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造币厂800两黄金被盗案：盗贼当破案总指挥，近百人被诬陷遭批斗关押，19年后盗贼自已亮相

 　　上个世纪1959年至1961年，正值新中国建国以来最困难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多地颗粒无收。

 

　　以此为背景，国家决定用国际通用货币黄金白银，向国外购买粮食，岂料，竟有人丧尽天良，不但偷了这救命的黄金，还隐瞒了19年。

　　黄金被盗 总理震怒

 

　　1960年，始建于清光绪年间的沈阳六一五厂（现更名为沈阳造币厂）接到了一项重大且绝密的任务：冶炼从民间收集来的黄金白银，将其提炼成为纯度更高的金砖、银砖，用这些硬通货偿还苏联外债，并向国外购买百姓急需的粮食。

　　为避免消息走漏，该厂分别用100号、200号分别代称黄金、白银。按常理而言，既然承担了如此重大的任务，六一五厂理应加强安保措施才对。

　　但蹊跷的是就在1961年3月，一名厂治保模范、保卫科护厂员贾清吉却被厂领导没收枪支，发配到车间干活，原因是他在厂领导面前提出重大安全隐患——金银库大门用手轻轻一推就整个掉了下来。

　　1961年3月18日，六一五厂包装组组长郭家惠处理完一天的工作后来到包装组办公室西屋，这是一件由木箱板临时搭建的仓库，他每天都会来此清点当日包装完毕的产品。

　　这天，郭家惠清点完装着100好的小木箱之后，重点看了看垒在最上面那只木箱，这里面共装了四块金砖，这只木箱和其他的一样，木箱表面由铅封过后用铁线打了十字花形。

　　清点完毕后，郭家惠锁好门回到家，次日是星期天，郭家惠没有上班。

　　3月20日，工人高兴贵一脸惊慌地跑进郭家惠的办公室，“100号被盗了。”

　　此话一出，郭家惠脸色大变，快步来到西屋，垒在最上面的那只木箱被搬到了地上，箱盖被撬开十厘米宽的口子，其中两块金子已经不翼而飞。

　　而仓库木板间的壁墙已经被撬开了一个洞，很明显盗窃犯就是从这个洞里钻进来的。

　　两块金砖，八百两黄金被盗，此事非同小可，厂里当即报案，因案情重大，该案从沈阳上报到了中央，得知此事，周恩来总理和李先念副总理震怒，中央下严令彻查此事。

　　沈阳市公安局成立了破案指挥部。报案不到一个小时，几十名公安人员带着警犬来到了六一五厂。

　　公安人员直接住进厂里办案，六一五厂保卫科配合公安人员让厂里每一个人交待星期六晚上和星期日全天的行程。

　　在作案现场被破坏的情况下，刑侦人员使用科学仪器提取到了作案者的脚印，判断出是钉胶掌的39- 4号的手工棉鞋，此外还判断出拧断木箱上铁线的是用铁把的羊角锤拧断的。

　　就在案子有了线索，真相呼之欲出的时候，情况却直转直下。

　　由于厂里保卫工作配合不得力，侦破工作泄密，在作案现场发现的鞋印的特征，很快在厂里传开，厂里甚至让凡有家做棉鞋者全往厂里交，交上来的鞋成筐成筐地抬，还组织人将各家各户的锤子收了上来。

　　看似查案力度很大，实则却让作案者早早知晓消息，销毁证据。因此经公安机关多日查访，始终也没有查清，不久，破案指挥部撤销了，住在厂里的大批公安人员也走了。

 

　　案情扑朔 挖坟掘墓

 

　　在办案人员已经离开后，六一五厂成立了100号专案组长久调查黄金案。

　　在案情扑朔迷离，始终难以调查清楚的情况下，第一个发现黄金被盗的高兴贵和负责清点黄金的郭家惠就成了被怀疑的对象。

　　在郭家惠报案之后，他就被当成了监守自盗的怀疑分子，被叫到了厂长办公室被审问，之后郭家惠和高兴贵两人在厂里关押反省了三个月之久。

　　郭家惠还因“交代问题不老实”而被撤掉了包装组组长的职务，就连他预备党员的资格也被取消了。

　　即他们二人之后保卫科护厂员贾清吉成了第三个被怀疑的对象，贾清吉自年少起就在六一五厂工作，多年来养成了爱管事的习惯，每天背着一杆大枪在厂里巡视。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六一五厂在生产管理上有所松懈，甚至金银库大门的门板轻轻一推就掉了，为此，贾清吉多次当着厂领导的面疾呼，“厂里再不警惕，就要发生大事情。”

　　因为此事他得罪了厂领导，就在黄金失窃案发生前几天，贾清吉的枪被收走了，他从保卫科被分派到车间。

　　而六一五厂专案组也照此推论出贾清吉是为了报复领导盗取了八百两黄金，加之他熟悉厂内情况、体格健壮，因此成了被怀疑的重点对象。

　　贾清吉不但被发配到四川三线工作，他的档案上还加了一句“100号案件重大嫌疑分子。”

　　1963年“四清”运动开始后，贾清吉像犯人一样被押回到沈阳厂，等待他的却是不断地被审问，被调查。

　　1966年“四清”运动结束，贾清吉被发配到吉林的一个小山沟里干活。十年动荡中，他被召回厂内，而这一次等待他的是酷刑，贾清吉被打得皮开肉绽，多次昏迷。那天夜里，他爬了三个小时才爬完200米的路程才回到家。

　　第四个被重点怀疑的对象竟然是厂长李榆，黄金案后，他积极协助公安部门办案，后他因失职被降职，1963年李榆被调离六一五厂。

　　之后，厂里一些人认定他是“走资派”且是黄金失窃案的嫌疑人。

　　1968年8月，李榆被抓回厂，关进一间阴暗的小屋，被逼着承认是他偷了黄金。

　　李榆遍体鳞伤，心酸直至，他从十九岁参加革命，在战争年轻曾多次携带黄金到敌占区为部队购买物资。新中国建国初期，李榆在任成都造币厂厂长期间，每天晚上带着枪只身保卫金银库，而今，他却成了人人口中八百两黄金的盗窃犯。

　　见李榆不承认盗窃黄金，有人竟说李榆可能把金子藏到了他母亲的棺材里，于是，一众反革命分子竟然掘开了李榆母亲的墓，这群人本想借此立功，但一看到棺材内的景象，当场傻眼了，棺材里哪里有什么金子？只有一具干瘪的遗体。

　　在黄金案没有侦破时期，在六一五厂有数十名被无辜怀疑以至于遭到迫害的人，十九年过去了，他们比任何人都希望找到真凶，只有如此，他们的冤屈才能得以平反。

 

　　财迷心窍 真相大白

 

　　1980年4月15日早晨，一名中年女子走进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中华路营业部，在排队时她时不时摸向自己的腰部，而后略显慌乱地四下观望，等走到七号窗口前时，女子才低头小心翼翼地掀开衣服，从腰间取出一个布包，打开将其中的东西递给工作人员。

　　接过那东西，工作人员忍不住瞪大了眼睛，那是一块金灿灿的黄金，这块黄金足有3斤多重，纯度极高，美中不足的是，黄金有明显切割过的痕迹。

　　片刻后，工作人员对女子道：“你这块金子价值两万三千多元，这么多钱，不如你就存在银行吧。”

　　女子点头答应，拿出早已填好的银行储蓄表格，“给我开六个账户。”

　　见此，工作人员一愣，暗想这女子是早有准备啊，她一面从女子手里接过表格，一面向旁边的银行保卫干事使了个眼色。

　　待女子办完存款手续，银行保卫干事微笑着请她去办公室喝水，女子犹豫了一下，答应了。

　　就在女子走进办公室时，一名坐在银行角落的中年男子像是松了口气般站起身，含笑离开。男子走后不多时，四名警察推开了银行办公室的门，他们是在接到银行保卫干事的电话后赶过来的。

　　在警察的严厉盘问下，女子惊慌失措，很快便交代了一切情况。

　　四名警察带队的是沈阳市公安局和平分局副局长李广军，他立即与六一五 厂联系并驱车来到厂里。

　　下午五时，隐藏了19年的八百两黄金案宣告告破，令所有人大跌眼镜的是，盗窃犯竟然是六一五厂侦破八百两黄金案的总指挥关庆昌！

　　那名女子正是关庆昌的妻子黄淑珍。

　　公安人员在对关庆昌家进行搜查后，从衣箱底下垫箱子的两个大匣中搜出全部金块。

　　黄金案告破的喜讯一经传出，六一五厂的工人、干部奔走相告，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大家纷纷饮酒庆贺，工厂附近商店的酒被抢购一空。

　　6月4日厂内召开了平反大会，六一五厂为数十名因黄金案而遭受迫害的人恢复了名誉。

　　而在此之前，当听说盗窃犯是关庆昌时，李榆和贾清吉都愣住了，他们谁都没想到这个在他们面前一直表现得非常和善友好的人，居然就是害的他们蒙受不白之冤的人。

　　画皮成人 伪善至极

 

　　其实不光是李榆和贾清吉，几乎所有六一五厂的干部、职工都没想到，“见人三分笑、忠厚、老实”的关庆昌竟是偷盗黄金的罪魁祸首。

　　早在解放前，关庆昌在伪满洲国抚顺市警备队当过上士文书，解放后他在进入六一五厂时隐瞒了这段历史，甚至在职工登记表上填上了优点“忠厚老实”。

　　之后关庆昌表面确是“忠厚老实、唯唯诺诺、埋头苦干”，五年后，他当上了安排国币生产的副科长，走到了六一五厂金融中枢的重要岗位上。

　　此时，正是我国“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关庆昌听闻我国与苏联关系交恶，又听人说台湾要反攻大陆，他动了要从厂里弄些金子，待国民党打过来的时候好飞黄腾达的念头。

　　一开始他指示在电解车间工作的黄淑珍偷金子，黄淑珍大字不识，对身为干部的丈夫言听计从，且她又爱财如命。

　　她从分解槽里偷拿金疙瘩、金耳子、金挂钩等黄金制品，将这些东西揣进贴身腰包，不到几天功夫，黄淑珍就将一斤多金子偷回了家。

　　而关庆昌捧着金子却拧起了眉，他嫌弃地将这些金子丢在地上，“就这，还不够做个小买卖的。”

　　贪心不足的关庆昌盯上了包装组西屋，那间由木板搭建而成的仓库里堆满了金银，而那几天正好护厂员贾清吉因为得罪了领导被发配到了生产车间，于是关庆昌决定行动。

　　1961年3月18日，在关庆昌的吩咐下，黄淑珍又一次到包装组西屋找工人闲聊，这天她看到了一箱箱垒起来的木箱，她知道那里面装着的就是100号黄金，回到家，黄淑珍立马将消息告诉关庆昌。

　　晚上六点，沈阳的天黑了，关庆昌找出一根绳子、一把铁把羊角锤和一副手套，而后他赶到工厂，将作案工具放到办公室后，特地去了厂里的浴池洗澡，在浴池关庆昌刻意与众人大声说笑。

　　从浴池出来后，他疾步赶到办公室，戴好手套，在夜幕的掩护下，拿着作案工具来到包装组西屋，在木板搭建的墙壁上凿开一个洞，爬进西屋之后，关庆昌把垒在最上面的小木箱抱到地上，用羊角锤拧开铁线，取出两块金砖，用绳子的两头分别绑住两块金砖，把金子揣进裤腰里，在将绳子挂在脖子上。

　　然后，他爬出洞口，艰难地拖动脚步，走回家，整个作案过程只用了二十分钟。

　　关庆昌将金子交给黄淑珍，嘱咐她将黄金装进坛子，埋入地下，洗了一把脸，又立刻出门赶到厂俱乐部，在这里，他友好的与众人微笑、跳舞。

　　黄金案发后，关庆昌看似和所有人一样疑惑，实际上他关注着每一个细节，听说了鞋印和羊角锤是证据以后，他让黄淑珍连夜将他棉鞋上的鞋底拆下，换上一双旧鞋底，并将羊角锤扔进了附近一所学校的厕所便池内。

　　办完这两件事，关庆昌松了一口气，从此开始了他在众人面前长达十九年的表演。

　　不但见人三分笑，待人接物也极其礼貌，一件毛衣缝缝补补穿了十多年，抢着干义务劳动，事事以别人为先。因此，当六一五厂很多人都被怀疑是盗窃分子时，关庆昌的结论材料里却写着，“新提拔的中层干部，无作案因素。”

　　他甚至还被选为协助破案的骨干分子，后又成了侦破八百两黄金案的总指挥。

　　然而，没人知道，关庆昌每天都要到埋着金子的地方看一眼，梦想黄金变成大把的钞票。

　　1980年3月，国家提高了金银收购价格，而且到银行兑换黄金不用看户口本，关庆昌动心了，等了十九年，他再也等不了了，于是他切下来一块黄金，指示黄淑珍去银行换成钱。

　　得力于银行工作人员的高度警觉，关庆昌发财梦断，最后被判无期徒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