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中自有黄金屋

看名商

郑明杉

teems@sph.com.sg

　　中国水墨画巨匠傅抱石的名作《云中君和大司命》，本月初在北京拍卖会上

以2.3亿元人民币（约4800万新元）成交，不单刷新今年中国画的成交价纪录，也创下傅老画价新高。

近几个月来，中国字画频频创下天价，一再撼动艺术市场。“秋斋”的曾国和、“袖海楼”的杨应群是新加坡新一代

中国字画收藏者中较突出的代表人物，且听这两位绽放异彩的行家对中国水墨画投资和市场趋势的精辟分析。

曾国和：我一生与纸结缘

50年前，傅抱石的《云中君与大司命》便已为新加坡人所收藏，几经辗转，最后还是回流中国。新加坡在上世纪一直是中国水墨画作的收藏“重镇”，无论质量或数量都已达至历史高峰。最具代表性的收藏家是陈之初的“香雪庄”、刘作筹的“虚白斋”、杨启霖的“袖海楼”、黄曼士的“百扇堂”，以及陈景昭的“百虹楼”。

有趣的是，除了黄曼士之外，其他四家都是潮籍人士，足见新加坡潮州族群对书画艺术的钟爱蔚然成风。不过，随着社会变迁，这种收藏的文风明显转弱，能够承接这股收藏遗风的屈指可数，其中曾国和、杨应群是近年来较为突出的代表人物。其实，这两人还有一些相似之处：一、祖籍都是潮州潮安人；二、都是受华文教育的（两人都是公教毕业生）。

尽管两人出生地不同，但对东方艺术收藏的炽热之情，让他们在人生道路上绽放异彩。

总结过去36年的“画缘”，现年60岁的曾国和创业成功凸显了四个特点：

一、创业之初，曾国和只是个中国画的经营者，并不是收藏家。要成为名副其实的收藏家必须具备多项条件，他自称还未具备其中一些主要条件。

二、由于个人的浓厚兴趣，曾国和在事业有所成的时候，逐渐从中国画经营者晋升为收藏者，并在自家“后花园”另辟天地，设立“秋斋”，珍藏数以百计的墨宝，成为本地主要中国画收藏家之一。他说：“如果要衡量两者的比重，我现在比较偏重藏画，以卖画来‘养活’我的藏画爱好。”

三、曾国和一生和“纸张文化”为伍。他早年在《星洲日报》当了五年报人，过后以经营画廊开创新天地。他半开玩笑地说：“我踏入社会第一份工作是以纸上写新闻为生，摇笔杆的日子虽短，但却开启了我的事业之路。接下来大半生，我主要是卖画、藏画，因此基本上还是和纸张有关。”

四、无论经营什么行业、选择什么职业，都必须尽力做到最好。曾国和认为，这就是要“有所作为”“有所突破”，卖画和藏画也不例外，要设法在行业竞争中脱颖而出，这样才有希望成为举足轻重的领航者。

藏画三主要条件

自古以来，精品书画收藏者非富则贵。几百年来情况虽有变化，但藏画的三个主要条件依然没变：一是财力；二是眼力；三是缘分。

藏画主要是论财力。缺乏财力只能拥有普通收藏。曾国和在改换事业跑道，决定开设新华美术中心时，只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至今依然让他耿耿于怀的是与徐悲鸿的名画《放下你的鞭子》失之交臂。《放下你的鞭子》是徐悲鸿于1939年侨居新加坡时的代表作之一，为新加坡闻人黄曼士收藏多年。上世纪80年代初，黄曼士准备以10万元转让给陈之初，不过在一手交画一手付款当天，陈老却在当天早上去世。后来，卖家通过友人把画作转介给曾国和，无奈他在创业之初，一时实在凑不到10万元，结果画作仅在他家过了一夜。不久，这幅名画以8万元卖给经营纺织业的郑应荃。几年后，郑应荃把画卖到香港。2007年，在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上，《放下你的鞭子》以7200万港元（约1500万新元）成交，不但刷新徐悲鸿油画的拍卖纪录，也创下中国油画的世界拍卖新纪录。

第二个条件是眼力——即鉴赏力和鉴定力，辨认字画的好坏真伪。画家是否能成名，基本上得靠真功夫、加上经验和修养，还要有胆识和激情。

常自称“东西方艺术混血儿”的中国画家吴冠中，佳作无数，在吴老默默耕耘时，曾国和就已看好他的艺术成就有朝一日将会石破天惊。上世纪80年代，当吴冠中锋芒初露时，曾国和一口气买了吴冠中80幅画，画作铺满一地，每件500美元。晚上，吴冠中还关心地摇个电话给曾国和：“小曾，你买得那么多，卖不出去怎么办？”第三个条件是缘分。早年，许多中国艺术家想到国外，国家则想赚取外汇。1982年，胸有成竹的曾国和鼓起勇气敲开北京“荣宝斋”的百年老店大门，表明想要在新加坡为荣宝斋的画家筹办画展，不过要先开画展，然后才结账。荣宝斋考虑良久，并通过在新加坡的中国银行，进一步了解曾国和的背景和信用。

办荣宝斋画展反应热烈

第二年，新华美术中心举办了荣宝斋新加坡画展，100幅名家书画在短短四天卖出96张，其中齐白石的一幅画以3万元售出，其他画作最低要价800元。

曾国和说：“反应之好远远超乎我们的预料，荣宝斋虽然列明画展后的45天里结账，而我们则在一个星期就把钱全汇过去。第一次合作就打好互信互利的基础，接下来我们趁热打铁，在一年里连续办了五次画展，次次都成功、轰动。”

根据“行规”，借展的每幅画作都有个底价，画展主办商可自行定价，底价和实际售价之间的差额就是主办商的利润。曾国和从筹办画展中赚取了第一桶金，也和荣宝斋结缘，奠定他在画廊业的地位。他表示，荣宝斋在海外设有几个点，但新加坡往往卖得最好，新华美术中心和荣宝斋的长久合作关系，前后历经了四个经理。

入行以来，曾国和先后主办了上百次画展。中国著名画家如李可染、吴作人、陆俨少、程十发、黎雄才、宋文治等的画作都曾在新华美术中心展出。1990年他还为吴冠中办过个展，轰动狮城。由于和新加坡有深厚感情，吴冠中晚年更把100多件重要作品捐献给新加坡。

画廊经营者须有信用

要成为一名画廊经营者，曾国和列出三个条件。

一、经商脱离不了“信用”二字，作为中介商的经营者所卖的画和艺术品必须货真价实。二、鉴赏力和前瞻力、智慧和修养不但不能少，还要不断提升，许多经验是走了冤枉路、花了冤枉钱才积累而成的。三、和收藏者一样，经营者也需具有敏锐眼光，当别人还没发现那是精品、还没看到画家的潜能，有眼光的经营者早已洞若观火、抢先一步。

当然，做生意缺乏资金是万万不能的，曾国和能把生意逐步扩大，就是彻底贯彻“以画养画”的做法。他做了一个很生动的比喻，开始做小生意时就像买小鸡，小鸡养大后，就要懂得卖鸡去买小羊；小羊一旦养大了，就应卖羊去买小牛……随着鉴赏水平的日渐提升，今日的曾国和宁可割爱10张画，只为换取一张更好的画。

长期以来，除了生意外，经商世家致富少不了投资楼市、股市、金市等方面，其中一项是投资艺术品。在物以稀为贵的今日，大师级作品已不多见，因此不但可保值，更有增值作用。名画价格越炒越高和中国经济崛起、买家藏家涌现有关之外，也因新加坡的书画精品大量回流中国。目睹三四十年的风起云涌，曾国和略有感叹地说道：“包括新加坡的整个亚洲藏家结构改变了，有实力又敢出手的藏家少了许多，而中国的购买力却大幅提升，收藏阵容不断扩大，整个市场板块转移到中国，现阶段有些画廊已没什么生存空间，基本上已被边缘化了。”

杨应群：好画还是有价有市

傅抱石（1904－1965）的《云中君和大司命》日前在北京拍卖会上拍出天价，总成交价2.3亿元人民币（约4800万新元），不单刷新今年中国画的成交纪录，也创他本人的画价新高。今年4月，张大千晚年力作《桃源图》以2.7亿港元（约4700万新元）成交，一举创下张老作品价格纪录。同月，吴冠中留在民间的最大油画作品《周庄》则以2.36亿港元（约4100万新元）成交，成为中国当代油画拍卖最高价格。

谈起中国字画的天价是不是已经高不可攀，杨应群答道：“能拍出高价，就应该是市场的‘行情价’。在资讯发达、价位透明的今日，买家一定是认为物有所值才会敢于出手，一幅书画的价格可值上一栋大楼，买家当然自有本身的考量，并非仓促行事、意气用事。今日，或许许多人认为这个价格不可思议，可是10年后，大家比较其他字画的‘行情价’时，又往往会发现10年前的画价其实还算合理，因此好画的价格已经不能简单说是‘贵’或‘便宜’了。”

袖海楼为本地最大中国传统书画收藏馆

现年58岁的杨应群是新加坡知名“袖海楼”创办人杨启霖之子。资深报人、书画鉴赏家杜南发曾如此形容：“袖海楼书画藏品，多巨幛连屏，数量庞大，范围甚广，自明清书画，至近代海派、京津、岭南，甚至当代年轻画家，皆兼收并蓄，颇有海纳百川之势。数量逾千，精品不少，如徐悲鸿巨作《六朝人诗意图》等。其部分藏品曾捐献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部分保留家族收藏；自从香雪庄、虚白斋等诸家藏品或流散或捐献之后，在新世纪初期，由杨家第二代杨应群等继承的袖海楼，目前已成新加坡最大的中国传统书画收藏馆。”

在一幅喊价动辄百万、千万的中国书画市场，杨应群表示，现在的买家、收藏家以天文数字竞购稀有好画，不再仅为兴趣，他们必须以投资策略眼光买画，再以合理回报卖画，更重要的是要有持守能力，能长期持守自然要财力雄厚。此外，买卖有时虽要靠机缘，不过经验、人脉，对市场的深入了解，还是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

五六年前，当中国经济蓬勃发展、买家大量涌现时，中国书画市场一片欣欣向荣、买卖两热，很多画付了订金还没拿到手，就已经有人愿以更高价格买下。对近一二十年对市场观察入微的杨应群分析说：“中国书画炙手可热应是2000年之后，2001至2002年市场蓄势待发，2003年沙斯肆虐一结束，市场就开始起飞、买卖容易，而2011至2013年是黄金年代，中国书画价格在买卖日趋旺热下节节上升，市场也日益国际化，中国人还是最大的买家。近年来，中国严厉打击贪腐，虽然冲击了书画市场，不过佳作拍出天价仍时有所闻。好画还是有价有市的，较差的可能就难脱手，不像几年前，市场旺热时，各种水准的作品都会有市场。”

白手起家的书画收藏家

“袖海楼”主人杨启霖是白手起家的书画收藏家，1917年出生于广东潮安，1998年以81岁高龄逝世。杨启霖年幼与祖母南来，过番时只带着一把雨伞和一身简单衣物。漂洋过海来到新加坡之后，先在驳船码头的陈荣基号九八行做苦力，不久被提升为工头。二战期间，各公司的劳工都不敢在码头一带起落货物，不过陈荣基号的货运一到，由于工友们与杨启霖交情甚好，大家千方百计避开日军监视，将整船来货装进垃圾车内偷运出来。有了一些积蓄，杨启霖当起头家，1946年和已故黄诗通联合创办东方私人有限公司，经营橡胶及土产生意。黄诗通逝世后，杨启霖另创办东方（1974）私人有限公司，虽仍以经营橡胶土产及其他贸易为主，业务则青出于蓝。

1951年韩战爆发，橡胶价格狂涨，经营土产生意的东方公司更是如日中天。1963年马印对抗期间，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的两地贸易几乎停顿，新加坡厂商无法从印尼输入原料而不知何去何从时，交游广阔的杨启霖灵机一动，通过各种联系，将印尼许多土产，从印尼运到香港，再从香港转运到新加坡。这不仅为本地厂商解决了原料缺乏的问题，也为杨家赚取优厚利润。

常以字画馈赠外国商家

杨启霖与画为伍是在40年代，由于和外国商家有业务来往，他常以字画作为送礼之物。在经商有成后，他也开始爱画而藏画。50年代至60年代期间，中国为赚取外汇而大量出口清末民初及近现代名家书画，杨启霖就如获至宝往往整批购藏。“袖海楼”镇馆之宝之一的《六朝人诗意图》宽103公分、长206公分，是中港台以外最大幅的徐悲鸿水墨人物画，也是新加坡乃至东南亚最重要的一幅徐悲鸿作品。据知，这幅画是在1973年，由一名槟城朋友以2万1000元卖给杨启霖的，而当时乌节路翡翠山一栋洋房的售价也不过是4万元。正如杨应群所言，这是当时的“行情价”，没有所谓的“贵”或“便宜”，以40年后的“行情价”来说，根本是天渊之别。

至于哪幅藏画是杨老最爱，杨应群坦诚说道：“哪些画是父亲最爱我也无从回答，不过有好友和来宾到访时，他总会把最喜欢的字画摆吊在家中大厅让大家欣赏，我想这些画应该是他的最爱吧！”

上世纪60年代，每当有名家把书画交给中华书局寄卖时，书局老板总会先送到翡翠山的杨家，让杨启霖慢慢挑选，那个年代几百元就能买到相当不错的字画；到了80年代，买价多是几千或上万元了。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杨启霖收藏的不少字画来自世界各地的拍卖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