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夫妻两年入职300家公司骗工资,月收入超60万元
6月1日,据吉林省纪委监委消息: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王燕铭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已主动投案,目前正配合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据公开资料显示,王燕铭,男,汉族, 1959年9月出生,吉林敦化人,1978年6月参加工作,1985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职大学学历。
王燕铭早年是安图森林经营局农业基地知青。此后历任安图森林经营局制材厂工人、团总支书记,安图森林经营局团委干事、宣传部长,安图森林经营局办公室秘书(副科级),安图森林经营局史志办副主任、主编,安图县委组织部干事、调研室主任,安图县委组织员办公室副主任(正科级),延边州委组织部组织处干事、组织处副处长,延边州委组织部党政干部处处长等职。
2001年12月,王燕铭任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委组织部干部二、三处处长、助理调研员,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委组织部副部长,任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委组织部副部长兼组织员办公室主任(正处级)等职。
2008年1月,王燕铭任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委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2012年6月,任汪清县委书记。
2016年1月,王燕铭任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直至2020年1月退休。退休3年多后,主动投案。
值得注意的是, 这次吉林省纪委监委通报中出现了“配合审查调查”这一表述。在同类通报中,一般都是接受调查,而非配合调查。
据媒体报道,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十七条规定,有主动交代本人应当受到党纪处分的问题;能够配合核实审查工作,如实说明本人违纪违法事实的等情形之一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分。
此外,该表述虽然少见,但并非首次出现。
2022年3月,原中国铁路总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盛光祖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配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2019年5月,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党组副书记、理事会主任刘士余涉嫌违纪违法,主动投案,配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审查调查。
除中管干部外,在吉林省纪委监委发布的通报中也多次出现该表述。
今年4月,吉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吉林省宗教事务局)原副主任(原副局长)图门(包万忠)主动投案配合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2021年3月,吉林省白城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孟兆臣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已主动投案,配合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2020年9月,吉林省长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史长友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已自动投案,配合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除了和沈总是同乡,洪凯所表现出的业务能力也十分出众。
他手上上市公司的董监高资源,更是让沈总将2000万的项目承包给了洪凯。
就这样,洪凯以3万元底薪,20%提成被高薪录用,他带着另外8个销售一起加入了沈总的公司。顺利入职后,人事却发现,他们9人的社保迟迟无法缴纳。
对此,洪凯借口称自己当月的社保由上家公司缴纳完成,下个月再由目前所在公司缴纳。
沈总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他更关心的是洪凯的业绩。自打入职后,洪凯他们除了参加例会,从不打卡上班,但工作日志显示,他们每天都在跑客户。可即便如此,却迟迟没有客户签约。
两个多月过去,工资发了20多万,但他们承诺的业绩却迟迟没有兑现。
一张离职证明牵出
涉及数百人的“职业骗薪”团伙
随后,其中一个销售提供的一张离职证明,彻底暴露了这伙人的真面目。出具证明的,的确是他上一家入职的企业,但入职的时间段,却和在沈总公司的时间几乎完全重合。
自知被骗的沈总向浦东警方报案,一个涉及到数百人的“职业骗薪”团伙浮出水面。
实际上,这个洪凯仅是初中学历,当过中介和还卖过保险。
但就这两年,平均每月有10家左右的企业给他发工资,金额从几千到3万元不等,时长短的一个月,最长的半年。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调查取证和证据固定,警方认定这伙人和企业之间,绝不是普通的劳务纠纷,而是构成了诈骗犯罪!
探长 郁嘉华:从他的法律侵害性来说,最明显的,他其实是侵害了用工单位的财产权益。他的犯罪的故意,包括占有公司的薪资报酬的恶意很明显,那么我们进行了一个评判,绝对构成诈骗犯罪。
侦查员发现,因为大型企业都有较严格的背调制度,骗子们选择的受害公司,90%都是中小型金融公司,这些企业往往没有人力、物力对求职者进行背调。
在走访中,侦查员发现,直到人员离职,很多企业都没有意识自己被骗。
这家公司的老板向警方提供了一份在金融行业流传的黑名单,这份名单上,有260多个疑似骗薪者。
经过几个月的调查取证,今年3月8日,浦东警方会同经侦总队对已经查证的犯罪嫌疑人实施了抓捕,当晚,共有51人落网。
夫妻俩两年
入职公司超300家月工资超60万
在这伙人里,比洪凯作案更疯狂的是徐玲玲夫妇俩,作为“时间管理大师”,两人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入职的公司超过了300家。
毫不夸张地说,徐玲玲每天的生活,不是在面试,就是在去面试的路上。
导航记录清楚地还原了她的极限工作状态:
早上6点起床化妆,7点出门,8点到达A公司打卡签到,9点多她来到隔壁商务楼参加B和C公司的面试。下午1点,她横跨半个上海,参加D公司的例会,再去E公司办理离职手续。随后,她又去了F、G公司面试。晚上,她去各种酒会交际应酬,挖掘新的公司资源,到家已经是凌晨3点。
徐玲玲曾创下单月入职28家企业的行业记录,可以说,她几乎每天都在不同的公司领工资,夫妇俩仅月工资收入就超过了60万元。
由于徐玲玲选择的都是小规模金融公司,因此,当她拿出那份满是高净值客户的名单,大多数老板都舍不得放手。
一般情况下,头一个月还能蒙混过关,当老板开始催促,他们就会召集群众演员。
群众演员 杜阿姨:穿得蛮好的,就说我有多少资产什么的,那么人家老板一看很相信,你是有钱的。演一次几十块钱。
为了最大化薅取企业“羊毛”,这些头部骗子就开始发展下线,招募不同的层次相对较低的犯罪嫌疑人一同入职公司。
而这些犯罪嫌疑人则需要将工资的20%甚至更高的50%、70%返给徐玲玲夫妇。
因此,徐玲玲夫妇俩除了工资收入,提成也相当可观。正因如此,本来一个小范围的犯罪行为,被肆意扩张到上百人。
骗子们自以为有《劳动法》对于试用期员工的保护,拿捏住了部分企业的软肋。
正因如此,这起案件才能够潜伏两年之久。截止目前,警方已经核查的涉案金额超过了5000万元。这群骗子就像是癌细胞一样,吞噬着正常求职者的就职渠道,也导致企业的经营陷入恶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