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霍尔果斯：曾经数万家企业落户四千多家影视公司注册 现在注銷遇“堰塞湖”

　　34岁的影视公司老板王进只去过两次霍尔果斯。第一次去注册公司，第二次是注销。

 

　　一年前的3月，从北京飞往伊犁伊宁机场的航班座无虚席。为了迎接投资人口中总额十亿元的三个电影项目，王进和财务代表一起坐6个多小时飞机，再坐一个多小时汽车到霍尔果斯市行政服务中心，注册公司。

　　那时，已上映的《战狼2》《西游伏妖篇》《北京遇上西雅图2》《老炮儿》等卖座电影，片尾字幕里制片或出品方一栏频频滚动出霍尔果斯这个名字。

　　霍尔果斯市落在中国版图尾翼的边境上，古时是骆驼商队歇脚的驿站。21世纪第十个年头起，数万家企业在此落地，包括四千多家影视业相关公司。但只是几年功夫，数百家公司争相撤出，逃离这个“歇脚之地”。

　　在投资人要求下，王进在霍尔果斯注册了三家影视公司，等三个项目开展后用于合法避税。今年3月，尚未开展便黄了，他再次坐上飞往伊犁的飞机，注销三家公司。

 

　　“再待下去没有意义”，王进说，政策风险变得未知，成本骤升。

 

　　他离场后，政策的潮水扑来，对影视公司加强管理，曾经承诺的优惠政策收紧。王进的朋友是一家大型影视公司的股东，在霍尔果斯注册公司超过两年。王进透露，8月，这家公司计划撤离霍尔果斯，被要求补缴了曾经享受减免的税款，总额上千万。

　　聚在一起时，大家感慨当初像是头脑发热钻进了一个局，如今困在其中，徒劳无功。

　　王进的朋友大多都在撤退途中。霍尔果斯所在的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当地党委机关报《伊犁日报》版面拥挤程度如同一年前的飞机。据财新统计，2018年6月1日至10月8日，232家霍尔果斯企业在《伊犁日报》发布注销公告，其中72家为影视节目制作、发行、院线等公司。仅9月29日，《伊犁日报》第十一版铺了一整版29条注销公告，近10家公司与影视行业有关。

 

 

　　霍尔果斯对影视业的两张面孔是影视行业近年急转直下的一个隐喻。火热时人人入局，如今有的割肉出局，有的如困兽挣扎，有的来去空空如梦一场。更大的“局”在霍尔果斯之外，被资本和政策搅动的市场无人可躲。

　　（《伊犁日报》2018年9月29日11版，整版29条公司注销公告，近10家公司与影视行业有关。）

　　注销“堰塞湖”

 

　　圈内资深人士林家祥人过中年，是九家影视业相关公司的法人。公司遍布北上广江浙，和霍尔果斯。

　　去年3月，林家祥在霍尔果斯注册公司，为了合理避税，做多利润。早在2010年，霍尔果斯出台“企业所得税5年免征”的优惠政策。但大家对可行性抱有怀疑，王进说，直到2015年霍尔果斯在北京开了一个招商推介会，慢慢地圈里人才对霍尔果斯熟知起来。2017年，优惠政策加码。霍尔果斯出台对上市公司30万到200万不等的奖励政策。此外，企业的增值税、个人所得税等符合一定条件后可获得相应的奖励。

　　林家祥算过，国内各个税收洼地比较下来，霍尔果斯的优惠力度最大，他的项目走霍尔果斯公司的账户，可以少缴近20%的税。对上亿的项目而言，节约的税款在百万级别。对明星而言，片酬原本按个人劳务缴税比例可高达45%，如今以霍尔果斯的工作室名义签合同，做小收入，可以把税款省去大部分。“太有诱惑力”，一位业内人士称。

　　2018年开年，林家祥感到政策的风向变了。霍尔果斯开始调整税收优惠政策。开始的变动还“不痛不痒”——要求企业实体经营，有场地和员工。4月前后，林家祥的公司接到电话，“要我们配合调查，说员工人数太少，至少五到十个，必须雇佣当地人，工资6000元一个人，每人配一个电脑。办公场地要租当地指定的写字楼，一个边陲小城，租金比北京很多地方还贵。”

　　影视业是资源集中型产业。大量资源集中在北京等地。“让我们把公司整个搬过去不现实”，北京一位电影导演说，尽管霍尔果斯也在筹划建设影视基地，“但霍尔果斯交通不便，人口稀少，最多是一个拍摄站点，不会是行业中心”。

　　在林家祥看来，人员和场地都是小事，最煎熬的是最近几个月，申领发票变得困难。正值有项目从电视台回款，林家祥急着要发票，但消息传来，发票限额一个月400万，“按这个速度，一个亿的项目要25个月才能回款，公司都被耗死了”。据了解，霍尔果斯最近开始限制企业每月增值税的最高开票金额。在影视公司出售作品时，购买方需要发票才能打款，这一限制影响了影视公司回款进程。

　　林家祥称，当地私下要求，如果自愿购买理财产品捐建当地项目，开票限额可以提升至1000万以上。他和圈内的朋友对此愤懑，“觉得他们不讲道理，变相减少了优惠力度，大家纷纷改合同，把回款账户从霍尔果斯的公司改回北京或其他地方的公司”。

　　王进的朋友都在撤离之中。大约从春天开始，注销公告逐渐占领《伊犁日报》的版面。“几千家影视业公司都是几年里逐渐注册进入霍尔果斯的，结果现在同一时间大量往外撤，形成了堰塞湖”，王进说。

　　他听朋友说，从5月起，注销公司特别麻烦，两个月起步，有的已经拖了五六个月，还在查。

 

 

　　（北京朝阳区四惠地区的影视业园区，一家挂着“霍尔果斯特区代办处”牌子的门市门可罗雀。盛梦露摄）

　　王进注销公司后，几乎每天还能接到代理公司的推销电话。“和一年前不同，他们主营的业务从帮注册变成帮注销”。北京朝阳区东部四惠地区的影视业园区，一家挂着“霍尔果斯特区代办处”牌子的门市门可罗雀，工作人员称，半年前他们就不再代办霍尔果斯的公司注册业务，“注册太难了，要有实体公司”。

　　帮王进办理注销的代理人小杨在电话里说，“你运气真好，现在零申报的都消不掉，压在那。零申报的代理费8000元。有营收的，给两万都不一定能注销完，税务局说了算，不符合政策的还需要补税，1000万的利润可能要补缴400万税。”

　　王进解释，所谓“不符合政策”是今年8月后才有的情况。他的一个朋友项目进展到中途，用霍尔果斯的公司回款，有一笔600万的营收。此前，霍尔果斯的影视公司在记账时往往会省去成本，因为无论成本多少，企业所得税全免。而到了今年8月底，朋友在去税务部门开票时，被告知需要补税，理由是，出了新政策，但凡成本没有占到营收的50%，都要补缴税款。王进的朋友算下来，600万的营收要补缴200多万税，只能先搁置下来，和购片方重新签合同，让剩下的款项回到别的公司。

　　但霍尔果斯口岸国家税务局咨询员告诉《后窗》，税务局没有规定企业申领发票要交保证金等，“正常申领就可以”；公司注销时不需要补齐此前享受的优惠税款。

　　编剧出身的影视业老板潘婷说，大家对霍尔果斯的变化没有心理准备，据她观察，崔永元举报事件是一个转折点。

　　今年5月底，崔永元在微博爆料范冰冰等艺人用“阴阳合同”逃税。7月后范冰冰未公开露面，协助调查。国庆假期，国税总局公布调查结果，范冰冰和她担任法定代表人的企业被追缴税款和罚款8.84亿元。

　　“如果不是崔老师的事件，我估计这事儿不会马上就会出现那么大的风云突变”，潘婷说，“公众感觉是个人恩仇，没有想到变成行业一个发酵起来的事情”。

　　但在王进看来，“范冰冰事件”只是导火索，“这个行业的事不是一天两天”。

 

 

　　“我从业以来经历过各种行业危机，这次是前所未有的”，林家祥说。

　　（在天眼查以“霍尔果斯 影视”为关键词搜索得到的已注销企业有137家，所有公司在近五年内注册。）

　　资本潮中的甜蜜与忧愁

 

　　一年前的3月，林家祥也在飞往霍尔果斯的飞机上，“经常碰见王长田（光线传媒总裁）、于东（博纳影业集团总裁）”，到了霍尔果斯，最深的印象是整个城市空空荡荡，但霍尔果斯市行政服务中心很热闹，“楼前有个广场，排大队，人山人海”。

　　“不光是霍尔果斯，那几年国家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各地争着优惠，霍尔果斯是力度最大的”，林家祥随口报出了同样用税收优惠吸引企业的多个地区——上海松江、青浦，浙江横店，北京怀柔，安徽，广西。

　　一时间，导演杜良发现圈子里的朋友都去霍尔果斯了，“当时的感觉是，如果不在霍尔果斯开个分公司，别人会觉得‘您是干这个的么？’”

　　杜良和朋友们很看好这个行业，从产业本身的体量看，还不及发达国家的几十分之一，前景广阔。

　　怀着同样的信心，2015年股灾后，大量热钱涌入影视业。煤老板、地产商、基金公司入场，影视业开始经历资本狂欢。资本的逻辑随着千万、上亿的资金强灌入影视业。“资本不专业，无法评估项目的好坏，大明星是安全感的来源”，杜良说，“业内人都明白，有明星就赚钱，没有这个逻辑”。

　　一时间，大卡司的电影迭出，不少电影即使口碑极差也获得了巨额票房，票房纪录不断刷新。杜良坦言有阵子特别嫉妒，“特别不专业的从业人员、资金，就能做项目，赚很多钱。我们科班出身怎么就不行呢？”

　　王进记得，那段时间，行业里涌现出大量单个项目公司，目的就是单纯的资本运作。他举例，假设一个投资总额一千万的项目，一家公司拿到手后，把其中一半份额以两倍的价格卖给别人，最后电影上映，即使不赚钱，这家公司也一分不赔。“大部分投资份额出售的溢价在10%-50%。最近有一个电影出价3倍要卖份额给我，我没买。”

　　资本化的终极道路是上市圈钱。“拍摄方成立公司，拍一两个作品就上市，上市后身家翻几番，卖了就撤，估值一个亿的公司上市后市值七八十亿，他的份额20%，卷了十几亿就走了”。林家祥说。

　　资本热潮延续的2017年初，霍尔果斯为企业上市助力，实施奖励政策。再加上其税收优惠有利于做高企业利润、做实个税申报，成为影视企业上市的福地。

　　与此同时，行业浮躁成为那段时间媒体频繁讨论的一个话题，作品质量下降、全行业数据造假，“别的事还扛得住，十几亿放面前就扛不住了，干啥都行”。林家祥说。

　　很多风险都被忽略了。

 

　　一个北京导演在2016年被许诺了数百万投资，2017年夏天，他发现，市场突然没钱了。项目被尴尬地卡在中途。

　　2017年5月，《摔跤吧爸爸》在中国斩获近13亿元票房，大量中国电影公司去印度投资电影，导致印度电影版权费几十倍地上升。“我们周围的公司疯狂地买印度电影”，杜良说，结果2018年《厕所英雄》上映，总票房没有过亿。“中国观众不再认印度电影了”。

 

　　资本带来的，也终要拿去。

 

　　潘婷身边，“很多公司都出现大大小小问题，该倒闭的倒闭，该退退市的退市”。

　　“那帮拿个PPT到处去撞的忽悠分子，现在也都改行了，因为你忽悠不到钱了；比如说以前的煤老板、矿老板进来，基本上都是亏一堆钱，然后走了，发誓不入这个行当；一些一直拍烂片的公司，一直只想做资本运作的公司，越来越膨胀的公司，他们扛不下去了”，潘婷说，这是集体发酵、一个经历泡沫的过程。

　　现在，资本撤离的寒流席卷了行业，“资金越来越短缺，有钱的人收不回钱，没钱的人也拿不到钱”。潘婷说，“霍尔果斯或许只是一个偶然事件，但它无形中给原本就艰难的公司雪上加霜”。

　　国内经济下行压力，资本回归理性，税收政策调整，内容限制，收购、上市被叫停……每一个变量都在把影视业的公司往悬崖边推。“公司大规模倒闭的寒冬还没到来”，乐正传媒副总裁及《影视产业观察》主编彭侃说，“但在跌向寒冬的边缘，在挣扎”。

　　（影视行业上市公司欢瑞世纪（000892）自2016年底借壳上市至今，股价蒸发三分之二。）

 

 

　　“干倒闭了3家公司”

 

　　年轻的影视从业者小畅更真切地感知到低谷的到来。

　　10月开始，小畅几乎每天要吃几顿散伙饭。公司在经历一年里第二波裁员，“一个部门两个人要砍一个，大家每天都在刷招聘，给自己找出路”。

　　更早一波裁员在3月，突如其来，全公司“50多人砍了一半”。和一年前相比，影视业招聘的信息少得可怜，有人转行去开桌游吧，老板秘书离职后开了一家美容店。

　　小畅在2017年8月跳槽到这家公司，当时公司刚融到钱，马上要启动一个院线电影项目，制作费用数千万。“因为要给资方交代，选了个最快能推动的，不是多好的片。”影片因为制作原因推迟到明年暑期档上映。“这个片本身预期票房就不行，肯定要亏钱，到时候估计找发行都会很难”，小畅说。

　　不仅小畅的公司，受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影响，影视业普遍回款慢，招商情况糟糕。彭侃称，有的公司项目单一，受寒流影响，数月发不出工资。他分析，稳定盈利需要规模效应，例如在好莱坞，为了控制风险，一个公司一年拍20多部电影，只要赌中一两个就能扭亏为盈。但中国大多数公司达不到这个规模，在寒潮中抗风险能力有限。

　　小畅原本在一家投资电影项目的国企背景的公司工作。公司曾经投过多部过亿票房影片赚到了钱，转而制作电影。2017年同时进行3个项目，一个投了约6千万，最后票房未过千万，一个投了1亿多，制作完成一直搁置，另一个项目是国外大片，预计票房3-5亿，最后票房仅3000万。

　　最后这个项目上映前，大老板去寺庙烧香，原以为能得到佛祖荫庇。

　　今年5月，小畅办事重回之前那家公司，原本三四十人的办公区，只有几人留守，“两个在打游戏，财务和行政那儿还有几个人”。几天后，财务的人也被调回总部。现在她所有认识的人都走了，最后的消息是，公司去年巨额亏损，上面的集团不再支持。

　　“我干倒闭了一个公司，我一朋友说他干倒闭了三个公司”，小畅自嘲着大笑。

　　笑过之后，她安静下来，考虑到未来的出路，她希望能熬过这个寒冬，有自己署名的作品，再去一家大公司。如果现在的公司倒闭了，她也打算转行，去做运营，“不会像现在这样这么没安全感，朝不保夕”。

　　按照林家祥的预言，这股寒流过去，至少一半企业会倒下。王进的预测更悲观，“85%的公司会死掉。其中有很多是单项目公司”。

 

　　王进、杜良、潘婷急于和寒冬中倒下的企业划清界限。

 

　　王进觉得，如今的行业震荡对他们而言不算低谷，而是行业成长的必经之路，“趋向健康的变化”。清除掉毒瘤的过程，难免波及健康的细胞。他把自己的企业比作后者，虽然项目少了，但企业还能靠其他的业务支撑着，同时养着正在酝酿的新剧。

　　杜良更是用一种畅意的语气宣告，“我们认为没有低谷期。特别好，（那些不是以影视业为追求的人）别捣乱了！”

　　他们的企业，没有从资本热中获得多少好处，同样也未在资本寒潮中受太多牵连。他们对明年、后年或将存在的“内容荒”抱持希望。他们相信，行业在向更规范、更理性、追求质量的未来进发。

　　但前提是，挨过这个寒冬。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王进、林家祥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