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海淀:12岁“北漂”帮父母街边卖煎饼的河南周口农民工女儿段孟宇考上哈佛大学研究生
打工子弟考上哈佛:12岁“北漂”,曾帮父母在街边卖煎饼
三月初的一个周五,准备下班了,25岁的段孟宇收到一封邮件,“我被哈佛录取了。”
北京时间凌晨四五点,开网约车的父亲醒来,在家庭微信群里看到了邮件截图,“真的吗?”他看不懂这张全是英文的邮件内容,但认出了女儿名字的拼写。
“我也不敢相信,过了很久一段时间,我都不敢这样想,就觉得它是不是把offer发错了。”段孟宇12岁跟父母来到北京,两年后,她入读打工子弟学校,蒲公英中学。一家人住在城中村,周末,她帮父母在中关村街边卖水果、麻辣烫,还卖过煎饼。
2010年,段孟宇从蒲公英中学毕业,两年后被英国世界联合学院录取,之后在外界资助下,就读于美国路德大学,毕业后,一边工作一边申请硕士,最终成为蒲公英中学第一位走入哈佛大学的毕业生。
蒲公英中学是北京唯一一所五证齐全、民办公益性质的打工子弟学校。在北京城边缘的南五环,这里街道狭窄拥挤,路边是低矮的平房,车辆驶过时,扬起一路尘土。
旧厂房改建的校园内,招收的都是跟随父母,四处漂泊的流动儿童。他们的父母绝大多数是装修工、服务员、工地小工,但在这所提倡素质教育的学校里,他们获得了与外国志愿者交流、参加夏令营的机会。
流动儿童是一个庞大的群体。2013年,全国妇联发布的《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提及,全国流动儿童规模达到3581万,北京、上海等地的流动儿童中跨省流动的占90%以上。
在蒲公英中学的墙壁上,画着一株美丽的蒲公英。学生们来来往往,有人上完一学期,就跟父母返乡了,有人为了升学不得不提前离京,从此杳无音信。
段孟宇认为自己是一个幸运儿,在老师的印象中,她的成绩并不拔尖,但做事踏实,有股韧劲儿。“就像校歌里说的那样,飞到东,飞到西。无论多么艰苦的地方,给我很少的阳光,很少的雨露,都能落地生根,生存下去。”段孟宇说。
以下是段孟宇的口述。
水果、麻辣烫与煎饼
我很小的时候,爸妈就去宁夏打工了,弟弟出生以后,他们又决定去北京打工。
一到五年级,我都在村里面上小学,大部分时间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那是河南周口特别小的一个村庄,学校在几个村中间,我和邻居家的小孩一起,平时要上早自习,中午要回自己家吃饭。
我和弟弟过年或者暑假会来北京玩几天。后来在老家,不知道为什么老是生病,爸妈有点不放心,就让我们来北京,虽然生活开销会大一些,但他们愿意多累一点,让我和弟弟待在他们身边。
正式来北京那年,我12岁,早上坐大巴车,到北京已经半夜了,感觉外面好多灯,特别亮,很多高的建筑,后来回去还跟村里的同学说,那个建筑有一千米高。
到了我们家住的地方,好像也没有说的那么繁华,有些失落。那是海淀区角上一个村,颐和园就在附近,离中关村大概20分钟。很多打工的外地人在那边住,20平米的简易房,每家一户,住在一个院里头,还有很多人在大棚里养蘑菇。
我家摆了两张床,我睡一张床,爸爸妈妈和弟弟睡另一张。房里用钨丝灯,黄黄的,暗暗的,瓦数不是很高,有时候需要换灯泡,住的时间久了,也习惯那种光线了。屋子外面支一个小灶做饭,冬天烧煤暖屋子,但北京大火之后,去年就不让烧了。
那时候北京挺宽松的,周围好多小孩都在一个私立小学,交了学费就可以上。离我们家也很近,走路就十分钟,我在那儿上了六年级,早上带着弟弟去。
后来,我去了蒲公英,很多人回老家上初中,就很少见到了。也有同学去北京其他地方读初中,不知道怎么的,高中就辍学了,之后就开始在北京打工。
我去蒲公英的时候,七年级刚好新开了一个五班,都在前院,他们会把同一个基金会资助的学生放到一个班里。地理课上,班里画了一个地图,写哪个同学来自哪里,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最远的还有广州的,我第一次听见有人说话是那样的口音。
学校没有吃饭的地方,都是学生用桶把饭打到班里,然后给每个人盛饭,我们带自己的碗,坐在座位上吃。外界人去觉得很艰苦,我也没觉得,相比村里的小学,已经好了很多。
我们住校,很多人周日上午就回来了,因为家里没有写作业的地方,而且人大附中的志愿者会来给我们补课,老师也鼓励大家早点回来。
我们经常搬家,来北京搬了五六回了,有些地方住个一年,可能就要拆了。很多时候我(从学校)回去,就已经搬好了。从海淀搬到昌平,最远搬到回龙观。
爸妈各种小生意都做过,早晚轮流出摊,在中关村卖水果、麻辣烫,还卖过煎饼。星期天,有时候我会去帮忙收钱,或者收一下盘子。上高中的时候,城管就已经很严了,第一回被抓到,就把东西全都拉走,第二回或者第三回,就要进拘留所,我亲戚有一次就被抓走了。爸爸晚上卖完煎饼后,早上还要守在路口那边,帮妈妈一直盯着,像“猫捉老鼠”的感觉。
现在他们都快50岁了,爸爸贷了一些款,开网约车,挣钱慢慢还,妈妈在家待不住,在饭店找了一个活,总体来说还是往好的方向走,我才不用担心太多。
(蒲公英学校 图片来源网络)
“以前的想法太片面了”
到了蒲公英,我才开始正式学英语。小学没有英语,五年级才开始上一点点,也就几周一次课。在蒲公英有很多和外国朋友交流的机会,刚去没多久,就有一对美国夫妇来我们班,跟着一起做活动,教了一首美国棒球队唱的歌。
蒲公英给了我很多机会,有时候参加演讲比赛,让我变得更外向,喜欢组织各种活动,帮老师管理班级。我觉得我很努力,但我的成绩一直不是特别拔尖。
初三的时候,世界联合学院(UWC,面向全球提供大学预科课程)挪威分校校长来我们学校参观,一些UWC很早毕业的校友也来了,我们班一个同学问,“你们的梦想是什么?”一个校友的回答是,帮助世界的人和平生活在一起,不再因为对方的不同发生对峙。我当时觉得他的梦想很奇特,很多人的梦想是考上大学,找到一份好工作,感觉UWC很不一样,想去看看这个学校到底是什么样的。
不过那时候最紧要的还是中考。天蒙蒙黑,很多人开始在操场上跑操,学校会放各种音乐,其中一首是《爱拼才会赢》,跑着跑着,天就亮了。
(蒲公英中学之前的教室 图片来源网络)
蒲公英初一人特别多,初二上了一个学期,有些人走了,中考之前又走一部分人,最后留下来的人就很少了。
毕业之后,我们参加了一个 Next Step (下一步)的夏令营,大家都在思考下一步怎么选择,是继续读普通高中,还是职业高中,是留在北京,还是回老家,自己到底适合走哪条路。我说我想考UWC,一个志愿者特别支持我,她当时在北大读研,后来一直保持联系,给我提各种建议来提高英语。
我特别喜欢早上早起个十来分钟,去操场读英语,操场特别安静,好像整个都属于我。
高中还挺顺利的。我们那年和一所普通高中建立合作关系,开了一个班级,全都是蒲公英的学生,高二分班的时候才打乱了。以前觉得那些(本地)同学靠家里,不学习,这次混合才发现,他们很努力,也很善良,以前的想法太片面了。
从面试到(收到世界联合学院)录取通知书,等了两三个月,这个过程挺煎熬的,心一直悬着,每天早上起来,都会打开邮箱看一下。未来充满了不确定。不像大多数人,从初中到高中,你知道肯定会走高考这条路,会一直坚持走下去。那段时间想的也挺多,如果考不上的话,可能就打算回老家读高中,准备高考。我爸都已经快把老家的学校都给我找好了。
大家都处在这种摇摆不定当中,班上会有一些浮躁的气氛。最先走的一个同学是高二上学期,过完圣诞节之后,提前回老家适应教材和做题习惯。大家把那个圣诞节办得很好,没有说舍不得或者不开心。
其实想高考的话,大家都会走这一步,只不过是早晚的问题。
申请结果出来了,可以去申请签证,我用两三周的时间过了雅思。爸爸把我送到机场,比我大一届的学姐和室友在伦敦的机场接我。
学校一共300多人,来自90多个国家,基本上每天上午上课,下午做各种社区活动。我碰到了很多优秀、有理想,勇于为别人站出来的同龄人。
我妈妈基本没怎么上学,爸爸可能初中上完了,高中上了一点,但他们很支持我,无论读到什么时候都支持。
我最好的朋友,其中两个是蒲公英的,从大学到现在一直保持联系。和其他同学很久没有聚过了,我们那届最后考上大学还挺多的,在北京或者其他地方工作,过得都挺不错。
(段孟宇和同学 图片来源网络 )
教育把一个人带到更远的地方
从蒲公英到UWC,让我认识到教育对一个人的重要性,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
在UWC的第一年,我去柬埔寨短期支教过,第一次在一个国家的首都看到很多光着脚,在街上卖各种小东西给游客,或者在街上乞讨的小孩,哇,就觉得那种冲击特别强大。
活动是UWC(上世纪)七十年代毕业的一个英国校友创建的,在柬埔寨不同的偏远乡村,教逻辑、美术、音乐,还有他们当地的主流语言。在大时代的背景下,很多工厂会挪到东南亚,他们都是土著居民,没有一技之长,教当地的主流语言可以帮助与外界交流。
学校就是几间小木屋,可以做教室,各个角落里绑着睡袋,所有的志愿者住在里面,可以遮挡蚊子。柬埔寨有最亮的星星,因为晚上没有灯,大家会坐在学校旁边的木凳上,一起聊天,一起听歌,一起看星星。
作为一个志愿者去那里,就想起我在蒲公英,志愿者给我讲课的情景。回来之后,我也想了很多,每个地方待一周,这么短的时间,我到底可以给他们带来什么?我到底想做什么?也可能是我第一次发现,教育真的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命。
后来我在美国读路德大学,学的两个专业是心理和管理。陈先生(备注:一个个人资助者)的赞助和戴维斯奖学金覆盖了学习和生活的大部分支出。留学生不允许在校外打工,我第一年就在学校食堂打工,每小时7美元多一点。最多时候打三份工,在社会科学部帮教授查资料,也帮另一个教授做调研,还教过外国同学中文,每周打工13个小时,差不多攒到一张回国的机票。
除了我,村里考上大学的只有一个女孩。她们上完初中,有些读了高中之后,就去广州或者无锡的制衣厂里打工,几年后就回来嫁人。
上一次回家过年,是10年前了。小学和我同班就有一个同学外出打工了,我们一起聊,当时就觉得,哇,我们真的很不一样。后来听我妈妈说,小时候一起玩的人结婚了,现在已经有一两个小孩了。
那种感觉怎么形容呢?不可思议,不敢想象,我说不上来。
现在,他们把小孩放在父母家里,夫妻两个又出去打工,他们的孩子又将变成流动儿童,跟我爸妈十几年前或者二十年前做的是同样的事情,好像一个循环一样。虽然国家在经济上进步很多,人们的生活条件也确实改善,但是受教育这件事情,就和我爸那一代人一样。
并不是他们上不起学,而是他们自己选择不去上学,可能在农村那种情况下,对学习渐渐失去了兴趣。我的成绩并不比他们好多少,我也可能是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或者,他们曾有和我一样的教育机会的话,可能比现在的我做得更好。
我觉得自己除了幸运,还是幸运。如果爸妈没有把我带到北京,如果我去的是另一所学校,没有去蒲公英,很容易就像老家的同学一样,过上另一种不一样的人生。
我来波士顿之后,一边在一家基金会工作,一边申请哈佛大学,觉得我的知识储备还不是我想要达到的一个境界。选择教育学院,是因为对教育、国际发展、政策都比较感兴趣。
教育真的是帮助一个人成为更好的自己,怎么把一个人带到更远,然后再去帮助别人。我一直在想,是在政策专业学教育,还是在教育专业了解政策,最后选择,先要懂什么样才是好的教育,才可以做出好的政策。
最近,我在看美国前总统夫人,米歇尔·奥巴马的自传,写自己怎样在一个低收入家庭,每天坐两三个小时的车去特别好的一个高中读书,考入普林斯顿,最后考入哈佛的经历,跟她丈夫一起入住白宫。我发现成功人士认识自我,认识世界都会有一个纠结的过程,并不是我一个人在经历这些事情。
拿到哈佛的offer之后,我现在想的更多事情不是未来怎么样,而是我明年开学,怎么好好利用在哈佛这一年的机会。
我最喜欢电影《阿甘正传》。阿甘做每件事情的时候都特别纯粹,别人觉得特傻,但他都在尽自己全力。我特别敬佩他,努力成为他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