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麻阳县滕兴善：一位被寃杀的青年农民

 　　寒冬腊月，山东一处村落，一个被拐的女人正蹲坐在门前小院，紧锁的院门令她望不到回家的路。而此时此刻，千里之外的某一个行刑场，响起了一声冷峻枪响。她不经意地倒吸了一口凉气，天空突然飘起了雪花，若隐若现中，有一朵分明是血色的。

　　一

　　1987年4月27日清早，湖南省西部麻阳县派出所接到报案，一个老人在马兰洲附近的河边发现一个装有一条人腿的塑料编织袋。派出所的民警马上赶达现场，经询问得知，这个编织袋原先是漂浮在河上的，老人好奇，所以打捞了上来。

　　不稍多久，县公安刑警队的勘查人员也到达现场，一番搜索后，又在河边找到了被肢解的其余六个尸块，法医判断死者是一名女性青年。

　　这桩作案手法令人发指，极其残忍，重大恶性的杀人碎尸案震惊了当地居民，周边治安陷入人心惶惶的恐怖气氛。上级领导高度重视，下死命令要求麻阳县当局限期一个月内破案。于是，一个由局长挂帅，刑警队主办的专案组就此成立。

　　经初步分析讨论，专案组认为本案“情杀”的可能性较大，当下应从两个方面开始着手调查，其一是特别调查那些有“不正当两性关系”的人；其二是了解周边失踪人员的情况，以求查明死者的身份。

　　麻阳县公安局只有一辆吉普车，侦查人员外出调查访问只能靠步行、骑自行车或者坐公交的方式，进度上不可谓不迟钝缓慢，但经过一周的调查，专案组还是了解到了一些有用的信息：

　　①发现尸块的地点在马兰洲河边，但在马兰洲上游的漫水渡口，有船工说看见过漂浮的尸块。

　　②马兰村的一个村民曾在一天夜晚听见马兰洲传来女人凄惨的呼救声音。

　　③根据群众举报，圈出了几个“乱搞两性关系”的人。

　　④在失踪人口中，有两人主动报案，上报了两名疑似被害的失踪女性。

　　专案组排除了线索①和③的价值，前者因为侦查人员到上游巡查并未发现尸块来源，后者因为女方都健在。线索②提到的地点，因为近期下过大雨，未能发现可疑的痕迹，但是结合“凄惨的呼救声”和“尸块发现地点”都指向同一个地方，专案组判断马兰洲便是“杀人抛尸”的现场。

　　至于线索④，其一报案者为一个母亲，称自己女儿交了一个男朋友后失踪逾一月，恐已被害。侦查人员发现其女儿的外貌特征与本案死者相似，但法医鉴定死者的血型是A型，失踪女性的血型为O型，故予以排除。

　　其二报案者是一个广场旅社的刘姓经理，一见到侦查人员，刘经理就递来了两根香烟，又周到地挪来两把椅子，沏了一壶茶，好一阵功夫，侦查人员才与他攀谈起来。

　　据了解得知，刘经理上报的失踪女性叫“杨六妹”，曾在他所经营的广场旅社当过服务员。杨六妹来自贵州省松桃县，家里姐妹七个，她排行第六。她的五姐曾在广场旅社当服务员，她就是通过五姐的介绍，在今年春节过后，来到麻阳县广场旅社打工的，但她的五姐早已在去年10月辞职回乡，所以对妹妹的失踪显然不知情。

　　言谈间，侦查人员感受到这位三十来岁的中年男人相当老练圆滑。

　　“她在你这儿打工，你连她叫什么名儿都不知道？”侦查人员问。

　　“外地人来打工，都是随便报个名就行了，有人报真名，有人报小名，大家都是随便叫。她排第六，顺口就叫她“杨六妹”了。”刘经理说的是实在话，当时农村居民还没有发放身份证，名字都是乱报，没人会在真实姓名上问个较真。

　　“你是什么时候发现她不见的？”

　　“大概一个月前吧，招呼都不打一声就不来上班了。”刘经理无奈地笑了笑。

　　“那怎么当时不报案？”

　　“这些外乡妹子来打工都不踏实，说走就走，也不会吱一声，都是很常见的事。我起初也没在意，最近听说河边死了人，才想起这六妹有一个月没来怕不是出事了，就打了局子的电话。”

　　接着，刘经理又向侦查人员描述了一些关于“杨六妹”的外貌特征，侦查人员认为与死者相像。

　　在讨论案情的时候，专案组成员大多数都认为死者就是刘经理口中的“杨六妹”。但实际上，死者尸体残缺不全，面部损伤严重，尸块更无任何衣物首饰辅助佐证，根本无法辨认，就连时下刑侦技术认为比较重要的血型比对也因缺乏“杨六妹”的毛发和血样而无法完成。

　　既然如此，专案组又是怎么得出“死者就是杨六妹”这样一个主观认定的？

　　不管如何，专案组仍然朝着这一条线索追查下去。侦查人员向贵州省松桃县公安局请求协查“杨六妹”这个人，但两天后，对方告知“查无此人”。这个答复意味着来之不易的线索断了，或者也如侦查人员所怀疑的，刘经理在说谎，他把专案组耍了？

　　但通过对广场旅社员工以及周边居民的询问，侦查人员得知确有“杨六妹”这个人。在大家印象中，“杨六妹”长相不错，但交友复杂，有时大晚上还会跟男人出去，此前刘经理也提到过这一点，但却不像其他人那样臆度“杨六妹”私生活不检点。

　　尽管刘经理没有说谎，但侦查人员认为他在询问中说一些不说一些，或者有所略过一些信息。因为调查得知，“杨六妹”的五姐去年辞职回家时，就是刘经理送回去的，如此讲，刘经理去过“杨六妹”的家，可能于更早前就认识了“杨六妹”。

　　除此之外，“杨六妹”曾对人讲过，不想做服务员了，要去做药材生意，而恰恰刘经理除了承包广场旅社之外还兼做了一些药材生意。

　　奇怪的是，侦查人员获悉了这些情况后，并没有第一时间再次盘问刘经理，而是几个月之后，苦恼于侦查工作陷入泥泞毫无进展，才对刘经理展开第二次询问。刘承认侦查人员所掌握的信息，并提供了“杨六妹”的家庭地址。

　　过后，侦查人员对这位刘经理进行品格调查，认为刘品行端正，家庭和睦，没有作案动机，更没有与“杨六妹”单独交往的情况，故而排除了嫌疑。

　　1987年10月，侦查人员通过刘经理提供的精确地址，找到了“杨六妹”的家（贵州省松桃县瓦溪乡炉坪村），核实其真实姓名叫杨晓荣，又拿到了她的毛发样本。经鉴定，杨晓荣的血型为A型，与死者相同。这个大好消息让专案组久违地受到鼓舞，他们更加确信本案死者的身份就是杨晓荣。

　　然而，谁又是杨晓荣人际关系中最值得怀疑的人呢？案情分析会上，眼看着黑板上一个个可疑人物的名字被逐一擦除，侦查人员又陷入了冰冷的沉思。

 

 

　　二

　　经过六个月的苦苦侦查，虽然核实了死者的身份，但是因为侦查失误没有及时拿到杨晓荣的地址，导致案件原地打转延宕了几个月的时间，而更让专案组压力百上加斤的是，上级所下达的一个月内“限期破案令”早已成了一个不可完成的任务。但麻阳县公安局不敢有一丝懈怠，一度对该案的警力投入增加至地方总警力的一半，却收效显微。

　　尽管上级持续向麻阳县公安局施压，但案件却仍旧无可奈何地陷入了停滞不前的僵局。实际上，并不完全是专案组成员“酒囊饭袋不敷大用”，而是当下处于一个特殊的历史年代。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犯罪侦查都走“群众破案”路线，到了八十年代，才修正回“科学办案”路线，要把往日丢掉的办案技术重新捡起来学习。

　　“科学办案”的实现需要专门的犯罪侦查人才和指导犯罪侦查学的理论，但这一切在八十年代才刚刚起步，需要时间去培养和沉淀，不能立时见效。所以当时整个中国的刑侦技术和侦查人才实际上都处于一个很低的发展水平，更遑论一个偏远的麻阳县了。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可想而知专案组成员是一支犯罪侦查水平不高的队伍，在面对这种棘手缜密的罪案，又毫无实践经验的情况下，不免焦头烂额。但他们仍然支棱起来，摸爬滚打，边学边干，过程中一面查书一面请教专家，终于在一本《犯罪侦查学》教材中得到了启发：

　　“侦查无名尸体案件的方法”——“应根据尸块上呈现的痕迹，判断肢解工具，根据罪犯肢解尸体的手法，推测罪犯是否具有某种职业技能”。

　　专案组认为本案的肢解手法比较专业，罪犯是擅用刀者无疑，此类人有二者，一为操刀医生，二为屠夫。前者在麻阳县匮乏，后者倒是普遍，于是决定重点排查当地屠夫。

　　经过一段时间的摸排走访，侦查人员锁定了一位名叫滕兴善的屠夫。案情讨论会上，侦查人员罗列了嫌疑人的以下信息：

　　①39岁，苗族，小学文化，家住离案发地相近的马兰村，曾是军人，复员后为肉铺屠夫。

　　②性格粗鲁，喜饮酒，婆媳不和，常遵母命殴打妻子，于5年前离婚。

　　③独身生活，曾到过死者工作的地方广场旅社“找女人”，也曾把女人带回家过夜。

　　④面对穿着警服的侦查人员摸排，眼神躲闪，神情紧张，似有做贼心虚。

　　综合以上四点，专案组认为滕兴善具有重大嫌疑，当即拍板采取行动。

　　1987年12月6日，侦查人员在马兰村的肉铺里抓捕滕兴善，带回县公安局。给他办理的手续是收容审查（关押期限可长达3个月），而不是刑事拘留（不得超过10天）。

　　讯问室里，侦查员递了一杯水，不紧不慢说，“这次把你找来，主要查你私生活作风问题。老弟你就老实说在外头有没有女人。”

　　滕兴善如释重负，撩起双手说，“我虽然离婚了自己一个大老爷们儿，但一直很规矩。”

　　“噢？那怎么有人说你老在肉铺里讲你有个女人。”

　　“几个男人围在一起怎么不讲点儿婆娘事儿嘛，都是吹吹牛。”

　　“你不要蒙我，有人亲眼看见半夜有女人进你家。”

　　滕兴善登时不说话，侦查员又凑近问，“她叫什么名字？是个外地人？”

　　“是外地人，啥名不知道。”滕兴善支支吾吾承认了。

　　接下来滕兴善在好几个问题的回答上都说“不清楚”“不知道”。

　　侦查员的语气逐渐严肃，“去过广场旅社？”

　　“去过。”滕兴善感觉气氛越来越不对劲，开始有点胆怯。侦查员拿出一张杨晓荣的照片，放在白炽灯下，敲了两下桌面，“是她吗？”

　　滕兴善瞥了一眼，好久才说，“是吧。有点像。”顿时，侦查员面目狰狞，厉声让滕兴善交代杀人的事实。

　　滕兴善怔住了，连忙推翻前边说过的所有口供。他反复无常的态度更让侦查员坚信他有问题。不老实？想磨时间？侦查人员轮番奉陪，连续几天不眠不休的审讯下，滕兴善终于“认罪”了。

　　据其“交代”，他与一个叫“杨六妹”的贵州女孩有暧昧关系，4月下旬一个晚上发生关系后，怀疑杨离开时偷了枕头底下的钱，遂追出去将她拉扯住，杨大声呼救，他便将杨活活捂死。最后折返家中拿工具肢解抛尸。

　　取得认罪口供后，在侦查人员的拍照取证下，滕兴善回到自己家指认了一把刀，又到弟弟家指认了一把斧头。临走时，他冲家人大喊：“我没有杀人，我是冤枉的。”

　　历时八个月，此案宣告告破，上级发来贺电，局里也专门摆了两桌庆功酒。但侦查人员深知此案还没有结束，还差最重要的一环工作未完成。

 

 

 

　　图 | 本案主人公

 

 

 

　　三

　　“认罪口供”已经拿到了，接下来就得把证据补齐了。专案组认为本案最关键的一环就是对死者身份的认定，此前确定杨晓荣与死者血型相同只是定位一根粗枝大叶，并不能作为人身同一认定的结论。专家告诉侦查人员，颅骨复原技术和颅像重合技术可以用来确认无名尸体的身份，这算是较为先进的刑侦技术，时下中国还没有DNA检验这个高科技。

　　1988年1月23日，受托进行颅像重合与颅骨复原的213研究所出具了第97号鉴定书，对死者与杨晓荣照片的比对结果是“相貌特征相符”，只是“有些部位不太一致”。

　　这个结果让侦查人员纠结，“不太一致”——短短四个字，犹如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当务之急自然是要消除这几个字的疑虑。

　　除了鉴定书之外，研究所还寄来了一个根据颅骨制作出来的死者的复原石膏像，侦查人员便捧着石膏像再次来到杨晓荣的老家，让杨的几个姐姐进行辨认，她们仔细端详石膏像，一致给出很像六妹的证词。如此便推翻了“有些部位不太一致”的鉴定意见，侦查人员凯旋而归，认为手头上充分掌握了证明死者就是杨晓荣的证据。

　　由于本案中还需要证明滕兴善有肢解尸体的行为，那么鉴定滕兴善指认的作案工具——刀和斧头成了最后的收尾工作。虽然两者都没有检验出血迹，但斧头发现了一根附着的毛发，经检验血型为A型，与死者相同。后又经过痕迹比对鉴定，该斧头在实验样本上形成的砍痕与尸体肱骨上遗留的砍痕吻合一致。

　　至此，专案组认为所有证据弥补完毕，本案侦查可以终结了。但细细思考，这些把握十足的关键证据，仍存在一些含糊不清的漏洞：

　　①石膏像是一个模糊事物，而人的记忆也不是清晰的。杨家姐妹的证供是模糊事物比对模糊记忆的结果。

　　②斧头上的毛发并不能用血型比对证明是死者的。

　　③斧头形成的砍痕吻合一致，只能说明肢解工具用的是该类斧头产品。

　　但这些细枝末节的破绽似乎不足以撼动主要证据的地位。

　　1988年10月26日，滕兴善被检察院以故意杀人案提起公诉。开庭之前，检察官来看过他，法官也来看过他，他说了无数遍自己没有杀人，但是他们都只是劝他真心悔罪，争取宽大处理。他听说上边给他安排了律师，但同监室的人告诉他律师也是国家干部。滕兴善好像被泼了一盘冷水，嘴里微弱地喃喃道：“那么说他们都是站一起的。”

　　开庭那天，辩护律师只着重阐述滕兴善为国家服过兵役，表现良好，在本案中属激情杀人，力争免死量刑。在强有力的证据面前，律师认为做无罪辩护的意义已经不大。考虑到本案的恶性极大，结果几乎是毫无悬念的，但那一连串必须要走完的法律流程还是冷酷地折磨着滕兴善的内心，最终他惊愕地等来了死刑的判决。

 

 

 

 

 

　　四

　　尽管滕兴善一直喊冤，但没人相信他，除了她的前妻詹金花。她对前夫的性格人品很了解，知道他是一个孝顺父母，心地善良的老实人。唯一不好就是愚孝过度，他有时不得已听从母亲的话家暴，但也只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敲床板假打，演戏给婆婆看。可惜婆媳矛盾没能调解好，他在母亲的逼迫下提出协议离婚，但他们私底下一直保持联系，詹金花不时就会到前夫家过夜，她深信他不会做出伤天害理十恶不赦的事，更何况将人大卸八块。

　　听说滕兴善已经提出上诉，詹金花也不愿坐以待毙。她找到了一位做律师的滕家族兄，滕律师是一位年过半百的老律师，他痛斥老滕家出了一个“杀人犯”令家族蒙羞之余，又冷静告知，铁证如山面前，无罪辩护的空间很狭隘，翻案可能微乎其微。但詹金花一个置身事外的女子，为了前夫而声泪俱下，长跪不起，令他生出恻隐之心，滕律师答应尽人事一试。

　　经过半个月的走访调查，查阅案件卷宗，滕律师虽然没有找到有力的翻案证据，但对定罪证据却着实大吃一惊，他认为里头疑点重重：

　　①死者人身同一认定存疑，作案凶器鉴定存疑。

　　②尸检报告说死者颧骨骨折，说明遭钝器打击，滕的口供却说“用手捂死死者”。

　　③警方认定凶杀抛尸现场在河流下游的马兰洲，但在马兰洲上游的漫水渡口，船工却说见过漂浮的尸块。

　　④水文站出具证明：案发的4月下旬，雨水将可以到达作案现场（沙洲）的唯一一条小路淹没。但滕的口供却说“追杨晓荣至马兰洲上”，按说应该是坐船或者游过去才对。

　　除了对错漏百出的证供进行质疑，滕律师还对滕兴善的品格状况进行了民意调研，结果上百名当地村民替滕喊冤，并留下了签名。半个月之后，滕律师上交了《申诉状》，其中末语写到：

　　“希望中院冷静，高院认真，实事求是，为时也还不晚。反之，迁就中院，朱笔一点，冤杀者死不瞑目，办案者将依法追究，后果不堪设想——望三思。”

　　1989年1月19日，二审结果出来了，三天后，法官拿着裁定书来到监室向滕兴善宣读了噩耗：维持一审判决。

　　滕兴善扑通地瘫倒在地，发出凄厉嘶喊：“我没有杀人！我是冤枉的！”

　　这种场面司空见惯，法官没有一丝动容，递过去一支笔和红印泥，安慰说：“先签字按印吧，你的情况，我们回去会替你反映的。”

　　滕兴善握笔的手颤抖，歪歪斜斜地在宣判笔录上签了自己的名字，又按上一个巨大意义的红手印，这趟程序走完，他大汗淋漓。法官离开的背影是那样的深邃，他试图伸手挽留，一道铁栅门却“砰”地一声挡住了。

　　按说死刑立即执行的案件还需递交最高院复核，但当时处于一个特定的社会背景，最高院将部分死刑核准权下放给高级人民法院。这就使得死刑案件的二审是高级人民法院，复核的也是高级人民法院，那么复核程序就显得多余。由此可见，滕兴善的案件没有一丝回旋的余地。

　　1989年1月28日上午，滕兴善被押到行刑场，执行了枪决。

　　闻及消息，帮忙写《申诉状》的滕老律师泪洒前襟，他内疚地摘下老花眼镜，闭上眼为一条祭奠公义的生命而默默哀悼。

　　因为讳忌滕兴善是被枪毙的，滕家没有将他的尸体埋在自家坟地，而是埋在了远离祖先墓地的山里。滕的后事处理完后，其年迈的父母寝食不安，相继去世。

 

 

 

 

 

　　五

　　听闻杀害自己亲人的杀人犯已被枪毙，杨晓荣的父母姐妹均没有表现出悲喜交加，只觉得一件事情过去了，生活还得继续。穷困使得一家人的悲伤无法溢出，只有与杨晓荣关系亲切，曾介绍她去广场旅社工作的五姐悄悄地落下了眼泪。

　　短短几年过去，杨晓荣的名字除了在清明节的时候，已经不再被杨家人提起，如果不是在某一天收到一封诡异的来信，或许杨家人就此将这个老六遗忘掉。

　　1992年，一封从“山东省鱼台县周堂乡钱赵村”精确寄到“贵州省松桃县瓦溪乡炉坪村关子门组”的信令杨家人感到疑惑，因为信封上没有写寄信人的姓名，只写了收信人是熊佳诚（杨晓荣的母亲）。当把信拆开后，不识字的熊佳诚还不明所以，几个女儿却瞪大眼睛吓了一跳，只见信纸上歪歪扭扭写着几个字：“妈妈、五姐，我要回家。”署名是“杨晓荣”。

　　起初杨家确实手忙脚乱地胡乱拜神求平安，但冷静下来后，又觉得信上的字与老六的字迹别无二致，唯一可能就是老六还没死。为了印证这个想法，一家人决定派老五的丈夫张昌禄寻到寄信地址去。

　　1992年秋天，跨越上千公里，张昌禄果真在山东鱼台县周堂乡钱赵村的赵景游家见到了小姨子杨晓荣，活脱脱的一个大活人。听杨晓荣娓娓道来，张昌禄才知小姨子在1987年被人贩子以“做药材生意”的圈套拐卖来赵家，头几年一直被赵家限制与外界联络。

　　张昌禄问，“现在怎么办？能走吗？”

　　杨晓荣瞧了一眼身边的一对娃娃，说，“老赵家主要拿我生孩子，这一儿一女留在这儿，他们同意让我走。”

　　张昌禄点了点头，便返程回贵州报告情况，但中间兴许有些波折，到了1994年初，杨晓荣才回到了老家。

　　杨晓荣与父母姐妹久别重逢，顿时相看泪眼。当晚一家人围炉夜谈，彻夜言欢，讲到了六妹被拐后的遭遇，讲到了许多家里发生的事，当然也提到了那一个被枪毙的倒霉蛋。但不知谁说了一句“那毕竟是外人的事情”，杨晓荣便没有再追问，也没人再提起。

　　没多久杨晓荣结婚了，她开始了新生活。

　　由于当时的农村户籍管理混乱，主要靠村民自报，所以公安系统里没人知道她曾“死过”，也没人知道她又“复活”了。

　　直到这一年岁暮的冬天，广场旅社那位刘经理到贵州松桃县做生意，偶遇了杨晓荣的五姐。

　　杨五姐在和刘经理闲谈时提到了老六，刘经理发怵地耸了耸肩，说，“五姐，开玩笑不带这么吓人的。”

　　“是真的，我六妹还活着。”杨五姐提了提嗓门，刘经理这才惊觉不是在开玩笑，便说要去见见六妹。当杨五姐领他见到如假包换的杨晓荣时，刘经理为之一震，“出...出大事了，那杀猪的给瞎毙了。”

　　得知此事，刘经理急急忙忙回到了麻阳县，告知了滕兴善的大哥滕兴奔，却没想到滕兴奔的态度出奇的冷淡。

　　“人都死了，还翻什么？翻过来了，人也不能活，有啥意义。不说得搭一笔律师费进去，闹大了还惹 麻烦。”滕兴奔摆摆手，“老滕家已经一地鸡毛，经不起这事再折腾了。”

　　刘经理也不好相劝，言说以后要是需要帮忙可以找他。后来詹金花也知道了这事，滕兴奔好说歹说 让她带着孩子过点安生日子，不要生事，性格刚烈的詹金花心中忿忿不平，却也选择了忍气吞声。

　　兜兜转转，竟来到了有冤不敢伸的地步，任谁都不免一声叹息，难道这桩冤案就要一直沉寂下去？或许“正义从来不会缺席，只会迟到”这句话多少带点曙光，滕兴善的墓碑冥冥之中恭候着阳光洗礼的那一天。

　　2004年，已经过了漫漫十年，滕兴善的一对子女长大成人，滕家姐弟俩一直在“杀人犯”家属的阴影之下长大，无时不刻不被人仇视敌对，初中都没上就回家务农，后来走南闯北打工也遭人揭底辞退。某一天，他们抱怨怎么会有这样一个父亲时，詹金花才道出了滕兴善的冤案。姐弟俩泪流无言，释然了从小到大对父亲的怨恨，也扼碎了母亲那一颗怕事的心，他们决定要伸冤。

　　在姐弟俩的奔走努力下，这桩尘积多年的冤案被捅了出来。

　　2004年7月23日，湖南省人民检察院决定受理申诉。经过近一年的奔波，检察官收集了大量的翻案证据，其中已普及的DNA技术强力支持杨晓荣是熊佳诚的生物学女儿，二人之间存在亲子关系的概率高达99.9985%。

　　2005年6月13日，滕兴善改判无罪。

　　正义一旦迟到，悲剧便已酿成。从滕兴善被执行枪决的那一刻开始，司法就进入了一个漫长的纠正错误的过程。诚然，正义迟到总好过没到，每一次迟到的教训，都在警醒下一次的更加准时。

　　本案最遗憾的地方无疑在于开弓没有回头箭，死刑的局限性莫过于此。人命关天，慎之又慎，2007年1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所有案件的死刑核准权。司法进步的道路上没有鲜花，只有一个又一个支离破碎的家庭。

 

 

　　注：本文多个人物使用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