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大足区：黑老大当庭指认主诉检察官唐浩曾受贿是其保护伞 要求回避

 　　戏剧性！重庆“黑老大”当庭指认主诉检察官为保护伞

　　“黑老大”当庭指认主诉检察官是自己的“保护伞”，这戏剧性一幕近日出现在重庆大足区法院庭审现场。据媒体报道，事发11月18日，大足区法院当天开庭审理尹光德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时，被告人尹光德当庭指认主诉检察官唐浩是其保护伞，申请唐回避。

　　到底是“黑老大”法庭上血口喷人，故意陷害公诉人？还是案件另有隐情？毕竟，当庭叫冤、翻供的情况常有，但是直接指认站在公诉席上的检察官涉黑的，实属罕见。

　　更吊诡的在于，审判长在休庭20分钟后宣布继续开庭，受到指控的唐浩仍担任第一公诉人，在法庭上继续对尹光德进行讯问。至于唐浩是否应该回避，审判长则表示，“如尹光德及其辩护人提出明确的回避理由和事实，法院将其提交大足区人民检察院，由检察长决定唐浩是否回避。”

　　媒体报道后，审判长继续开庭审案的做法引发争议。在中央明确了司法改革必须以“庭审”为核心后，法官就不再是“消极吃菜”的角色，而是要在整个公诉程序中成为枢纽，不满足于消极地裁判诉辩双方的举证、质证，还得真正发挥“法庭国王”的作用。

　　首先，从尹光德的当庭指控来看，提供了一些案件的线索、初步证言，并非全然无中生有。对于这些“犯罪线索”，法庭不能以自己是在“审你的案子，少说别人的问题”为由不予受理。

　　法庭上，尹光德称唐浩为“浩哥”，常一起唱歌娱乐，曾共同和一名谢姓歌手拍照留念。“他帮忙协调关系，磋事情，我送过他现金一万多。”尹还表示他的公司股东可以作证，“你安排人来做业务，其他股东没同意，你认为我事情没办好。”从这段“控告”来看，唐浩可能涉及受贿等违法犯罪。

　　按《刑事诉讼法》和《宪法》的规定，接受公民对公职人员犯罪的举报，是一切司法机关的职责，哪怕不在自身管辖范围之内，也应该先接受投诉，再转向有权机关。

　　法庭该如何处置“现场举报”？按一般的流程，法官应该初步审查举报情况，包括受贿具体的时间、地点等相关证据，如有明确指向的，可以暂停庭审，不能只是“搁边上”；如果没有清晰的指控，则可继续庭审。当然，如果举报不实，那么尹光德就涉嫌“诬告陷害罪”，属于“罪上加罪”，应该由公安机关另行立案侦查，重新起诉。一码归一码，尹光德举报检察官涉腐败犯罪，并不代表自身无罪。

 

 

 

　　2018年8月7日，重庆市，机关干部和派出所民警在场镇张贴扫黑除恶宣传海报

 

 

　　其次，受到当庭举报的唐浩检察官是不是应该回避？应该由谁来决定回避？我国《刑事诉讼法》第30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的回避，应当分别由院长、检察长、公安机关负责人决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31条规定，“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申请出庭的检察人员回避的，人民法院应当决定休庭，并通知人民检察院。”

　　可见，提出回避是被告人的权利，但是决定是否回避的权力，不在法庭上的法官，应该由法官通知检察院来决定。

　　所以，审判长“如尹光德及其辩护人提出明确的回避理由和事实，法院将其提交大足区人民检察院，由检察长决定唐浩是否回避”的当庭表态是合法的。但在休庭20分钟后依然要求“继续开庭”，仍由被指控为“保护伞”的检察官继续讯问被告人，这种“赶工”就值得商榷了——

　　如果之后唐浩检察官被确认需要回避，检方还得另外指派公诉人、另走开庭程序，那这一段的公诉程序相当于“白走了”；

　　另外，被告人“口头”提请回避，也是法定回避程序，不必等到事后提出“明确的回避理由和事实”，光是收过1万元钱这一指控本身，就是属于《刑事诉讼法》第28条所规定的“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处理案件的”，而应启动回避的法定条件了。

　　总之，“黑老大”当庭指认检察官是保护伞这个指控本身，就在程序上足以动摇审判正当性——虽然还要做出事后的核实，法庭在这种情况下“埋头赶路”，显然不太合适。

　　2019年9月22日，北京，“扫黑除恶，净化社会，构建和谐，创建平安”标语。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好在，重庆市委政法委19日下午公开回应称，市扫黑办已成立联合调查组，依法依纪开展调查工作。而据财新网报道，原计划进行的第二天庭审也已经中止。暂停一下等待戏剧性指控的初步审核、等待检察院对回避申请的回复，这样的庭审才可能有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