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守护神”常书鴻：为研究保护敦煌艺术坚守敦煌四十年

　　提起敦煌石窟，就不得不提起一个人，他就是常书鸿。

　　常书鸿，一生致力于敦煌艺术研究与保护等工作，被人称作“敦煌的守护神”。

　　

　　1935年，在巴黎的常书鸿偶然间在一个旧书摊上看到了《敦煌图录》的画册，精美的敦煌石窟和塑像照片深深的吸引了常书鸿。

　　当时的敦煌石窟在国外已经引起广泛的关注和议论，但是这么一个精美、巨大、价值连城的艺术宝库中国人却知之甚少，更谈不上研究和保护，常书鸿在震惊之余下决心回国，投入到敦煌艺术品的研究与保护中。

　　

　　此时的常书鸿已经有了家室，妻子是陈芝秀，出生于江南的一个名门望族，家庭条件优越，1925年结为夫妻。

　　两人的女儿常沙娜当时还不满五岁，而且自幼成长在家庭条件不错的陈芝秀，已经习惯了巴黎的生活，当常书鸿提出回国并且去条件艰苦的敦煌工作和生活时，陈芝秀即刻表示出了反对。

　　但是常书鸿意志坚定，妻子也无法改变他的决定。

　　

　　可以说，常书鸿回国到敦煌工作是作出很大牺牲的，放弃优越的生活，投身到艰苦的艺术品保护中，实在是太不容易了。

　　常书鸿虽然挂念敦煌，但是并不是回国就能去敦煌工作的，也需要时机。1936年，常书鸿回国任教，在国内的这段时间，他们的儿子在重庆出生。1942年，因要成立敦煌研究所，在这个机遇上，常书鸿开始向敦煌出发。

　　1943年，经过几个月艰苦的长途跋涉，常书鸿终于到达了敦煌。在当时，敦煌生活是非常苦的，常书鸿也承认敦煌的生活非常艰苦，按他自己的话说：

　　“从我们到达莫高窟的第一天起，我们就感到有种遭遗弃的服‘徒刑’的感觉压在我们的心头，而这种压力正在与日俱增。”

　　

　　

　　面对艰苦的生活以及匮乏的娱乐生活，常书鸿凭借着对艺术品的热爱以及一腔热血，迅速投入到敦煌艺术品的研究与保护之中。

　　可是陈芝秀就不一样了，常书鸿可以凭借自己的一腔热血来对抗生活的额困苦，可是陈芝秀本身对敦煌艺术品本身兴趣就不大，在这样的环境生活，对她来讲就是一种折磨，再加上从巴黎回到国内然后又去了黄沙漫天的敦煌，巨大的心理落差让她整日闷闷不乐。

　　恰巧这时常书鸿有一个年轻的学生是陈芝秀的老乡，常书鸿就将学生赵忠清介绍给了妻子。正所谓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赵忠清与陈芝秀在接触中也渐生情愫。

　　

　　

　　终于，在1945年，陈芝秀借着外出去检查身体的时候，和赵忠清私奔了。常书鸿得知二人出走的消息后，骑马向玉门方向追去，在途中精疲力竭摔下来，幸亏被玉门油矿的人发现才救了一命。

　　妻子的出走对常书鸿的打击是巨大的，当时，一双儿女还很年幼，他一边照顾孩子，一边工作，而且还要面对诸如经费短缺、政府要裁撤敦煌艺术研究所等外在因素，他所面对的困难可想而知。

　　但是常书鸿没有放弃，他一面动员同事节食缩衣，一面靠为人画像创收并向内地呼吁捐款的方式筹措经费，正是在他的奔走呼号下，民众开始关注敦煌艺术品，社会人士和机构纷纷捐款，使得研究和保护工作得以继续下去。

　　可以说常书鸿在敦煌的日子里，所吃的苦是我们无法想象的，他对敦煌艺术品的贡献不是我在这写几句话就能概括的。

　　

　　

　　就这样，常书鸿等人熬到了1947年，这一年，一批重庆艺专的毕业生来到敦煌，其中的女生李承仙在工作中与常书鸿渐生情愫，与常书鸿结为夫妻，并成为他工作上的得力助手。

　　解放后，常书鸿的人生开始了转折。

　　1951年，他赴北京举办展览后又赴印度、缅甸办展，弘扬了中国文化艺术。他在日本被誉为中国的“人间国宝”。

　　

　　直到1982年，为敦煌艺术品奋斗半生的常书鸿才举家从西北迁往北京。

　　晚年的常书鸿担任浙江大学校友会名誉会长，并举办了“常书鸿画展”。可以说，晚年的常书鸿终于功成名就，这时候的他是风光的、幸福的。

　　晚年的常书鸿对陈芝秀的出走没有任何恨意，而是充满了些许的自责。他在《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中写道：

　　回想妻子这几年跟我一起遭受的痛苦，在怨恨之后，又感到自己心头袭来的一阵自我谴责……。”

　　1994年，常书鸿去世，享年九十岁。

　　

　　

　　再来说说他的前妻，陈芝秀与赵忠清私奔后，没过几年，赵忠清便因历史问题被捕入狱，在狱中病逝。

　　后来她又与一位普通工人重组了家庭，但生活一直很艰苦，甚至靠给人洗衣服、打零工度日，晚年的陈芝秀还得不到儿子的原谅，渐生悔意。

　　她在给女儿的一封信中写下了这样的一句话“一失足成千古恨”。

　　丈夫的风光无限与她的凄凉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实，常书鸿后半生的风光本来也有她的一份，可惜，当时因为忍受不了困苦的生活选择离开，不曾想几年之后，自己所遭遇的生活依然是困苦。

　　参考资料：《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常书鸿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