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中关村”破冰起步第一人：陈春先

 

 

　　一座中关村，半部改革史。

　　40年过去，回顾中关村传奇，依然要从陈春先说起。

　　1978年，中国物理代表团访问美国，走下飞机悬梯的人当中，就包括中科院物理所核聚变专家陈春先。这一年，他刚在全国科学大会上斩获一等奖，并和陈景润等人一道被破格提拔为中国最年轻的正研究员。

 

　　人生和国运如果有四季，这都称得上是“春天”。

 

 

 

　　当年，美国在国人眼里还是“腐朽没落、行将崩溃”的帝国主义。但沿着波士顿128公路、旧金山硅谷转下来，陈春先却看到数千家由教授、大学生、工程师创立的公司，以及由它们构筑的高科技产业集群。

　　一位美国教授，仅靠一家20人的永磁体小公司，就能为NASA和全球核实验室供货。科技与商业的高度协同，竟能爆发出如此惊人的生产力。陈春先深刻认识到——这正是美国经济科技强大的终极奥秘。

　　60年代，中美研制第一台激光器的“时差”仅有半年；20年后，美国已拥有强大的激光工业，中国的科研成果还躺在实验室里。

 

　　联想起这些差距，陈春先的心隐隐作痛，脑海中浮现出了“中关村”。

　　当年，北京海淀区聚集着中国最顶尖的30多所高校、130多家科研院所，人才密集度不逊于硅谷。1980年，陈春先在向中科院、北京科协的听众讲述“访美报告”时，振聋发聩地表示“只要转变观念，我们也能做到”，并豪气冲天地宣布：要创办一家“硅谷公司”。

 

　　“文革”结束仅3年，陈春先敢说这样的话，有人觉得他疯了。

　　陈春先则比这些人想象的更疯狂：他定下一个“二不四自”的原则：不要国家拨款、不占国家编制，自由组合、自筹资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这在后来成为无数中关村公司效仿的样板，但在当时，别说中科院，就是全中国都没这个先例。陈春先开公司的报告打到物理所，却石沉大海。

 

　　好在，很快来了一个叫赵绮秋的关键人。

　　作为北京科协咨询部负责人，赵绮秋在“访美报告”现场就被陈春先圈粉。她清楚知道，这个“公司”开不成，但可以利用陈春先等离子体学会副理事长的身份，先搞个“服务部”，由北京科协出批文、出经费，再到公安局刻公章、银行开账户。

 

　　一番“曲线救国”，“服务部”开了张。

 

 

 

　　1980年10月23日，陈春先、纪世瀛等人把物理所一间废弃仓库收拾出来，成立了“服务部”。这一天，被公认为中关村的公司诞生日。

　　但与此同时，陈春先“腐蚀科技队伍，侵占公共房屋”的“小报告”，也打到了物理所领导那里，证明其腐蚀的证据是：每个扫仓库的人都多领了5块饭钱。

 

　　大家都在观望、迟疑、看笑话，陈春先却马不停蹄起来。

　　他跑美国、倒芯片，造了批核聚变电源开关，狠赚了3万块；他办培训班，向待业青年传授电子技术，成为日后“电子一条街”的“黄埔军校”。

　　人们惊诧于服务部竟然赚钱了，却看不惯陈春先每月给员工多发7-15元津贴，等于涨了1-2级工资。风言风语更加多起来：服务部卖产品给物理所，就是“损公肥私”；卖给外单位，典型的“吃里扒外”。

　　不久，物理所领导开始扛不住舆情纷纷，也有人本身就羡慕嫉妒恨。他们公开批评陈春先、纪世瀛等人“不务正业，歪门邪道，腐蚀干部”，然后决定对服务部立案调查。

　　诽谤、查账、被拘接踵而来。人们意识到，陈春先不但要受处分，还可能蹲大狱。服务部的上百人一哄而散，只有纪世瀛几个铁杆跟着死扛。

　　倒是赵绮秋这个“外人”，跑到中科院纪委为陈春先喊冤。但，无济于事。

　　愁苦的她向丈夫周鸿书倾诉，引发了这位新华社北京分社副社长的关注。结果，陈春先的遭遇登在了1983年1月6日《国内动态清样》上。

　　这份直呈中央领导的机密内参，逆转了陈春先的命运。第二天，陈春先的审查即被制止，服务部的做法赢得了中央的赞赏和鼓励。

 

 

 

　　1983年4月，陈春先干脆胆子再大一点，创立“华夏新技术开发研究所”及下辖的“华夏电器公司”，彻底冲破了体制阻碍，成为中国第一家“技工贸”企业。

　　但历史赋予陈春先的使命，似乎到此就戛然而止。

　　此后，陈春先创办了20多家公司，历经项目失败、贸易纠纷、非法拘役等无数磨难。不但未积累起财富，还因为下海失去了体制内的福利待遇，晚景颇为凄凉。

　　2004年8月10日，70岁的陈春先溘然长逝。他捐出眼角膜，留下了把“光明留给后人”的遗愿。

　　这位大智大勇的“中关村第一人”并不富有，却率先打破了时代坚冰。当中国人的头脑还被禁锢在幽暗中时，他以自己的目光和勇气，照亮了中关村的未来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