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门女子考上大学被人冒名顶替

　　过去十六年，与高考有关的一切似乎在陈春秀的生活里消失了。她曾在北京一所高校食堂打工，但很少到操场散步，更没进过教学楼看学生上课，终日站在食堂窗口的刷卡机前，一个又一个大学生端着饭菜在她面前停留，她快速算钱、刷卡，每天这样机械地重复。她从没想过自己的入学名额会被人顶替，直到今年5月才意外掀开风暴的一角，原本沉默的世界忽然喧闹。

　　

陈春秀。图源自网络。

　　消失在人群

　　下午四点半，下课铃响起，十岁孩子的喧哗声从校园传到墙外。低头刷手机的人群也跟着骚动起来，穿红色快递服的，穿灰色工装的，都伸长脖子，探头往铁门里张望。一个36岁的女人会在这个时间出现，戴黑框眼镜，扎个马尾辫，衣服以素色居多。她在附近幼儿园上班，有两个女儿，到这里接大女儿放学，骑上白色电瓶车，载她回家。

　　一日下午天色擦黑，校门口小路上，红色刹车灯密密麻麻亮起来，电摩、三轮车在人流缝隙中钻进钻出。这是山东小城冠县的拥堵时刻，县城挤进6所教委直接管辖的小学，3所重点高中，至少20所幼儿园。周边18个乡镇街道、760个村庄，有条件的人家都涌到这里买房——这意味着能在县城上学，房价已经飙到每平方六千多。

　　素衣女人的白色电瓶车被另一辆车撞了，车身擦掉一块漆，手也受伤了。但她放弃纠缠，没有让对方留下来赔医药费，急匆匆消失在暮色里。“算了，万一堵起来，就麻烦了。” 回家后她才告诉家人。

　　就在这样的街头，北京记者吴思其第一次见到她，皮肤有点黑，高高瘦瘦，尤其脸颊瘦得有点凹陷。她刚下班，和记者打了个招呼，“很自然，没什么特别。” 吴思其找她，是因为这个淹没进人堆就立马找不见的女人，正是今年夏天高考冒名顶替事件的主角。

　　2004年，她以546分的高考成绩，原本被山东理工大学（当年是专科院校）录取，通知书却落到另一个女生手里，她以为自己没考上。往后十六年，她做过流水线女工，端过盘子，为了谋生，与丈夫长期分居两地。直到今年5月查询成人高考成绩，才意外掀开这桩事件的一角 —— 5月26日，山东理工大学证明她的学籍档案被人顶替，随后山东高校排查出242人涉嫌冒名顶替入学。

　　舆论炸了。不过要闻区很快被另一个济宁女子苟晶占领，“替考案”完美受害者的故事与“炒作”质疑，连续多日登上热搜。而那个穿素衣接孩子的女人被迅速遗忘，没几个人能说出她的全名：陈春秀。

　　陆续曝出的新闻还是让她感受到了伤害。6月14日有文章披露，顶替者花2000元找中介购买了她的学籍档案，马上被一些人解读为“家里穷、主动贩卖学籍”，质疑她“居心不良”。还有网友说风凉话，“不就考上一个大专，至于么？” 三天后，她手写声明信，表示不再单独接受采访。丈夫李俊伟替她回应媒体，他知道妻子的想法，“我们也是普通人，肯定不完美，被放大怎么办？”

　　从那时起，陈春秀从舆论上消失。记者挖遍县城，走进乡村，一拨又一拨踏足她父母家的院子。整个六月，村里几乎每天都有陌生车辆到访，但能见到陈春秀的寥寥无几。她电话办了呼叫转移，陌生人敲门，就是不吭声。有时也躲到亲戚家，遇到找上来的，孩子隔着檀木色家门大喊：“你们找错人了。” 屋里的大人一声不敢吭。

　　那道家门，把陈春秀与外界的喧闹隔开。她照常上班，下班后就在客厅的角落辅导孩子。像这个县城的所有家长一样，孩子是她的生活重心，每年花四五千块给女儿报舞蹈和书法班，一回家就在各种家长群里打卡，上传作业。她很看重女儿的学习，写作业停下来歇一会儿，她就着急，“别玩了，赶紧去写作业。”

　　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奔到冠县找她求助。替考事件传开，一个青岛老太太提着水果和牛奶，坐在陈春秀家小区门口，说腰部被人所伤，想找她帮联系律师。隔壁村医生说表弟有难，想找她曝光。附近村庄的一个女人，开辆帕萨特找过来，拿着一堆资料，说十多年前工作被顶替。这也让陈春秀和丈夫恐慌：家庭住址和电话是如何被人知晓的？

　　他们拒绝所有请求，“没办法帮，我们自己身上还揽着事呢。” 出于不忍，李俊伟开车把青岛老太太送到火车站。

　　6月20日，中央电视台联系李俊伟，他提前半个小时就到约定地点，但没有露面，躲在角落偷偷地看，“担心记者身份有假”。两个亲戚也被他拉来，帮着看是否有人监视。“那段时间太紧张了”，李俊伟回忆，当时出于促成事情快速解决的考虑，才答应和央视见面。直到记者亮出工作服、指出录像设备上的CCTV台标，李俊伟才打消疑虑，带他们到家里见陈春秀。

　　而此刻陈春秀还在犹豫，问丈夫：之前已经说不单独接受采访了，我们这样算不算出尔反尔？

　　

陈春秀和丈夫李俊伟。

　　沉默的第一名

　　在冠县东北召村，叫“春”和“秀”的人太多了，“春”是很多同辈女孩都有的字，并不是因为她生在春天。陈春秀是家中幼女，有一个大她两岁的哥哥，父亲说不清她的出生季节，只记得为她掏过20元超生罚款。

　　进入冬天，村里飘着浓重的煤烟味，光秃秃的树干衬着低矮砖房，除了红白油漆喷绘的脱贫口号，见不到什么亮色。几乎所有村民能说出村东头那栋正在建的别墅，花了九十万，主人在南京做轴承生意，但提起陈春秀，除了“家里穷”和“不爱说话”，人们实在说不出什么。稍微详细点的不过是，“嫁的人不错，她爸生病，都是女婿出钱”。邻居对她小时候印象最深的，就是从没见过她买零食，没怎么穿过好衣服，也不怎么跟大家一起玩。

　　陈春秀的父亲年轻时就患哮喘，没法干重活，现在家里养着八头山羊，贩卖小羊仔，每年有五、六千元收入。长期生活在贫困里，陈春秀早就习惯了不被关注。只有在自己家里，她才显示出高材生的光环。

　　“毕竟只有她读完高中。” 李俊伟说。他一直觉得妻子很聪明，转魔方照着公式一天就学会了，而自己死记硬背花了一周，才拼好一面。

　　初中时代两人是同班同学。那时李俊伟坐在第一排，转过头就能看见后排的陈春秀，一头短发，男孩子气，总在埋头写作业，上台讲题的时候倒也大方自然。李俊伟的姐姐比他高一个年级，经常带着饭菜，到班上找他吃。有次姐姐问他，班里成绩最好的是谁？

　　“她，陈春秀，我们班第一名。”

　　“什么陈春秀，应该叫陈独秀。” 姐姐李心蓝开玩笑说。在她印象中，陈春秀总是独来独往，课间休息，女生都跑到教室外跳皮筋，她不参与，就坐在那里读书写字。午饭时间，她会走到讲台，找班长领一个馒头，然后拎着水壶，到食堂打一大壶白开水，返回座位上吃，“就啃一个馒头，其它什么都没有”。

　　2004年夏天，邮递员骑着自行车穿梭在村庄小路，派送信件，车轮子始终没有停在她家门前。陈春秀在小麦地里拔草，暑天酷热，她的心情也跟这田地一样，备受煎熬。她又跑去学校问老师，“有没有收到（高考）录取通知书？” 得到否定的回答，陈春秀认定自己落榜。

　　深秋十月，天气转凉，树叶一片片飘落，东北召村上学、打工的人渐次离开。父亲见陈春秀偷偷抹过泪，问她：“要不我们再考一年？” 陈春秀拒绝了。离开家的那天，她穿上长袖秋衣，和同村的姑娘一路往东，前往烟台打工。

　　失去成绩光彩的陈春秀又变回村里那个不起眼的女孩。她在拉面馆端盘子，到电子厂做流水线女工，没有学历，找工作的方向就是工厂和餐馆，甚至不敢去应聘大一点的公司。二十四岁，她嫁给李俊伟，婚礼没有金项链、金戒指，彩礼三千块，带着“六铺六盖”和简单家具就嫁过去了。“我们当时就是门当户对，穷光蛋，都是农民的孩子嘛。” 李俊伟说。

　　家里当时欠着外债，李俊伟还在青海当兵，他的母亲早逝，父亲腿脚不便利，全家的生活就需要陈春秀操持。生完孩子，她就到幼儿园上班，每个月挣1000块，主要是方便照顾孩子。放寒假，她就到地里给人拔山药，一天赚50块。有时县里组织留守妇女职业培训，她也去参加。

　　三年前，一家四口搬进县城楼房，三室两厅，是他们多年积攒的钱买下来的。墙壁和地板都是白色，电视背景墙布置成温暖的金黄色，沙发正上方贴一幅“家和万事兴”的字画，是陈春秀专门挑的。

　　那时县里正流行“考证潮”，与她年龄相仿的80后，都在考教师资格证和会计证。“希望有一个学历和更好的工作。” 李心蓝说，陈春秀想考教师资格证，需要大专以上学历，2019年10月报名参加了曲阜师范大学的成人高考。

　　今年5月出成绩的时候，李俊伟登上学信网查询，却发现一张大学毕业证书——姓名和身份证号与陈春秀完全吻合，除了一张蓝底的个人彩照，是个陌生女子的面孔。“你不是上过学了吗？” 他困惑地问妻子。

　　

学信网显示，陈春秀毕业于山东理工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照片上是一个陌生女子。

　　

　　两个“秀”

　　照片上的陌生女子，就生活在距离陈春秀三公里远的地方。后来陈春秀才知道，那个人十几年前就毕业于山东理工大学——她当年报考的第三志愿，现在是冠县某街道办的正式职工，住在县城的繁华地段，每天开着两厢小汽车上班，月收入至少是自己两倍。

　　今年6月11日，李俊伟拿着女子照片，跑到她工作单位询问：“这人是在这上班吗？” 有人瞄了一眼说：“这不就是‘秀’吗？”

　　“就叫陈春秀？” 李俊伟反复询问。妻子从小到大家里人就这么喊她——“秀”。在这之前，李俊伟以为顶替者只是用她的名字和身份上大学，出乎意料的是，她顶着这个名字，在同一个县城生活和工作了十多年。

　　调查结果出来后，时隔十六年，陈春秀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录取通知书——只是一张黑白的、录取通知书的底联复印件，但李俊伟第一次看到妻子如此伤心，她一边翻材料，一边止不住哭泣，“直接哭出声的那种”。陈春秀很想见那个“秀”一面，在半年前的一个采访里，她嗓音嘶哑，一字一字说道：她还欠我一个道歉。

　　对那个年代的冠县村民来说，读中学都难，大学更是遥远的另一方土地。李心蓝记得，小升初放榜，上“头榜”的能省50块学费，“二榜”是普通学生，“三榜”成绩不够，要多交钱才能上，很多“三榜”的女孩因此辍学，在她那一届，全村只有两个女孩到镇上读中学。

　　东北召村的一个大姐回忆，二十年前，听说陈春秀考上县城里的武训高中，她当场感慨，“呀，这么厉害的！” 现在路过武训高中，李心蓝还会跟女儿说，舅妈当年就读这里，高考500多分，只有考到这个分数，才能上大学。

　　但当时高中学杂费每年1000多，对陈春秀的家庭是笔负担。那些年，村里有个女孩考上师范，毕业后每月工资800元，父亲嫌少，几年后女孩的弟弟又考上师范，父亲不让读了，带着儿子去江苏做生意。

　　陈春秀的父亲还是坚持供她读书，“秀那双手，写字写得都冻疮、裂开了”，这位67岁的老人和邻居讲，女儿学得很苦。有时她母亲托人捎10块钱给她当生活费，回家的时候，陈春秀身上还是10块钱。看书看得近视了，父亲带她上河北馆陶配眼镜，印象中是一副金属框架的眼镜，款式是她自己挑的。“她可以说不读，但我不能开口，怕孩子怨我。” 父亲说。

　　高中三年，每逢周末，从冠县县城到东北召村，坑坑洼洼的黄土路上，总有一个瘦弱的高中生，缓慢朝家的方向归去。舍不得两元车钱，陈春秀骑二十里路自行车回家。车坏了也不愿花几毛钱修理，前胎爆了，就抬起前轮走，后胎爆了，就抬后轮。

　　

陈春秀出生和成长的鲁西村庄东北召村。

　　

　　这是她后来告诉丈夫的。她知道家庭里的每一个人，都在默默承受贫穷的不易，在学校发狠读书就是寻思着，一定要靠知识改变命运。填志愿，选择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她告诉李心蓝，“看字面意思，肯定是能赚钱的。”

　　陈春秀最终考了546分，低于山东本科线3分。山东理工大学当年还是大专，她没意识到这个成绩超过专科线27分，考上是没问题的。“老师都说没有（录取通知书），肯定百分百相信了。” 李心蓝说，虽然陈春秀成绩不错，但一直不太自信。高中寝室熄灯后，她跑到楼道里借光背书，就是觉得自己不如别人。

　　“我觉得十六年前，我已经失败了。” 陈春秀在半年前的采访里说。她拒绝复读，是不愿让父母再辛苦，也觉得自己不争气，想多挣点钱，填补对家里的愧疚。

　　2004年成为她人生的转折点。秋天，冬天，她都在烟台电子厂埋头干活，专挑夜班上，这样不仅能多10块钱补贴，一日三餐变成一顿夜宵，还能省下两顿餐费。四年后，李俊伟在电话里兴奋地告诉李心蓝，“（相亲对象）就是当年那个陈独秀。” 李心蓝很吃惊，“她成绩那么好，怎么没上大学，反而回来跟你相亲了？”

　　“失败后，背着行囊去打工的心情，永远没人知道。” 很多年后，她告诉李俊伟。直到今年6月29日，山东省纪委监委网站公开调查结果，陈春秀才明白，顶替高考是一个密实的链条，从她就读的武训高中，到当地教育局、招生办、派出所，就连送录取通知书的邮政局都牵涉其中。

　　官方调查结果公开前，那个“秀”曾委托中间人约陈春秀见面。6月10日晚上9点，冠县县城一家餐馆的封闭包厢里，三个中年男人现身约定地点，其中两个是陈春秀娘家和婆家的村干部，陈春秀对此很在意，“她到底叫什么，跟我有什么关系，我都不知道，但你们却能轻易找到我。”

　　答应见面，因为陈春秀迫切地想要一个真正的答案：到底是怎么被人替代的？录取通知书、学籍、档案是如何被提走的？对顶替她的“秀”，她也充满好奇，甚至有点期待，李俊伟却有点担心，“万一谈不拢，打起来怎么办？”

　　不过他们很快失望，“秀”没出现。陈春秀问了半天，只得到一个有用信息，“（她）也姓陈”。中间人的意图是希望不要闹大，表达了歉意，但态度傲慢，同去的一个记者形容那次见面，“两个人跟一群人战斗的感觉。” 十几分钟后，陈春秀和丈夫感觉没什么好谈的，气愤离场。

　　隔天上午，李俊伟拿着材料跑到县纪委，“如果（顶替者）出来好好说，说不定不会闹得全国皆知。” 后来有人告诉陈春秀，那个“秀”也有小孩，她突然动摇了。“怕影响对方的生活”，李俊伟说，“秀心软了，她说作为父母，遇上这个事，要怎么面对小孩？而且是对方父亲操作的，也是为女儿考虑，是个合格的父亲。”

　　她不再强制要求当面道歉。如果真的见到，是置之不理，掉头就走？还是大度地说，我原谅你了？李俊伟说，他们至今也没想明白。

 

　　宁日

　　如今，陈春秀延续着和以前一样的生活：丈夫在外地工作，两个小孩，三个老人都靠她照顾。每月回几次娘家，买棉衣棉鞋带回去，坐在围炉边和父亲聊天。李俊伟从天津开车到南方出差，山东起了大雾，她慌张地给丈夫拨电话：到哪儿了？路上有雾吗？

　　生活中她依旧保持儿时的节俭，一双鞋穿好多年都不舍得扔，结婚纪念日，李俊伟给她买了一对小圆球耳钉，黄金的，戴了几次，她总担心弄丢，干脆收起来了。但父亲身体不好，每天要吃100多块钱的药，她和丈夫会专门托人到济南买。生活圈子简单，她很少主动跟外人接触，婚后十多年里，也就是和李心蓝像朋友一样保持着联系，聊孩子，聊日常琐事，去她家吃顿饺子。李心蓝偶尔跟她开玩笑，“你还不蹭个热度，做直播带货。” 陈春秀回怼她：“整那些没用的干啥，踏踏实实过你的日子。”

　　她告诉李心蓝，以前在烟台打工，拼命赚钱攒钱，从没在风景上花过心思。唯有一次，在李俊伟的强烈要求下，她匆忙看过一次海，坐上游艇，花几块钱和大海合了张影，邮寄给当时还在青海当兵的丈夫。现在有个愿望，就是再去看一次大海。

　　晚上十点，李心蓝给她送零食，看到陈春秀还坐在客厅，盯着女儿的作业。李心蓝劝她，别盯孩子那么紧，但陈春秀说，“以前我们学习也蛮好，为什么现在孩子不行？” 她表露对女儿的期望，“希望她们将来有选择工作的权利，而不是像我这样被迫适应工作，适应自己的生活。”

　　

陈春秀和两个女儿。图源自网络。

　　

　　等待事件后续结果的同时，她还在学习大学课程，准备教师资格证考试，陈春秀说，“不想顶着受害人的身份，要拿出成绩。” 证实替考让她有了底气——“名誉恢复了”，李俊伟知道妻子之前在意外人眼光，父母举全家之力供养，自己却不争气，现在终于不会被说“考不上”，而可以说“考上但被顶替了”。

　　这半年，陈春秀的心理压力还是很大。大女儿班上有人讨论冒名顶替的事，李俊伟对这个十岁的小姑娘千叮万嘱，“只能听，什么都不要说”，孩子似懂非懂点点头。陈春秀工作的幼儿园里，也有家长刻意打听，“被顶替上学的那个人，就是你们老师吧？” 不久前她干脆换掉工作，没几个人知道新工作在哪，堂妹来问也被李俊伟搪塞过去。

　　可对这个家庭来说，某种意义上已经“永无宁日”。11月18日，冠县另一则新闻“辱母案”的当事人于欢出狱，记者又涌进县城，因为离得近，他们顺便也敲响了陈春秀的家门。

　　还是全部拒绝。她总担心被认为有非分之想，对这点特别敏感，就像小时候知道家里穷，她从不会主动要求父母买东西。半年前记者吴思其和她见面，给两个女儿捎来一袋零食，小孩止不住好奇心，扒拉着塑料袋看，陈春秀露出不满：你们没见过吃的吗？想到未来还要在这个县城生活，她希望谨慎对待一切。

　　但是“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她还是想讨回属于自己的：毕业后的工资补偿和精神赔偿。“都是低限，多了也不要。” 李俊伟说。

　　替考事件曝光后，迟迟没等到一句当面道歉，她曾在采访里表达过自己的不理解：别人那么辛苦考上的学校，你怎么忍心就去了？一个朋友在她面前直言不喜欢苟晶“炒作”，陈春秀很久才吭声：你咋这样说，人家好歹也是受害者。

　　被顶替人生的滋味，也许只有她懂得。事件曝光前，与高考有关的一切似乎已经在陈春秀的生活里消失了。她曾跟着李心蓝到北京一所大学食堂打工，看着年轻的大学生坐在那里吃饭，初中学历的李心蓝羡慕又自卑，“同样二十来岁，我去伺候人家，落差感很大。” 但陈春秀从没不好意思，就站在食堂窗口的刷卡机前，一个又一个大学生端着饭菜在她面前停留，她快速算钱、刷卡，每天这样机械地重复。

　　她很少主动到操场散步，更别提进教学楼看学生上课，李心蓝没见她表露过后悔或羡慕，“都不往那方面想，（读大学）从来不在她生活的部分中。”

　　李心蓝不知道的是，从娘家的破落小院，嫁到婆家农村的平房，又搬到县里的楼房，陈春秀的旧东西丢掉不少，唯独红色封皮的高中毕业证，和一张单薄的高考准考证，被她保存得非常完整，就像新的一样。她在央视镜头前说，“这是我努力得来的成果，非常珍惜。”

　　

陈春秀展示高考准考证。图源自网络。

 

　　

　　　　（文中吴思其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