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依法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等违法行为，让违法者付出付不起的代价

　　今年两会释放了一个最新的政治信号。

　　打假，被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政治高度。

 

　　3月5日，中国高层发出了讨伐 “假冒伪劣”的最新檄文：

 

　　“依法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等违法行为，让违法者付出付不起的代价。”

　　——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

　　如今回头梳理历年政府工作报告，“打假”决策可谓草蛇灰线：

 

　　2014年：“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行为”

　　2015年：“严肃查处制售假冒伪劣行为，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016年：“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依法严厉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假售假行为”

　　2017年：“严肃查处假冒伪劣等行为，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让群众花钱消费少烦心、多舒心”

　　2018年：“决不允许假冒伪劣滋生蔓延”，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首次写入“实行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

　　2019年：“依法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等违法行为，让违法者付出付不起的代价”，“健全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

　　连续六年，其释放的信号一脉相承：

 

　　1.打假态度愈来愈严厉，18年决绝表明“决不允许滋生蔓延”、19年警告要“让违法者付出付不起的代价”。

　　2.“法治”地位更突出，“依法”一词从无到常态化。

　　3.知识产权保护的制度化进程加快，特别是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从无到开展试点，从实行制度到现在的健全制度。

　　决策层对打假展现出史无前例的决心。

 

　　01

　　打假不易

 

　　从经济全球化的视角来看，假货不是单个国家的问题，背后有贪婪资本的全球躁动。

　　有权威报告显示，全世界每年有上万亿美元的假货在流动，约占全世界GDP 的2%。

　　全球假货泛滥，是因为这里边的利润，实在肥得惊人。随便找个小作坊，付点加工费贴上各大名牌，就能十倍百倍的溢价。1988年-2008年，全球假货产业实现了10,000%的增长，OECD数据显示，每年全球贸易中有接近5000亿美元是假冒伪劣商品，规模超过了2018全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总额，占了全球进口商品的2.5%。

　　假货如病毒式疯狂滋生，从制造环节、供需链到制造技术，无不跨越国界，防不胜防。

　　回到国内，假货产业还与地域经济脉络犬牙交错。它关乎着当地就业、区域经济、产业结构转型，甚至是地方政府的深层次执政难题——

　　假货能拉动全产业链上下游，吸引人口流入，如果完全打击，将对地方经济和就业产生影响。囿于利益冲动，一些地方政府把执法变成“执罚”，违法越多收益越多，从而产生了一些放任和纵容行为。

　　制售假行为能获得如此广阔的生存空间，另一层原因是社会大众对这种违法行为的漠视，甚至是知假买假。

　　今年春节期间，有权威媒体就“如何看待通过卖假鞋获取高收益这一现象？”发起调查，超过一万名网友自发参与投票。但结果大跌眼镜：近两成网友认为卖假鞋不偷不抢，挣得是辛苦钱；近三成网友表示自己买过假鞋；只有五成网友认为卖假鞋是违法行为，要严厉打击。

　　假货，无疑是市场经济的毒瘤。

　　其实，中国政府早就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从3·15晚会年年打假、职业打假人成批出现，到砸入行政、司法资源，知产法庭一个个拔地而起……

　　但这些远远不够，要达成“天下少假”的局面，依然任重道远。

　　02

　　中国扔下了一条“鲶鱼”

 

　　对于假冒伪劣等市场监管问题，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了“互联网+监管”。

　　随后的部长通道中，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局长张茅再作阐释，打击假冒伪劣要“社会共治”。

　　什么时候打假从司法主导变成了社会共治？

　　其实两年前已经有了苗头。

　　还记得2017年两会期间，马云在微博上发表公开信，呼吁“像治理酒驾那样治理假货”。

　　在此之前，中国的知识产权立法之路走得又快又急，40年赶着跑完了欧美的100年，但保护知识产权的理念还远远落在后头。现实局面令人焦虑，很多人侵权了未必会发现，发现了未必会起诉，起诉了未必会胜诉，胜诉了未必会重罚，罚了也还有赚头。

　　当时马云此话一出，无异于扔了颗深水炸弹，立马激起了公共领域首次对重罚造假售假的讨论，“假货是毒瘤”、“请求人大尽快就此立法并全民监督执法”的声浪哗地袭向了两会。

　　社会共识开始凝聚成型，决策层也迅速作出了回应——

　　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写入“实行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年中总理在中欧企业家圆桌会议上公开表态，要对知识产权侵权者“重罚直至倾家荡产”。

　　但说易行难，共识形成了，怎么执行？

　　决策出台了，执法部门也不是说干就能干，有时明明知道是惯犯、累犯，但是假货认定难、侵权次数不累计、执法成本高……这些实际问题捆住了执法部门的手脚。

　　对被侵权的企业而言，技术受限，完全没有手段掌握这些仿冒团伙的销售金额，更别说追踪他们的根源和身份。

　　这个时候，“教学书”出现了。

　　2018年5月，网友举报微博网红大V“猫娘”销售假冒GM品牌眼镜，事发后“猫娘”销毁销售记录并携千万巨款潜逃海外。在警方取证艰难的情形下，品牌主、平台、消费者等各方开始协助警方展开调查：GM品牌方连夜为警方提供真假鉴定；阿里为警方提供技术协助；热心网友通过多种方式联系受害消费者协助警方搜集证据……

　　在铁证如山之下，猫娘终于回国自首。全民助力，让“像治理酒驾一样治理假货”成为现实。

　　从推动“像治理酒驾一样治理假货”成为社会共识，到推动全员参与形成社会共治，阿里所倡导的“执法机关+品牌权利人+平台+消费者”的打假共治模式和各项打假技术就像是一条“鲶鱼”，在全社会搅起了不小的动静——

　　执法部门：2018年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执法部门联合阿里打击制售假违法犯罪行为，破获案件1634起，涉案金额79亿；

　　品牌权利人：来自全球16个国家的121个品牌加入阿里打假联盟；

　　学术机构：中国社科院大学等高校开始系统研究假货治理问题，并形成相关学术论文；

　　业界：阿里假货治理模式和经验被借鉴和推广，各类企业学习阿里并成立了专门的平台治理部门；

　　这套打假新模式可以说是互联网时代的监管创新。

　　这也是为什么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特意提出了“互联网+监管”，因为有成功样本在前。

　　市场失灵，政府拿起了多方凝聚而成的手术刀痛割“毒瘤”，刀刀见血。

　　03

　　鞭子高高举起

　　模式创新之外，还需司法突破。

 

　　社会共治模式与打假新技术在为根治假货提供操作样本的同时，司法实践层面的支持同样不可或缺。比如：

　　假货犯罪的缓刑率明显一直偏高。

　　“唯数额论”让制假售假者难以入罪，侵犯知识产权的次数、数量都都被摒除在外。

　　法律的震慑作用目前远远不够，很容易让社会共治的努力沦为杯水车薪。

　　要让知识产权的正规军干得过盗版制假的土匪，就要真正做到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依法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等违法行为”，法律基石永远是根。

　　从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来看，假货的危害性不亚于房地产泡沫。

　　房地产泡沫已经绑架了中国经济，损害了中国三大经济支柱之一的消费。

　　而假货问题同样损害了另一大支柱中国出口的国际形象。

　　无论是制假售假，还是炒房，都是轻松赚快钱、投机暴富的心态，这种浮躁心态极具传染性，也在中国社会恣意蔓延，导致资本和人力都没有流入实体，进行进一步的科技研发、价值再创造。

　　归根结底，假货和房地产泡沫都对国家科技、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造成了严重侵蚀。

　　如今，随着炒房团被遏制，制假售假团伙，也要被国家按在地上摩擦了。

　　回头看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前进之路，每一次困难的解决，都会促进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法律进步和执法突破。

　　现在，中国要进一步扩大开放，打击假货、保护知识产权的决心只会更加坚定，保护知识产权的长效机制相信会一步步确定。

　　鞭子已经高高举起，不会再轻轻落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