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洛阳卧床30年强直脊柱炎患者张大勇创办中国首家“寻人网站”，为万千失踪者、无名尸寻找亲人

 　　张大勇：卧床寻找无名尸

 

　　站在张大勇家的露台上，能呼吸到室外微凉、流动的空气，脚边是用泡沫盒种植的小葱，抬起头能见到洛阳冬日的天空，远处是玻璃外立面的高层写字楼，挂着枯叶的树木，一条双向四车道的公路，有轰鸣汽笛和飞扬的尘土。

　　从露台转身走回来，就是张大勇的卧室，位于一栋居民楼的二层，不足10平方米，光线黯淡。作为一名强直脊柱炎患者，张大勇于30年前卧床。卧床的前17年，他眼前只有白色的天花板、白色的墙。两次手术之后，他能拄着拐，走到露台，呼吸一会儿室外的空气，但远处的楼宇、公路和树木，他能见到，却再也无法走入其中。30年来，他出门不足10次。

　　但他用另一种方式，进入外面的世界。10年前，他创办了中国民间唯一一家无名逝者数据库。直白点讲，他创建了一个让人们认领无名尸的网站。这位被肉身困于床上的人，用一根网线，将自己与那些失魂落魄的家属、无名的尸体、走失在他乡的人的命运，连结在了一起，也借此感受到自己的存在。

 

　　无名逝者数据库

 

　　张大勇的身高有1米85，身体几乎占满整张床。他床铺右边，是双拐、书桌和凳子，有客人来访，他就向右侧过身，与客人聊天。床铺左边，是一台台式电脑。他最常打开的网页，是自己创建的“无名逝者数据库”。他在百度、微博、微信和各地公安、民政系统的官方网站中找寻无名尸的信息，然后将那一切整理到这个网站中。

　　网站创办8年来，整合有4000多条无名尸信息。留言板中有180条留言，几乎都是在寻找失踪的亲人。现在每天有500~600个IP登录网站，平均会浏览20个网页。“这可能意味着每天有500多人来寻找家人的信息。”张大勇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但他未用这个网站获得过任何盈利，他怕被别人说“赚死人钱”，至今，他和母亲还是靠每月加起来1000多元的低保和残疾人补助生活。

　　张大勇第一次帮逝者家属找到无名尸是在1997年的冬天。那是他卧床的第六年。一天中午，母亲买菜回来，告诉他小区楼下发现一具尸体，很多人在围观。尸体有焚烧痕迹，是一位女性，穿着红色毛衣，袖子上有碎花图案，裤子褪到一半。

　　彼时，张大勇脖子、脊椎都已僵直，无法看电视，只能听。第二天，他躺在床上，听到电视里，洛阳电视台正在播放一则寻人启事：洛宁县一对夫妻拌嘴，女方离家出走，丈夫寻找妻子。其中描述的女性体貌特征与张大勇昨天听母亲讲述的无名尸几乎一致。张大勇记下电话，叫弟弟张小勇联系家属。不久，家属在公安部门确认那具无名尸正是自己的妻子。

　　正是这段经历，张大勇在2001年开始试着做寻人网站时，在网站中单独设立了一个“无名尸“栏目。寻人网站运营几年之后，市面上同类寻亲网站已经有200~300家，其中很多是企业化运营。张大勇觉得竞争不过，2007年左右，他考虑将“无人尸”栏目独立出来，单独做成网站“无名逝者数据库”。

　　想完成这一目标，需要大量无名尸的信息。彼时，张大勇拥有的信息，是通过多年来阅读报纸，在报纸中摘录下来的警方发布的无名尸信息。这些信息中留下的联系方式有很多还是BP机号码，早已不可用。

　　大概在2008年，张大勇躺在床上，用电话、传真、邮件，尝试联系公安、民政、殡仪馆1000余次，希望对方提供无名尸的信息。最终，只有20~30家公安单位同意提供。对方愿意提供的原因，都是他联系警方时，对方恰好在侦缉一桩无名尸案，正好要将相关的协查公告发布出去，于是就选择了他这个找上门的民间渠道。

　　张大勇还曾给时任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曾荫权发电子邮件，咨询香港有关失踪人口和无名尸的处理方式。后来，曾荫权的私人秘书姚一风将邮件转交香港警务处。香港警务处回复他称，香港有专门的失踪人口调查组，每年全港无名尸仅有10~20具。

　　香港警务处的回信，给了张大勇很大鼓励。之后，他先后给广东、福建、江西等十个省份的省委书记、民政厅厅长写信，希望了解无名尸的信息和处理方式。“现在觉得这种想法很天真，他们都没有回信。那时我就觉得，应该去各省的有关部门去当面索要信息。”张大勇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2011年，张大勇获得团中央和中国移动举办的“百万青年创业计划”奖项。他的参赛作品是“卧行中国”，计划沿着奥运火炬传递的路线，去各省有关部门当面收集无名尸的信息。年末，张大勇在志愿者的帮助下，前往广州、南昌、深圳等地。这一行，张大勇搜集到500余条信息。回到洛阳之后，他花了2000余元，正式成立了网站“无名逝者数据库”。

 

　　困境

 

　　现在，张大勇平均每周都会在网上收集几次最新的无名尸信息。张大勇记得，去年年初，疫情最严重那两个月，几乎没有无名尸的信息出现在网络上，疫情缓和之后，网上能找到的无名尸信息又多了起来。

　　过去八年来，网站上提供的无名尸信息被家属认领的并不多。大概有30位家属给张大勇打电话，表达感谢，告知遗体已经认领，希望他撤掉信息。说完这些，电话那头，通常就变得沉默，或挂了电话，不会过多对张大勇谈及逝去亲人的情况。“这对每个家庭都是特别悲伤的事情，他们想快点告别这段经历。”张大勇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家属在寻找到亲人的遗体前，并不知道自己失联的亲人是活着还是已经过世。张大勇在与这些寻亲的家属打交道中，发现一个特殊的心理状况：如果失踪的人是成年人、老年人，家属半年没找到，会往坏处想，觉得很可能已经去世。而如果失踪的人是小孩，哪怕十几年找不到，家属还是强迫自己认为，“孩子现在应该长大了”。

　　根据张大勇多年收集的无名尸信息的直观印象，无名尸大概有老年痴呆原因走失、离家出走、去外地打工、去外地探亲、交通事故、涉及刑事案件这六类。这些年来，老年痴呆原因走失和外出务工走失的人数在明显增加，而离家出走的人数在下降。

　　中国境内一共有多少具无名尸，官方并没有数据披露。只是有些省份，会零星披露一些数据：广州殡仪馆公布的数据显示，每年接收到的无人认领尸体平均在1000多具，其中约1/4身份不详、找不到家属认领，还有一部分则因各种原因，迟迟没有家人前来处理。

　　冯昕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博士。他曾在湖北警官学院学报发表过名为《无名尸案的侦办难点及应对》的论文，专门论述中国无名尸问题。他记忆中，那些没有确认身份或找不到家属的无名尸，都会冷冻在殡仪馆，如无人认领，会一直留存下去，有的甚至已经停放几十年。“无论是谁的亲人，(未认领便火化)从道义上讲，你都说不过去。”冯昕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冯昕在论文和采访中提及，公安内部有“无名尸管理系统”和“失踪人员管理系统”，查询权限下放至县级侦查大队。但警方为无名尸确认身份亦不容易。一方面，“无名尸管理系统”和“失踪人员管理系统”之间，并不互通，数据要人工比对，极耗警力。另外，“无名尸管理系统”的数据，在各省之间，甚至同一省份不同公安部门之间，亦不互通，如果逝者来自外省，只能各省厅拿着装有数据的硬盘，去公安部统一交换。即便最终拷来数据，愿意耗费大量执法成本去比对，亦要面临另一重困难：失踪人口的数据，更多是外貌特征、住址等社会性信息，而无名尸发现时，很多相貌已不可识别，能提取的更多是DNA、指纹等生理性信息。两者匹配、对应存在一定困难。

　　美国的处理方式，是将查询权限下放至公众。美国每年有60万人失踪，每年发现4400具无名尸。2007年起，美国国家法医科学技术中心启动了“NamUs无名尸数据库”，2008年，启动“NamUs失踪人员数据库”，2009年，完成“NamUs无名尸数据库”与“NamUs失踪人员数据库”自动比对功能。

 

　　10吨报纸

 

　　张大勇的房间里有很多自制的工具。书桌旁，放着一个带电机的合金康复仪。他曾做过两次髋关节置换手术，由于脊柱已僵直、身高太高、卧床太久肌肉退化等原因，市面上的康复器械，他都无法使用，就自己找人做了一个。床铺右边，放着一个把手一高一低的高脚椅，也是他专门找人制作，用来辅助自己如厕。

　　张大勇重病之前，是洛阳一中排名前列的学生，对未来的设想，是做一名科研工作者。高一那年，在一次大量的塞米松激素治疗之后，身体变得极度虚弱，选择休学。休学在家10年后，1991年7月，他连续高烧多日，最终卧床不起，身体能活动的只有手臂和手掌，无法翻身，只能整日对着天花板，觉得前途尽毁。

　　王玉平是张大勇的母亲。她记得，张大勇刚卧床那段时间，有过自杀的念头。她发现之后，寸步不离，“夜里困了打个盹，然后一直是醒的状态。”王玉平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转变在那年除夕前，张大勇对她说，“就是再难再艰苦再痛，我也能挺。”

　　卧床前，张大勇曾想参照吉尼斯世界纪录，做一个《切尼斯世界纪录》，纪录中国的信息。张大勇放弃轻生念头之后，王玉平去各个学校，用收废品的方式，给张大勇收集大量报纸，供他阅读、制作《切尼斯世界纪录》。

　　卧床的第一个十年，张大勇阅读了近10吨的报纸。这些报纸由于是收废品的方式买来的，有些上面还沾有面条、饭粒。他留意到报纸上，尤其报纸中缝中，有大量的《寻人启事》，其中很多是离家出走的学生。张大勇就将这些寻人启事一个个收集起来，制作成3本相册，打算日后办一个展览，规劝学生不要离家出走。

　　1998年，张大勇在新华社的报道中，得知美国全美失踪儿童中心，建立了一个网站用于寻人。于是，他想制作一个中国的寻人网站，将自己在报纸中缝中收集到的寻人信息，更新在上面，供亲属找人。

　　辅助张大勇做网站的人，是他的弟弟张小勇。哥哥提供构想，弟弟执行。那时，恰逢弟弟张小勇下岗，有时间做这件事。张小勇在书店蹭书学了一年多制作网站的技术，也去咨询洛阳本地的高校老师，最终在2001年，张小勇在洛阳图书馆附近一个网吧中，熬了几夜，按照哥哥的构思制作出寻人网站。

　　现在制作一个网站或者App并不新鲜，但考虑到那是2001年，两兄弟的做法其实很超前。彼时，互联网刚进入中国只有5年时间，上网用户不到2000万人。两年前，马云才在杭州一家公寓创立阿里巴巴，要再过两年，马化腾才开始创立腾讯。

　　网站制作好之后，张大勇根据自己平时阅读报纸的经验，觉得《洛阳电视报》可能会报道此事。他让弟弟张小勇，给该报打电话爆料。不久，该报关于“中国首家寻人网站”的报道刊发，一些媒体相继报道，这家寻人网站，在2001年的洛阳轰动一时。

　　也是从这之后，张大勇的家里来来往往的的人骤然变多，大量寻亲者汇聚于此。几年来，张大勇的寻人网站，一共帮助300多个家庭，找到失踪亲人。

　　张大勇卧床的第一个10年，每天陪伴他的只有报纸、家人，“表面上我躺在洛阳这个大都市，实际上是躺在一个孤岛，见不到人，也没人说话。”张大勇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网站建立起来之后，一切变得不同。孤岛开始与大陆相连，他也获得两次手术费用的资助。第二次手术之后，他能拄着拐，走到卧室外的露台上，晒晒太阳，呼吸室外的空气，眺望远方的楼宇和马路上穿梭的车辆，感受轰鸣的汽笛声和飞扬的尘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