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坛教父”刘以鬯：靠一支笔在香港活下来

 

　　香港著名作家刘以鬯去世自述：靠一支笔在香港活下来

　　纪念｜百岁刘以鬯自述：靠一支笔在香港活下来

 

　　6月8日下午，作家刘以鬯于香港去世，享年100岁。他主持过多种报刊副刊，并致力于文学创作，其代表作《酒徒》《对倒》在香港文学史上影响深远。2010年，刘先生获得香港书展颁发的“年度文学作家”。本文系刘先生生前在香港回忆早年在上海办出版社时的经历，于2010年7月27日刊于《东方早报》。

　　刘以鬯口述

　　10多年前回上海过一次，你说跟过去不同，也可以，你说跟过去很相似，也能说。我在南京路一样看到以前那么多的商场，只是店不同了。

　　我以前住在大西路(今延安西路)爱丁堡路(今江苏路)那里，就是愚园路和大西路之间。我那个时候在上海办了一个出版社，这个出版社就办在自己家里。10多年前回上海也看了下老家，我家以前住的地方现在变成学校了。

　　在念书的时候，我最喜欢的地方就是上海国际饭店。1940年代我在上海办出版社的时候，早晨我是上班，吃过中饭后就去国际饭店喝咖啡。那时候，上海和国内其他作家们都知道，我下午都在国际饭店喝咖啡。最后很多作家都去国际饭店直接找我。比如抗战的时候，有个出名的年轻作家姚雪垠，他就到国际饭店来见我。我很欣赏姚雪垠的小说，我问他，“你在上海住哪里？”他说，就住在一间亭子间里，那个时候他连吃饭都成问题。我就帮他出书，还对他说，“你就住在我出版社里。”他就住在出版社书库里，也在里面写稿，和我们出版社的人一起吃饭。

　　我跟柯灵关系很密切。我在学校念书的时候就开始投稿，那个时候柯灵已经在编杂志副刊，我投稿给他。那个时候，柯灵最欣赏我。那个时候我住胶州路196号，有一次他为了把稿费给我，特地跑到我家里来看我。我真是兴奋不得了。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我们一起到静安寺喝咖啡。说起张爱玲，我经常去《西风》杂志投稿，好几次从门口看到一个女人，那人就是张爱玲。张爱玲在那个时候是给日本杂志写稿子呢，这个大家都不知道。

 

　　有“香港文坛教父”之称的刘以鬯年轻时在上海与柯灵、徐訏等交往颇多。

　　我在1940年代的时候，才20多岁，对中国新文学很有兴趣。上海的出版社当时出版的大部分是商业小说比如武侠小说，我想做的是纯文学出版社。所以那个时候很多中国老作家都愿意把作品交给我。那个时候左翼作家都是写农村，我是上海出生、长大、读书和做工的，关于农村情况不了解。看他们的农村小说也没什么喜欢的感觉，所以那个时候我喜欢的都是现代派作家，比如穆时英、戴望舒他们。那个时候左翼农村小说差不多占领了中国新文学的90%，我怎么能够写农村小说？我的第一篇小说就是写上海霞飞路一个白俄妓女的故事，那时我才10多岁。我那时候也给施蛰存出过小说，戴望舒的稿子也是他转给我。他也住在愚园路，就住在我家后面。所以他有时候就走到我家把稿子给我。

　　我当时出版最多的是徐訏(的作品)。很多人叫他“徐于”，所以他干脆把偏旁也拿掉了写“徐于”，这样一来我很难办。我出版的小说都写“訏”，到最后人家还以为我弄错。那个时候他的书都是我出版的。我到香港后，我原计划把徐訏的书向海外出版，但我来到香港后发现很多事情和我想的不一样。

　　我离开大陆到香港后带的钱并不多，以为顶多在香港住几个星期。但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打仗一路打到南方，我就在香港回不去了。最后，我当时拿的钱都用光了，身上只有一支笔和几张白纸，然后就写稿，生活就这么过下去了。那个时候香港的稿费是，1000字三四块港币。当时香港买一碗馄饨面都要三四毛。写2000字一篇的稿子，每天吃馄饨面也能过。所以，我就靠一支笔在香港活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