曾对人说，在他的童年记忆中，安徽合肥那所拥挤嘈杂的大杂院，唯一神圣之处是拥有一座藏书近万册的图书馆。两间北房，书拥四壁，昏暗而寂静，与喧闹的院落形成反差，有些神秘。

　　李诚先生是安徽省文史馆图书馆的管理人员，端坐桌前，手不释卷，日复一日。“当我是学童的时候，大约出于好奇，放学归来，曾有几次悄悄地溜进室内。”1997年刊发在《安徽日报》的追忆文章中，李克强谈及当年的“冒险”。

　　开始会被赶走，后来“李先生发现我只是在书橱边翻翻看看，并无越轨的举动，便允许我留在室内”。

　　这里本无一册儿童读物，许多又是线装书或旧版书，童年李克强虽不甚了了，却被那种书香四溢的氛围深深感染。

　　李克强的父亲李奉三曾做过安徽凤阳县县长，后任安徽省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常与李诚谈文论道，相互唱和，李克强多次目睹父辈长谈吟诵的情景。

　　“文革”开始，停课闹革命的浪潮波及小学。每晚9时，李先生热气氤氲的脚盆边，失学的李克强开始了他真正的启蒙。《史记》、《汉书》、《后汉书》、《资治通鉴》、《昭明文选》、《古文辞类纂》，还有唐诗，都是讲授内容。

　　即便是在二三十年后忆起，李克强对于当年李诚先生授业的情景仍然点滴在心：他“把脚放在一个不大的搪瓷盆中，不断有节奏地搓足，时而向盆中添上一点热水，时而用手揉脚板心上的涌泉穴。他做得不紧不慢，大约近一个钟点。就在这段时间里，他用平和的语调，时断时续地向我讲中国的国学，讲治学的方法，讲古今轶事……这种每天近一小时的讲解、谈论夹杂着议论，持续了近五年之久，几乎穿越了我的少年时代，但李先生的话似乎仍未讲完”。

 

　　对于读书人而言，师道、师格对人格气质的影响尤为深远。

　　李诚先生读书的品味高，追求“为学要像金字塔，又能广大又能高”的治学之道。

　　他喜欢要能“坐热板凳吃冷猪肉”的治学态度，不能总是躁动不安。

　　他认为，读书人眼界一定要开阔，要能看大场面，大观则大见，小观则小见。要读各种类型、各种观点的书。“以他的看法，只知一门学问，一种观点，无异于画地为牢。”

　　他为学严谨，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自己不懂的绝不讲。

　　在李克强的观察中，李诚先生埋首书斋，很少闲谈，不重衣食，表面看来是个纯粹的学者，但他并非是一个只为趣味而读书的人，在他内心深处，始终蕴藏着一种对国家、对民族的强烈责任感。

　　这种责任感对于中国知识分子而言犹如遗传基因，传续数千年，也时时闪现在少年李克强诵读的典籍中：“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走进北大，“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为尊者不骄，待愚者不矜”的学风，更是给李克强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之时，李克强曾撰文谈及师道：和季羡林先生一同开会，会上发言人离题，季先生就用手指在大腿部不停地滑动——利用散碎时间复习外语单词。

　　当时李克强正在翻译一部英国法律专著，就向季先生请教一个英语古词，季先生当即作答，告诉他“可以先这样译”，第二天又详尽地向他解释了这个词的来由和含义。

　　90 年代初，已在团中央任职的李克强在职攻读北大的经济学博士学位。北大对在职和在校博士生几乎同样要求，考试频频。为了考试，他甚至疲劳过度，大病一场。学校的政策是，考试可以延期，但不能免除。大病初愈后，他和许多比他小十来岁的“同窗”一起应考。“我也由此感受到，先生给学生们的机遇和挑战都是均等的。”

　　博士论文答辩前，导师给李克强开出一张评审人员的名单。按照规定，只要有十几位具有高级职称者参加评审即可。而导师开出的这张名单全是国内经济学界的大家，无疑是要使论文得到真实的评价，经得起各种检验。“就因为这张名单，我把论文又一次修改，将答辩的日期推迟了半年。”

　　外界热衷于议论“第一位博士省长”的头衔，而李克强则如此总结北大师道对他的影响——崇尚真理，执著追求，无所谓个人的体面和尊严；以平常心态对待学术之争、相左主见；看重知识的分量、真才实学，而非虚幻的光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