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公安厅内退官员集资5亿放贷：骗数十退休干部

　　“刘正良的妻子是望城区审计局的干部，她协助刘正良从望城审计局、财政局、自来水公司等单位的集资户吸收了大量公众存款”，李正德介绍，“刘正良有个亲戚在规划局上班，直接为他 揽储 。另外，熊言伟的老家是长沙县石长乡，在乡下，人们都喊他 行长 ”。

　　典当掩盖下的“地下银行”

　　盾光公司的典当经营许可证显示，其经营范围是：动产质押典当业务；房地产（外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房地产或者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在建工程除外）抵押典当业务；限额内绝当物品的变卖；鉴定评估及咨询服务；商务部依法批准的其它典当业务。其经营获得了公安局批准的特种行业许可证。

　　然而，大信司法鉴定所出具的鉴定材料称，2002年2月至2014年12月，盾光公司取得的正常典当收入资金仅69.69万元，而对外放贷实际收到货币资金的利息收入共有1.27亿。典当收入仅占总收入1.34亿元的0.52%。所以其实际经营模式是，“以吸收公众存款并放贷为主，典当为辅”。

　　长沙市芙蓉区检察院的起诉书称，经湖南大信司法鉴定所鉴定，2002年2月至2014年12月，盾光公司吸收公众存款的本金及息转本合计总金额5.16亿元，其中，吸收公众存款本金4.98亿，息转本1832万，吸收公众存款人员数量395人，2574人次。盾光公司2002年2月至2014年12月放贷的本金及息转本合计总金额6.3亿。其中放贷本金2.33亿，息转本3.96亿。收回本金1.29亿，息转本1944万，已收回现金利息1.07亿，放贷涉及人员数量104人，450人次。

　　曾接受受害人法律咨询、阅悉相关案情的律师申勇告诉澎湃新闻，“盾光公司长期以来，是以银行经营模式赚取利息差额，最后由于借贷出的大量资金无法收回，资金链断裂。但根据现行的《典当管理办法》及国家相关金融管理的法规，吸收公众存款并放贷，不在典当公司的许可范围内，无抵押放贷，也不符合它的宗旨，盾光典当公司，看起来更像是个 地下银行 。”

　　不少受害人告诉澎湃新闻，除了看中盾光公司的背景和负责人的身份外，他们还被一些假象所迷惑。

　　“熊言伟告诉我们，他买了五一大道和谐潇湘大厦一排价值4千万的门面，并租给光大银行，一年租金几百万；他儿子搞了一个新材料公司，马上要上市，还有盾光公司的办公室等等资产。”肖吉华说，但后来他们了解到，“4千万的房产实际是空的，因为早就抵押给了银行，新材料公司也是个空壳公司。他玩的其实就是我们的钱。”

　　“都这样了，还在骗”

　　李正德是较早发现情况不妙的。2014年10月中，他急需钱，结果刘正良拿不出。打电话不接，发短信不回。他有点着急了。两个月后，他们来到位于五一大道的盾光公司办公室，结果发现办公室已经挤满了人，都是要债的。

　　可此时的刘正良，他们根本见不着。后来他们了解到，刘正良因也借了亲侄子的钱，被其控制起来“看牛”，然后刘把部分房产过户给侄子。刘正良在其口述中承认有这一回事，但称人身自由没有完全限制。

　　公安厅的受害老干部，则是后知后觉。今年70岁的冯庆元2014年4月26日向盾光公司存入6万元，2014年12月30日又存入4万元。“我第二次存钱时，还亲眼看到我们厅里还有两位干部也分别存了好几万。”

　　彭秋英于2015年1月1日存了5万元进去。这令她现在想起来尤为气愤，因为离最终案发只差1个多月，“都这样了，还在骗。盾光公司及熊言伟他们的行为具有欺骗性、伪装性和隐蔽性。”

　　公安厅老干部胡协清对澎湃新闻说，他2015年1月22日因老伴中风急需用钱，到盾光公司办公室找熊言伟，当时他看到办公室的电脑、账本已经被一些人拿走了，“一个债主跟我说，他一个人就有2000万元。但熊言伟跟我解释，说是他的朋友出了问题，连累了他，请我放心。”

　　盾光公司维权小组成员张毅军告诉澎湃新闻，一位与刘正良关系密切的受害人介绍，其实从2012年起，刘正良就很少给他们介绍公司的营收情况，实际上是后期的很多无抵押资金收不回来了。张毅军2011年获得了一笔47万元的拆迁款，“被刘正良打听到，游说我放了30万到盾光公司来，后来我妹妹也放了264万。”

　　检方的变更起诉决定书称，“2012年11月，因经营不善，盾光公司停止了对外放贷业务。2012年11月1日－2014年12月31日期间，盾光公司在处于对外放贷的借款暂时收不回来的情况下，被告人熊言伟、刘正良隐瞒了盾光公司经营不善的真实情况，对外宣称所吸收的公众存款用于放贷出去赚息拆，或投资实体项目，对外放贷有4个多亿债权可以马上收回，骗取他人信任，以提高月息的方式，向社会不特定公众出具借据获取大量资金，实际上是用这些钱用于归还之前所吸收的公众存款的利息或本金。”

　　经湖南大信司法鉴定所补充鉴定，盾光公司2012年11月－2014年12月集资本息总额为2亿元（含2012年11月之前的集资本金所产生的息转本）。

　　检方增加指控集资诈骗罪

　　在谎言被戳破后，2015年2月16日，受害人纷纷到长沙市公安局报案，当日即获得立案。次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熊言伟、刘正良被公安局抓获归案，随后被批捕。同年10月21日，熊、刘二人被追加指控涉嫌集资诈骗罪。

　　此外，湖南金邦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苏青，长沙市望城区审计局退休科员、刘正良的妻子黄红英，两人均被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刑拘，但事后未获检方批捕。

　　“熊言伟说盾光公司账面上对外放贷应收款为4个多亿，可是这些放贷都成了烂账。”李正德通过律师阅卷了解到，“有的借贷人因触犯刑法被判刑入狱；有的因投资项目资金紧张停建，东躲西藏；有人因吸毒被公安机关抓获关进了戒毒所强制戒毒；有人因债务原因自杀……应收账款看起来有4个多亿，但能收回的账款微乎其微。”李正德很气愤：“这些钱根本收不回来，还继续集资，这不是诈骗是什么？”

　　然而，2016年7月，受害人通过律师获悉，湘长芙检刑诉［2016］347号起诉书显示，检方只指控盾光公司、熊言伟、刘正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而没有指控其集资诈骗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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