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扒窃头目被捕后调包 退休警察向3级公安举报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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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建春在退休前通过了晋升考试,但因常年举报,最终仍以正科级退休。原标题:抓获的扒窃头目疑被调包,武汉退休民警已向三级公安举报六年“这辈子就较这个真了。”6年来,61岁的退休反扒民警黄建春不断向武汉市公安局、湖北省公安厅和公安部实名举报。黄建春原供职于武汉市公安局公交分局反扒三大队,他日前告诉澎湃新闻,2009年12月,他抓获了两名正在实施扒窃的人员,但蹊跷的是,两人当晚就被放走。随后,其中一名涉案人员被调包处理成另一名惯偷。黄建春还提供了事发现场的视频资料作证。视频资料显示,在事发现场,并没有出现最后被处理的那名惯偷的身影。澎湃新闻调查获悉,对黄建春举报一事,武汉市公安局督察大队、纪检部门曾组成调查组进行调查。武汉市公安局公交分局纪委一份通报材料称,因给一名扒窃人员做的笔录涉嫌弄虚作假,公交分局反扒三大队的一副大队长被处分。但对“调包”一事,调查组并无结论。黄建春对此调查结果不服,仍然继续上访举报。2015年9月9日,武汉市公安局政治部一名工作人员对澎湃新闻说,“这个案子已经过了好几年,历经了好几个领导。”“调查组反复调查过,也根据调查结果给出了合法、合理的结论。”现场抓获两名扒手2009年12月26日下午,民警黄建春在驱车接报案人的途中,偶遇一起公交车扒窃案。黄建春回忆,在反扒三大队附近的武胜路站点,他发现一辆往返于汉口火车站和武昌火车站的10路公交车停靠在路边。 “一名男子站在前车门附近,看见我开警车过来,大声叫’警察’。”黄建春下车后发现,反扒大队的重点盯防人员李某和吴某也站在车门前,正准备离开现场。“这两人是武胜路一带有名的扒窃团伙头目,反扒大队对他们两人非常熟悉。”黄建春将李某和吴某抓获,并带回了反扒大队。 而丢失手机的男子万某,也跟随黄建春来到反扒大队。因是内勤警员,黄建春将李某和吴某移交至同事何某和程某后,便继续在办公室值班。“办案的警官当时喝了酒。”万某告诉澎湃新闻,“他让我放心,手机应该能拿回来。但没有给我立案的单据。”万某告诉澎湃新闻。黄建春回忆,当晚11点多,一名自称是典当行老板的黄某来到大队,称“来送手机”。失主万某也来到大队,领走了自己丢失的手机。黄建春随后发现,此前被他抓获的李某和吴某,跟着办案民警何某、程某离开,当晚再也没有回来。被另一名惯偷顶包?黄建春在后来的历次上访举报过程中,反复提及的一个细节是:事发当晚,办案人员程某交给黄建春一张白条,让他去楼下的副食店拿两条烟,或者拿500元钱。澎湃新闻获取的一份纪委调查材料显示,程某后称“这笔钱是曾找黄建春帮忙后付的好处费。”但程某向澎湃新闻否认了此事,称“我与这个案子无关”。黄建春回忆,他当时愈发感到事态的异常,并未去领受这份“礼物”。事发次日,他发现,该案的笔录也出现了与事实不符的情况。笔录显示,失主万某在报案笔录中称,自己在乘坐公交车时,发现放在外套右边口袋的手机被盗,“当时我就下车打电话报警。”而这份印有他手印的笔录材料上,没有注明询问人员名字和记录时间。万某告诉澎湃新闻他当时并未报警, “当时黄警官直接开着车过来了,何必要再打报警电话?”这一点和黄建春的记忆是一致的。黄建春认为,在失主的报警方式上有所变动,“就没有了我抓获扒手的情节,后面嫌疑人归案时的调包也会顺理成章。”期间,黄建春多次向单位询问万某手机被偷一案的进展。案发4天后的12月30日上午,李某和吴某又一次被带回反扒大队,但和他同时出现的还有一个绰号“小豆子”的人。据黄建春回忆,李某很快便离开了。而归案的“小豆子”,也是反扒民警们的“熟人”,常常在武胜路一带的公交车上作案。黄建春称,根据“小豆子”供述,是他和吴某在公交车上实施了扒窃。这意味着,被他抓获的李某和吴某,变成了“小豆子”和吴某。 “主要嫌疑人就这样被调包了。”“武汉市公安局公交分局”网站上当时对此案还发了一则简报: “老民警黄建春将职业扒手吴某与’小豆子’顺利抓获,在其他民警的协助下,通过严密侦查,迫使两名疑犯交代了扒窃事实。”简报还显示,因被窃的手机价值已达到立案标准,“小豆子”后被刑拘,吴某被行政拘留。黄建春告诉澎湃新闻,他当年到公交公司,将记录了案发情形的监控录像拷贝了下来。澎湃新闻查看发现,李某和吴某事发时都站在公交车车门前,而“小豆子”并不在场。截至发稿前,澎湃新闻未能联系上参与侦办此案的另一名警员何某。因上访被分局派人“盯梢”“我感到屈辱。”黄建春说。虽然武汉市公安局公交分局在干警大会上对他进行了通报表扬,但他认为,案件被“别有用心地改头换面”。事隔一月后的2010年1月25日,黄建春决定向武汉市公安局反映反扒大队刻意隐瞒案情真相。随后,武汉市公安局督察大队、纪检部门组成了调查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