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中国原子能科学事业创始人钱三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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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三强（1913.10.16—1992.6.28），原名钱秉穹，出生于浙江绍兴（原籍浙江湖州市），核物理学家，我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创始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36年从清华大学本科毕业；1937年到巴黎大学镭学研究所居里实验室攻读博士学位；1940年获得法国国家博士学位；1946年获得法国科学院亨利·德巴微物理学奖；1947年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导师；1948年回国担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1950年担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1951年接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1954年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学术秘书处秘书长；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56年担任第三机械工业部副部长（1958年2月11日改为第二机械工业部即“二机部”）；1978年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党组成员和副院长；1978年至1982年兼任浙江大学校长；1999年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钱三强用自己奉献的一生标注出中国核武器的转折点，他被誉为“中国原子弹之父”。他是“从牛到爱”的践行者、裂变之光的发现者、核能事业的开创者、赤诚纯粹的爱国者。在科学研究上的创新力，战略判断上的预见力，“两弹”研制上的领导力，道德品行上的感召力，社会发展上的影响力，充分说明钱三强是战略科学家的杰出典范，老一辈科技工作者的卓越代表，新一代科技工作者的光辉榜样。
家学渊源筑就人生底色钱三强出身于浙江湖州一个书香世家，父亲钱玄同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早年赴日留学，曾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钱三强本名秉穹，意为“秉性纯良，志存天穹”。他少年时代即随父在北京生活，就读于蔡元培任校长的孔德中学，这所学校非常开明，是一所与私塾完全不同的新式学校，学校除了抓德、智、体“三育”外，还重视美育、劳动、音乐。刚进入初中钱三强就成了班上篮球队的队员，他在篮球队中年龄排行第三且成绩出色，队员便送给他一个绰号“三强”。父亲钱玄同无意中得知，觉得“三强”两字不仅通俗易懂，而且寓意“品德强、身体强、学识强”。1926年后，“三强”两字便替代了“秉穹”。1930年，17岁的钱三强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32年，又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师从留美归来的叶企孙、吴有训、赵忠尧和萨本栋等著名教授。钱玄同于1933年手书“从牛到爱”，希望钱三强能发扬属牛的那股“牛劲”，像牛一般勤勉，向着牛顿和爱因斯坦的方向前进。“从牛到爱”这四字箴言成为钱三强的座右铭，时时刻刻鞭策着他。“从牛到爱”成为他终生行事的准则，也预示着他的人生发展轨迹：“铆足牛劲”刻苦钻研，“勇执牛耳”舍我其谁，甘当为民服务的“孺子牛”、为原子能事业奠基的“拓荒牛”、朴实无华的“老黄牛”。1936年，钱三强担任了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严济慈所长的助理。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本就患有高血压的钱玄同因忧愤国事而病情加重。家国罹难，钱三强准备放弃已经考取的赴法学习镭学的名额。父亲却教导他：一个男子汉近忧是应该的，但必须有远虑，中国现在没有先进的科学技术，你就要去法国学习最先进的技术。他鼓励钱三强抓住机遇，在当时物理学研究最尖端的镭学领域取得成绩，方能报效祖国。
青年才俊发现裂变之光钱三强登上了开往法国的轮船，也开启了自己探索裂变之光的旅程。在法国巴黎大学镭学研究所居里实验室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在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约里奥·居里夫妇的指导下，钱三强很快完成了博士论文《α粒子与质子的碰撞》，获得了博士学位。1946年春，钱三强与夫人何泽慧合作发现了铀核的三分裂和四分裂现象，并因此获法国科学院亨利·德巴微物理学奖。这一发现被认为是二战后核物理研究的重要成果，西方媒体用《中国的居里夫妇发现了原子核新分裂法》这样的标题予以报道。除了自己的论文研究工作以外，钱三强在实验室里总是主动承担各种额外工作，他的勤奋好学、善于钻研、乐于助人等优秀品质受到老师和同事的充分肯定。钱三强成为获得亨利·德巴微物理学奖金的第一位中国学者，并被聘为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导师。由于在学习和科研工作中表现出突出的科研能力和杰出的组织能力，约里奥·居里夫妇在对钱三强的评语中写道：他对科学事业满腔热忱，并且聪慧有创见。钱先生还是一位优秀的组织工作者，在精神、科学与技术方面，他具备研究机构的领导者所拥有的各种品德。那时，所有人都认定钱三强夫妇将会留在欧洲从事科学研究，但强烈的科学救国信念促使他们毅然放弃了国外优越的条件决定回国，为祖国的强盛贡献自己的力量。1948年，钱三强找到了中共驻欧洲的负责人，提出要求回国的心愿。钱三强后来解释了回国的动因：虽然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都是有祖国的。正因为祖国贫穷落后，才更需要科学工作者努力去改变她的面貌。1948年5月，钱三强夫妇抱着刚半岁的女儿，回到战乱中的祖国，开始了他为中国原子能科学事业奋斗的历程。
“两弹元勋”奠基核能事业钱三强为中国科学院的建立和新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奠基性贡献，他的组织工作对中国科学院而言犹如“制礼作乐”。他主张以苏联、法国科学院为雏形，设立中国自己的“国家科学院”。他参与起草的《建立人民科学院草案》，勾画了科学院的基本框架，为科学院的筹建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竺可桢评价钱三强：钱实为科学院最初组织时之灵魂也。从新中国成立起，钱三强便全身心地投入到原子能事业的开创工作。他在中国科学院担任了近代物理研究所（后改名原子能研究所）的副所长、所长。由于仪器设备奇缺，研究所成员只好骑着自行车大街小巷跑旧货摊、废品站找零件，自己制造仪器。钱三强于1954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在转正报告中写道：我要求党给我努力的机会，允许我转正，我保证今后向达到党员的标准努力奋斗。1955年，党中央决定发展本国核力量，钱三强负责制定原子能发展规划。1956年，主导核武器研究的第三机械工业部成立（后改为第二机械工业部即“二机部”），钱三强被任命为主管科研业务的副部长。1958年，钱三强领导建成中国第一个重水型原子反应堆、第一台回旋加速器以及一批重要的仪器设备，为我国进一步发展核科学技术奠定了基础。他还协助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建立起技术物理系、原子核物理系等，为中国核科学和核工业培养人才。1959年6月，苏联单方面终止中苏两国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撤走了全部专家。钱三强临危受命，担任了中国核弹研究技术上的总负责人、总设计师。钱三强以一个战略科学家的深邃眼光和洞察力很早就认识到原子能科学研究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性，并积极投入创建和发展中国原子能的科学事业中。他的科学预见性在氢弹研制过程中体现得更为充分。早在1960年6月，他就提出：氢弹是要以原子弹做引爆器，但它与原子弹有不同的原理和规律，与轻核聚变反应有关的理论问题，需要有人先作探索，宜早不宜迟。在研究原子弹的同时，他就组织了一批理论物理学家对热核反应机理进行了探索性研究，为氢弹研制作了理论准备，促成了中国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仅两年零八个月，就研制成功了氢弹。“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彭桓武认为：钱三强重视“预为谋”，即事先的计划和准备。
“为核聚才”只为国家利益钱三强为核聚才，有爱才之心、识才之眼、聚才之能、选才之法、用才之魄。他领导的原子能所有“满门忠烈”之誉。作为原子弹工程组织者和实施者，他从全国范围内调兵遣将，将最优秀的人才推荐到核武器研究所，举荐王淦昌、彭桓武担任原子能所副所长。为了找到能承担核武器爆炸力学工作的人，他专门拜访钱学森，请应用力学家郭永怀参加研究工作。在核武器研制攻关时期举荐朱光亚来担任李觉将军的助手。他又亲自找邓稼先谈话并任命其为理论部主任，邓稼先在后来的原子弹研制工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数百名科技精英在近代物理研究所聚集，包括实验物理学家赵忠尧、杨澄中、戴传曾等；理论物理学家邓稼先、朱洪元、王承书等；放射理论化学家杨承宗、肖伦等；计算机和真空器件专家夏培肃、范新弼等。据统计，从1959年起的6年中，原子能所共向全国输送科技人员914人，在被表彰的23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中，有15人由钱三强动员回国，其中7人由他直接推荐到核武器研制一线。钱三强推荐人才遵循的原则是把国家利益放在优先位置，以事业发展需要为重，注重在实践中考察人，着重考察人才的道德品质和工作能力，把最优秀、最合适的人才推荐到最恰当的岗位上去，勇于让年轻人脱颖而出。钱三强反复强调：舍得把最好、最顶用的人用到最需要、最关键的地方去，不分是你的还是我的。1993年，二机部原部长宋任穷对钱三强给予中肯评价：钱三强在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创建与发展中，有独特的贡献。在普及原子能知识，培养、推荐科技人才，建立综合性科技基地，引进和吸收外来技术，组织领导重大科技攻关和科技协作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起到了别人起不到的作用。
真诚纯粹尽显大家风范爱因斯坦在悼念玛丽·居里逝世一周年的讲话中，特别强调了创造才能对道德品质的依赖关系：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远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这个评价同样适合钱三强。周光召曾经这样评价钱三强：“熟悉钱先生的人，不会忘记他那宽阔的胸怀，勇挑重担的气魄，杰出的组织才能，甘为人梯的精神，谦逊朴实的作风，以及只求奉献不求索取的高风亮节。在钱先生身上，科学和道德达到了高度的统一。”为中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发展呕心沥血、鞠躬尽瘁，钱三强的事迹和品格是“两弹一星”精神的最佳注解。像很多科学大家一样，他们往往做人简单，做事认真，把时间和精力聚焦在他们心目中最有价值的科学事业上。他不承认自己是“中国原子弹之父”，而更愿意以“卵石”“沙粒”自居：我作为一个老科技工作者，能把自己化作卵石、化作沙粒，铺垫在千军万马去夺取胜利的征途上，而感到高兴、欣慰！同事们回忆起钱三强的感受是：看不出他是大科学家，他比普通人还普通。“学以致用，报效祖国”是钱三强毕生的追求。在战乱中献身科学事业，在祖国最需要的时候毅然归国。在攀登科学高峰的道路上，他深深的足迹印刻着对科学的坚定信仰和对祖国的无限热爱。他成就了自己，更成就了祖国，实现了自己“光明的中国，让我的生命为你燃烧”的报国宏愿。
原子弹之父钱三强，没入选两弹一星元勋名单，幸好有大佬说公道话
中小学教师,文化领域创作者1999年8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钱三强：中国原子弹之父》一文，文章认为：从研制原子弹、氢弹，到我国整个高能物理科学发展，钱三强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被誉为中国原子弹之父。这是对钱三强所做贡献的客观、权威的评价。半个多世纪前，钱三强放弃了海外的优越研究环境，回到了贫穷、落后的祖国，面对的是国内一片空白的原子能研究领域。回国前，很多人劝他不要浪费了自己的才华，毕竟科学无国界。但钱三强却说：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钱三强回国之后，全身心地投入原子能研究工作中，在研制原子弹和氢弹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功不可没，为新中国在原子能领域赶超英法等国提供了有力保障。很多人可能知道，钱三强做出的贡献虽然最终受到肯定，但过程却是曲折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钱三强的贡献被忽视，正如“两弹一星”精神那样：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以至于在1999年评选“两弹一星”元勋之时，最初的名单上竟然没有钱三强的名字。幸好，张劲夫为钱三强说了公道话。“两弹一星”元勋最初的名单上为何没有钱三强的名字？钱三强在两弹的研制过程中做出过哪些突出贡献，又遭受过哪些重大挫折？张劲夫是什么人，他为钱三强说了些什么？1913年10月16日，钱三强出生于浙江绍兴一个文人家庭。他的父亲钱玄同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鲁迅便是在他的邀请之下，在《新青年》上发表《狂人日记》等文章。生活在这样的家庭中，钱三强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1920年，7岁的钱三强入读蔡元培、马幼渔、沈尹默等人创办的孔德学校。中学毕业后，钱三强考入北京大学理科预科，对原子物理学产生了浓厚兴趣。1932年，钱三强考入了清华大学物理系。大学毕业后，钱三强先是到了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工作，之后参加了公费留法考试，获得了到巴黎学镭学的名额。1937年夏，钱三强抵达法国首都巴黎，师从著名的科学家夫妇———诺贝尔奖获得者伊莱娜·居里和弗莱德里克·约里奥。1940年，钱三强获得博士学位，并受伊莱娜·居里的邀请同时进行原子核物理和放射化学研究。1941年，钱三强出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5年后，钱三强与在清华大学时的同学何泽慧在巴黎结为伉俪，开始了共同的科学生涯。钱三强领导一个研究小组利用核乳胶研究裂变，经过反复实验和上万次的观测，发现三分裂和四分裂现象。这是一项诺贝尔物理学奖级别的伟大发现，钱三强夫妇名动世界科学界，并获得了法国科学院的物理学奖。当时的钱三强，作为世界物理学界冉冉升起的明星，在法国的发展势头可谓大好。不过，钱三强却无心留在法国，因为他始终不忘初心——出国学好本领，回国报效祖国。当时的中国饱受战争之苦，尖端的原子能领域可以说是一片空白。法国的同事们都劝钱三强，哪里能够发挥自己的才能，哪里就是理想的居所，科学无国界。但钱三强却斩钉截铁地说：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却有自己的祖国！钱三强说：我们当年背井离乡、远涉重洋，到欧洲留学，目的就是为了学到先进的科学技术，好回去报效祖国。我们怎能改变自己的初衷呢……虽然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都是有祖国的。正因为祖国贫穷落后，才更需要科学工作者努力去改变她的面貌。1948年夏天，钱三强与何泽慧带着半岁大的女儿一同回国。回国后，钱三强拒绝南京方面的挽留，接受了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叶企孙和周培源教授的邀请，前往清华大学物理系担任教授，同时与何泽慧、彭桓武积极组建北平研究院原子学研究所。1949年3月，郭沫若率团赴欧出席世界拥护和平大会。先期进京主持工作的李维汉，在怀仁堂专门约见钱三强，表示中央对原子核科学研究的重视，希望钱三强能好好筹划。根据钱三强的建议，在当时财政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中央拨出5万美元，由钱三强带到国外购买核科学急需的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新中国成立后，钱三强积极参加中国科学院的组建和调整工作，先后主持中国科学院计划局和近代物理研究所的工作，并多次带队去国外参观、学习，对中国科学院的工作和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当时，我国的经济形势好转，但夹在两大阵营对峙之中，并且受到美国的核讹诈。毛泽东深知，在那个年代，要想不受别人欺负，不受别人威胁，不仅要有飞机、坦克，还要有原子弹。对此，毛泽东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研制核武器！1955年1月14日，周恩来亲自打电话请长钱三强、李四光到办公室，仔细询问了我国原子核科学研究的现状、人员、反应堆以及铀矿勘察状况。第二天，钱三强和李四光被请到丰泽园，参加专门讨论发展中国原子弹事业的会议。毛泽东落座前同钱三强、李四光握手，笑着说:今天我们这些人当小学生，就原子能问题请你们来上一课。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哲学观点:物质是无限可分的，质子、中子也应该是可分的。钱三强则从什么是原子、原子核、原子能讲起，还用自画的两张草图讲解了原子弹和氢弹的大体构造，并介绍了美、苏、英、法几个国家研制情况。1956年，国家成立主管原子能工作的工业部，宋任穷任部长，钱三强为唯一一个科学家出身的副部长，兼任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1958年，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改名为原子能研究所，钱三强仍兼任所长。原子弹研制工作正式启动后，钱三强主要负责的不是实际的研究工作，而是领导、组织、统筹工作，发挥的是战略科学家的作用。钱三强作为原子能研究所所长，广为吸引人才，很快聚集了一大批有能力、有理想、有奉献精神的专业人才，如邓稼先、王淦昌、彭桓武、朱光亚、周光召、于敏等，都是由钱三强点将到二机部的。二机部老部长宋任穷后来感慨地说:钱三强同志在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创建和发展中有独特的贡献，起到了别人起不了的作用。杨振宁则曾称赞，钱三强聘请邓稼先是真正有知人之明，能够与美国的格罗夫斯将军聘请奥本海默的功绩相媲美。此外，朱光亚、彭桓武、王淦昌、程开甲、周光召等“两弹一星元勋”也都是钱三强邀请、推荐到二机部搞核武器研制的。比如于敏由钱三强亲自安排担任理论部副组长的，周光召由钱三强推荐到理论部担任副主任，彭桓武由钱三强推荐到核武所担任副所长。钱三强虽然没有参加很多两弹研究的具体工作，但却肩负为底下的科学家们“出题”的重任。那么大一个工程，如果没有人把控全局，分清各个工程的轻重缓急，合理分配攻关任务，那么绝对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完成。事实上，钱三强不仅能出好题目，还亲自带领科学家们进行重大项目攻关。比如建造原子反应堆、研究点火装置、研究分离膜、研究真空阀门等等，钱三强都能凭借自己的科研经验为底下的研究人员指明方向。在钱三强和众多科学家的共同努力下，我国第一座原子能反应堆于1958年建成。3年后，钱三强将从法国带回来的放射性废渣原料交给了王方定小组，王方定小组经过200多次实验，终于解决了点火装置问题。然而，当我国第一颗原子弹顺利升空之时，钱三强已经被迫离开了领导队伍。其中原因比较复杂，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钱三强身上的“书生气”。钱三强是二机部的副部长，也是整个领导班子中唯一一个懂原子弹的核科学家。当时的钱三强当时不过40出头，与他共事的大多是战功卓著的军人。而钱三强向来实事求是、直来直去，处事不够圆滑，不少领导都觉得钱三强尾巴翘得太高。在原子弹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试爆提上议程之时，钱三强意识到研究工作遭受了不少阻碍，其中有些来源于管理人员。因此，钱三强在一次会议上说：聂帅说他要当科学家的后勤部长。但我们有些支部书记不是这样。他们不积极帮助科学家解决困难，只知道看档案、搞运动，实际上是起了阻碍作用。钱三强这番话一传出去，顿时引起了非常大的轰动，招来了非常多的批评。钱三强主动做了检讨，承认自己的话过于片面。但是，越来越多的非议扑面而来，甚至有人认为钱三强一直跟国外有联系，不利于保密。事情越闹越大，周恩来委派聂荣臻到二机部传达他的意见。聂荣臻到了二机部后，痛心地说道：你们连钱三强都不相信，还能相信谁？在周恩来和聂荣臻的关心下，钱三强得到了保护，但仍渐渐淡出了领导团队。当原子弹升空之后举办的庆功宴上，也没有出现钱三强的身影。之后，钱三强虽然一直在参加科研工作，继续为我国的科研事业贡献力量，但他和许多研究两弹一星的科学家一样，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比起其他的科学家，钱三强这位曾经的主帅因为在最后关头淡出领导团队，甚至比其他科学家要更加默默无闻。1999年5月5日，张劲夫发表《请历史记住他们——关于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的回忆》一文，提醒人们记住为“两弹一星”事业做出伟大贡献的科学家们。张劲夫在文章中写道：五六十年代，新中国成立不久，中国的工业化正在开展，我们的国力不强，科研力量不强，条件很艰苦，是真正的白手起家，是真正的创业。可是，我们有党的坚强领导，有中央的正确方针、政策，我们靠的是一批从国外回来的有高度爱国心的科学家，又靠他们带出一批年轻的科学家，他们靠的是一种崇高的精神，一种为了祖国富强而献身的精神，他们是“两弹一星”的真正功臣……我作为我国研制“两弹一星”的历史见证人之一，我能够在这里提到的人必是挂一漏万。我提议，让我们一起对为中国的“两弹一星”事业做出贡献的所有科学家、科研人员、工程技术人员、管理工作者、工人和解放军指战员致敬！向为了这一伟大事业而献身的同志表示深切的怀念与哀悼！聂荣臻的女儿聂力读完这篇文章之后，建议为“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科学家颁奖授勋，表彰他们的突出事迹。聂力的建议得到了采纳，“两弹一星”元勋的评选活动迅速启动。经过两个多月的遴选，名单初步敲定。之后，评选委员会召开一次会议对初步名单进行讨论。张劲夫作为研制“两弹一星”工程时期中科院的负责人，中顾委常委，国务委员，应邀参加会议。张劲夫仔细看了名单，却没有发现钱三强的名字。对此，张劲夫感极为不妥。作为中科院当年的负责人，张劲夫对钱三强做出的贡献一清二楚。在《请历史记住他们——关于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的回忆》中，张劲夫便写道：我们研制原子弹和氢弹，三强起了重要作用，功不可没……原子弹爆炸以后还要搞氢弹，而中国从原子弹到氢弹只用了两年零八个月。这个科研理论方案和课题是三强很早就提出来的。有人总认为三强自己没有参加具体的研究工作，我则认为如果没有他做学术组织工作，如果不是他十分内行地及早提出这些方案与课题，你怎么赶上和超过别人。他早就出了题目，我们早就动手了，早就把方案搞出来了……钱三强和中国科学院其他领导裴丽生、秦力生和谷雨等一起亲自率领工作组到东北、上海等地安排落实任务，广泛调动中国科学院的力量，在铀矿评价、采选、铀化学化工、铀同位素分离、扩散分离膜的研制及高效炸药等方面组织联合攻关，使许多关键问题得到解决，终于使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在1964年10月16日爆炸成功。然而，“两弹一星”元勋名单上却没有钱三强。对此，张劲夫在会上动情地说：我要为三强说句公道话，三强功不可没啊，这份名单没有他实在是极大的缺憾！最后，评选小组听取了张劲夫的意见，在名单上加上了钱三强的名字。1999年9月18日，国家隆重表彰为“两弹一星”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国宝级科学家，并授予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陈能宽、杨嘉墀、周光召、钱学森、屠守锷、黄纬禄、程开甲、彭桓武“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追授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