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盂鼎与左宗棠

咸丰八年、九年（1859年）是晚清中兴名臣左宗棠的人生重大转折之年。

在此之前，左宗棠因为三次科举不利，虽有“再世诸葛亮”之才，也只能有实无名地委身湖南巡抚衙门，做一个屡建拱卫长沙之功，却始终没有正式官阶的“师爷”。

但即便做师爷，天资豪爽，圭角毕张的左宗棠也是睥睨一切的，在当时的湖南官场，自巡抚以下，即便是二品总兵，见到左宗棠，无一例外，都要规规矩矩地行礼请安。

除了这一份恃才傲物，左宗棠的骨子里还有晚清官场稀缺的忠介，自他以师爷身份步入官场，直到后来封爵拜相，其直烛巨奸，不顾身家，绝无附会的强人本色从未有过一丝一毫的改变。

按理说，在讲究中庸圆滑之道的晚清官场，如左宗棠这样既傲，又刚，还正的“异类”，是很难出头的，即便出头，迟早也是要被干掉的。但左宗棠却创造了一项奇迹，自从渡过咸丰八九年那一劫之后，他是否极泰来，一路开挂，几十年几乎未遭到掣肘。

何以至此呢？

晚清的官场老鬼太多，时局太艰难，朝廷确实需要他这么一位刚直霸道的人物，来制衡一些人物，横扫一些局面。

而说到左宗棠强势崛起的真正起点，也有一些“吉人自有天相”的味道。

据刘禹生在《世载堂杂忆》中记载——“施城吴老人，年九十矣，幼时曾见樊公（永州镇总兵樊燮），其言曰：樊公谒见骆帅（湖南巡抚骆秉章），帅令谒左师爷，未请安。左厉声喝曰：武官见我，无论大小，皆要请安，汝何不然？快请安。燮曰：朝廷体制，未定武官见师爷请安之例。武官虽轻，我亦朝廷二三品官也。左怒益急，起欲以脚蹴之，大呵斥曰：王八蛋，滚出去！燮亦愠极而退，未几，即有樊燮革职回籍之朝旨。”

照刘禹生的说法，左宗棠是因为樊燮藐视他，一怒之下脚踹了这位朝廷二品武官，之后又以刀笔弹劾樊燮，让他彻底卷铺盖，滚回了老家。

除了这一说，还有另一种说法，左宗棠没有脚踹樊燮，而是狠狠地给了对方一个大耳瓜子。

然而，让左师爷始料未及的是，受辱又丢官的樊燮并不是任人宰割之辈，之后他走湖广总督官文的门路，官文直接上奏咸丰，甚是狠毒辣地给左宗棠扣上了一顶“劣幕”的帽子。

在晚清官场，“劣幕”这一顶帽子是可以轻松要了左师爷性命的。

果然，咸丰看到官文的弹劾奏章，勃然大怒，他颁下谕旨给官文，左宗棠果有不法情事，可就地正法。也就是说，只要能拿到一丝左宗棠是“劣幕”的实据，又或者将一些证据栽赃到左宗棠的头上，官文就可以直接叫他人头落地了。

如此说来，这阶段的左宗棠简直是小不忍，直要丢了性命。

当然，也有人说，左宗棠虽然孤傲蛮横，但官场险恶他还是懂得的，不至于因为这么一件小事鲁莽行事，他与樊燮之间的缠斗，不是因为樊燮没请安，而是因为樊燮在地方上作威作福，左宗棠看不惯以骆秉章的名义上了一道弹劾他的奏章，樊燮因此落马后怀恨在心，遂拿他师爷的身份，找茬子大做文章，想以此回敬一刀。

细细想来，左宗棠脚踹掌掴一说更接近民间对左大帅的传奇演绎，刚正师爷与作恶总兵互相弹劾一说应该更接近历史的真相，但不管怎么说，左宗棠在咸丰九年遇到了他一生中最大的一个坎。

此坎其险恶，虽然未必会叫他人头落地，但从此在官场销声匿迹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晚清官场中的湘人集团对左宗棠展开了一场甚是有名的营救。

当时的晚清官场，湘人已经形成了一个京城有人，地方有势的庞大集团。得知左宗棠有难后，湘人集团中实际地位不亚于曾国藩的胡林翼担负起了居中运筹的角色，在地方上他联合曾国藩伺机声援左宗棠，在京城，他及时和任职翰林院的郭嵩焘形成了联手。

营救左宗棠最漂亮的一步棋，是由郭嵩焘执子的。他以上等的鼻烟壶为礼，拉入值南书房的潘祖荫入局，请他出面给咸丰密上了一道保举左宗棠的奏章。

对晚清官场而言，这道奏折不仅有名，而且十分重要。

“楚南一军，立功本省，援应江西、湖北、广西、贵州，所向克捷，由骆秉章调度有方，实由左宗棠运筹决胜，此天下所共见，而久在我圣明洞鉴中也。上年逆酋石达开回窜湖南，号称数十万，以本省之饷，用本省之兵，不数月肃清四境。其时贼纵横数千里，皆在宗棠规划之中，设使易地而观，有溃裂不可收拾者。

是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而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也。

宗棠为人负性刚直，嫉恶如仇，湖南不肖之员，不遂其私思，有以中伤之久矣。湖广总督官文，惑于浮言，未免有引绳批根之处。宗棠一在籍举人，去留无足轻重，而楚南事势关系尤大，不得不为国家惜此才。”

这一密保奏章，可谓是仗义执言，读来令人振聋发聩。

有此雄文开道，本就器重汉臣的肃顺接应而起，向咸丰大力进言，曾国藩、左宗棠皆是匡扶社稷之才，慎防不如重用。

那一时刻，恰逢清廷江南大营被太平军攻破，社稷动荡，急需用人，咸丰终于放下对汉臣的戒心，将两江总督的大位实权交到了曾国藩手里。

对于左宗棠，当得知左宗棠已年近五十，咸丰最终表态，正是为国效力之际，如果才堪大用，当尽快用之，过几年精力也就衰了。

就这样，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两江总督曾国藩襄办军务。曾国藩亦赏识左宗棠之才，随后便让他在湖南招募五千人，自成楚军，赴江西、安徽与太平军作战。

年近五十，本是沙场征战的暮年，但左宗棠却从这里走向了后来的铁血辉煌，这一点不仅让国人赞叹，也让当时的外国人叹为观止。

然而，这段历史讲到这里并没有结束，许多人都知道“

是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而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

”很有名，但这句再造了晚清官场第一强人的名言，有多贵重？许多人并不清楚。

左宗棠一生鲜有送礼献财的时候，晚清即便如曾国藩这样的人物，进京过崇文门，都要按规矩交下一笔孝敬朝廷的过门费，但左宗棠却从不理会此等陋规，但为了感谢潘祖荫当初的那一句话，他却罕见地给对方送了一次重礼。

想来，那也是千里马对伯乐的一种重谢。

大盂鼎，道光年间从陕西眉县崩现而出，它是西周康王时期青铜礼器中的重器，因作器者是康王时大臣名盂者而得名，出土后便被贩卖到了文物市场。

岐山首富宋金鉴得知后，使重金把宝鼎买下，因为器形巨大，十分引人瞩目，不久即被岐山县令周庚盛以“私藏重器，有不轨之心”巧取豪夺了去。

周庚盛非爱名器之人，得到宝鼎后，他不久即转手，将这一稀世珍宝卖到了京城。

道光三十年，宋金鉴上京赴考，得中翰林，之后他寻遍京城古玩店，最终与宝鼎重逢，花了三千两白银将之重购回来，并运回了岐山老家。

同治年间，宋家交道衰落，宋家后人宋允寿将宝鼎运往西安，当时在左宗棠府中做幕僚的袁保恒（袁世凯叔父）得见这一宝物后，花了七百两白银购买下来，然后送给了酷爱古物的左宗棠。

得到这尊青铜宝鼎后，左宗棠想起了痴迷青铜器的昔日伯乐恩人潘祖荫。然而，当左宗棠有意要将这尊宝鼎转赠潘祖荫的时候，这位晚清的大藏家却怀疑此鼎为赝品，迟迟不愿收下。

到了同治十三年，藩祖荫终于知晓宝鼎乃稀世珍宝，于是接连给左宗棠写信，急催直要，得鼎心情之切，可见一斑。左宗棠得信，没有犹豫，连忙花重金运费三千两白银将宝鼎送进了京城潘祖荫府邸。

藩祖荫得到大盂宝鼎后，延请金石名家王石经篆刻了两方印，一方为“伯寅宝藏第一”，另一方为“南公鼎斋”，可见其珍爱之心。

只是，动荡乱世，私家珍藏大盂鼎这一稀世国宝谈何容易！从随后近一百年的沧桑变迁看，潘祖荫的后人没有辜负先辈间的历史佳话。

藩祖荫没有子嗣，从其弟潘祖年那里过继来的两个儿子也相继早夭了，这等于潘氏兄弟后来都没有儿子。自潘祖荫离世后，其弟潘祖年便将兄长所藏的文物运回了苏州老家，有一段时间，大盂鼎被供方在潘家大院的厅堂上，被视为传家之宝。

潘祖年活着的时候，对家藏宝物把持极严，定了“谨守护持，绝不示人”的家规，然而潘家的香火实在不旺，潘祖年故去时，他的孙子也早已病故，因而看护家藏宝物的重任最后落在了潘家孙媳妇潘达于的肩上。

让潘家先辈欣慰的是，小女子潘达于虽没读过多少书，但知大义，有担当。民国初年，英国人获知潘家藏有国宝，专程来华找潘氏商谈求购宝鼎，出价高达数百两黄金之巨，但潘达于不为所动。

抗战时期，苏州沦陷时，为防国宝落入日本人的魔掌，潘达于带领潘家族侄在二进院的堂屋里挖了耗时几天几夜的深坑，之后将宝鼎埋在地下，之后又将堂屋恢复成原样。后来，日本人曾到潘家宅院掘地三尺，但没有料到潘家的藏宝坑在堂屋里，终未获得。

转眼到了1951年。

潘家后人见人民政府极为重视文物保护，认为只有这样的政府才可托付先人的珍藏。全家商议后，由潘达于执笔，于1951年7月6日写信给华东文化部，希望将大盂鼎和另一潘家珍藏大克鼎捐献给国家，并希望将两件宝鼎放在上海博物馆展出。

7月26日，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派专员在潘家后人的陪同下赴苏州，国宝大盂鼎从此得以重见天日，并在1952年年藏入了新建成的上海博物馆。

1959年，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开馆，上海博物馆以大盂鼎等125件馆藏珍品支援，从此大盂鼎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更在之后成了中国禁止出境的64件国宝级文物之一。

晚清脊梁左公，若是泉下有知，当为大盂鼎的最终归宿，今日的盛世中国感到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