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日本画最后的大家,伦敦展河锅晓斋
经历幕府与明治时期的日本画家河锅晓斋(1831-1889),被认为是传统日本画最后的大家。他作品中的诙谐、活力和想象力依旧影响着当下漫画等众多艺术风格。传统日本画一直受到中国书画深远的影响。
在北斋和广重盛名之下,河锅晓斋常被忽视。澎湃新闻获悉,3月19日起,伦敦皇家艺术研究院(RA)推出“河锅晓斋展”,他最初师从浮世绘画家歌川国芳,后经过狩野派的训练,创造出可怕可敬、可爱讽刺的形象,尤其在莫奈等印象派画家向东方学习时,同时代的河锅晓斋却反过来望向西方。
1870年,河锅晓斋在享受了喧嚣一夜后,走进了东京的监狱。与大多数以牢狱终结夜晚的人不同,他的过错不是酗酒、斗殴或盗窃,而是画了一幅画。可以肯定的是,河锅晓斋喝醉了。当晚,他参加了一个“书画家会”,参与者们饮酒作画,至于具体画了什么,他自己也断片了。
对河锅晓斋确切的指控至今仍是个谜,但有传言称,他当晚的画羞辱了掠夺成性的西方人,据说是“以生动的隐喻,侮辱了重要人物”。因事发公共场合,他当场被捕。
随后的牢狱之灾,伤其身体,却无损其名誉。在那个时代,图像是传达观点的重要手段,画家们用手中的画笔唤起民众意识。河锅晓斋便是其中之一,他是一位开创性的画家,幽默的画风和娴熟的技法,使之成为日本近代社会转型期的代表,他的作品也有编年史的意味。
他精通各种风格,创作了大量作品,作为一名教师心胸开阔,结交甚广,这也确保了他的作品被尽可能完整地保留。此次皇家艺术研究院“河锅晓斋展”的展品为艺术品商人高曼(Israel Goldman)私人收藏,他的收藏涉及了不同时代和门类,是河锅晓斋和浮世绘的重要藏家之一。
河锅晓斋出生于1831年,他所处时代的日本可能只有三个地方值得关注:京都、大阪和江户(今东京)。京都的神社和寺庙,印证了千年文化传承;大阪和江户则得益于此前200年相对的和平和繁荣。17世纪早期,德川家康开设幕府,成为国家事实的统治者。幕府时代实行锁国政策,国家内部武士阶级凌驾于农民、匠人之上,商人处于社会最底层。
到了1830年代,原有社会阶层分崩离析。没落的武士阶层出售他们的佩剑、盔甲、甚至武士身份。河锅晓斋的父亲就是其中的受益者,作为大米商人的儿子,在被武士家族收养后,成为了幕府武士的扈从。
在河锅晓斋一岁时,全家迁居江户。很快,这个男孩表现出艺术家的潜质。六岁便进入歌川国芳的画室。此时的国芳正在制作浮世绘版画,画中那些源自中国和日本文化中的武士、以及超自然的鬼怪世界给幼小的河锅晓斋留下深刻的印象,国芳还向他传授了一系列观察自然的经验,并建议不要只追求直接表达,而是捕捉“精神力量”。
但仅两年,河锅晓斋便离开了。原因可能是他的父亲对国芳的古怪风格和与幕府的关系感到芥蒂。不过河锅晓斋却依旧热爱画画,甚至会捞起河中发现的断头,带回家写生。为此,父母把他送到了更受尊敬的狩野派画家前村洞和门下,前村洞和又为他争取到狩野洞白在骏河台分部的学员名额。
预备(协助准备绘画材料)了两年后,河锅晓斋开始系统研究传统中国和日本绘画,其中就包括反复临摹释道人物等经典作品。课余时间,河锅晓斋也去体验江户市民生活,其中就包括饮酒、落语、妓院、狂言等。
1849年,河锅晓斋完成了学业,通过牵线被秋元藩画师坪山洞山收为养子。这意味着,未来他将继承这一封号。但事实却并非如此,1852年,在流言蜚语中,晓斋与坪山家族断绝关系。几年后,他开始了独立艺术家的职业生涯。
河锅晓斋并不是唯一一个走上这条道路的人,在河锅晓斋出生前的两个世纪,江户幕府一直实行着闭关锁国。但此后,他见证了1853年的“黑船事件”、1867年德川幕府时代的终结、基督教在日本的合法化,以及铁路、电报的出现……日本已经无法回到过去的平静。
正是在这炽热的年代,河锅晓斋结婚、有了第一个孩子,他为自己创造了艺术名称“狂斎”(Kyōsai,意味“戏仿”的“房间”),并创造了“狂画”(kyōga,讽刺漫画)。
日本严格等级制度为讽刺漫画提供了无法抗拒的题材,同时这也是一项冒险的事业。其结果是,很多这一时期的日本作家和画家成了寓言故事大师,从民间传说到动物世界,他们利用世间万物取笑当权者,同时又保持着某种貌似合理的安全界限,这让人想起日本古老的《鸟兽画卷》。
《青蛙大战》(1864年),是河锅晓斋最早的此类作品之一。画中用水枪和芦苇矛武装的青蛙在池边发生了冲突。当时的读者从画中不同的纹章可以明白,他隐喻了与德川结盟的氏族正在与长州藩的统治者(日本西南部一个从未完全接受幕府统治的地区,也是当时在反对幕府的最前沿)作战。
1868年,反对势力升级为一场内战,战争的结束也宣告了幕府政治的终结。江户成为“东京”,新复辟的天皇被命名为“明治”。如今通过读历史知晓,“明治维新”创建了亚洲第一个现代民族国家。但在当时,人们对此褒贬不一,河锅晓斋便是时评家之一。这是一个不确定的时期,渴望西方的认同和对文化输入的试探与警惕相伴而生,由此诞生了一系列滑稽的图像。
在他的一件作品中,一具骷髅戴西式礼帽、佩着一把古老武士刀,演奏三弦琴,他的面前是一直跳舞的小怪物;另一件展示日本西式学校的作品,画中长凳、课桌、教棒和西装革履的教师,与一般新式学堂无异,但这却是一所“幽灵学校”(1874 年),在那里,妖怪和河童的后代正在被训导。与当时大众担忧的一致,河锅晓斋可能也认为原本田间帮工的孩子“流失”到教育机构,会给农业生产带来影响(从长远看这种认知是错误的);同时,政府也将政令扩展到超自然领域,“迷信”被指责为阻碍国家发展,开始受到遏制(批评家认为此举是对日本想象力的攻击)。
在一个天翻地覆的世界里,天才的画家永远不会缺乏灵感。但1870年,河锅晓斋的被捕清楚地表明了他所承担的风险。 日本的新领导层是低级武士,大多数人不为公众所知。 他们虽有天皇作为傀儡,但政治和经济上仍然虚弱,担忧西方列强进一步稀释日本自治权。他们四处寻找可能有助于将新国家联系在一起的粘合剂——对皇室的崇敬、重新设计“日本”价值观——他们担心讽刺文艺作品可能将粘合剂溶解。
除了漫画,河锅晓斋还继续创作一些更传统的作品。如果他只停留在狩野派,他的作品可能会出现在一个新的艺术标准中,当时这个标准正在被拼凑。传统绘画、陶瓷、宗教雕像,甚至歌舞伎剧院被认为类似欧洲歌剧,经典但过时;江户时代的流行艺术,也没有吸引力了,尽管西方收藏者似乎很喜欢这些作品。
河锅晓斋的艺术确实得到过官方的认可,1881年,他的狩野风格“乌鸦”在东京工业博览会上获得了最高奖。虽然,评委们称赞他画笔的“强大力量”,但很快,因其讽刺漫画的“粗俗、任性、白痴”而被禁止参加世博会。
在日本,流行艺术和精英艺术之间的界限从来都不是固定的。河锅晓斋的才华让界限更为模糊。即使是最简单的讽刺,他也以惊人的技巧表达。正如他所在学校的学生所描述的那样,他是一位善良、高要求的传统绘画大家:学生们要通过帮助磨墨、准备颜色等开始观察和学习,他的儿女也非常擅长模仿父亲的风格,以至于他们的作品经常被混淆。
英国建筑师约西亚·康德(Josiah Conder,东京鹿鸣馆设计者)曾受教于河锅晓斋。1880年代,约西亚·康德在东京教授西方建筑,两人很快成为了朋友。从约西亚·康德对河锅晓斋教学风格的描述中可以看到,他的基础建立在狩野派训练之上,并结合了歌川国芳从小灌输的对世界的严谨观察。在一次去镰仓的素描之旅中,康德观察到,对于晓斋来说,“临摹意味着完全同化”,他可以一次次地临摹一幅图像,而不需要再参考原始的画稿。
河锅晓斋的精湛技艺为他获得了大量的订单,至去世时还有近300笔未完成。他的插图深受各类读者的喜爱。然而,尽管他多才多艺,对西方技术持开放态度,并对未来充满期望,但约西亚·康德在他那代人身上发现了无法磨灭的“旧江户”特征。这包括参加书画聚会时,需要清酒和艺妓照料,并根据客人的要求制作作品。1853年的一次聚会热闹非常,以至于晓斋的老师国芳撕下衣服作为刷子,因为画笔不足以描绘他所要表现的庞大的人物。
1870年被捕入狱前后,河锅晓斋都是这些书画聚会中最受欢迎的客人之一。但晚年的河锅晓斋与书画聚会形成了一种爱恨交织的关系——他是否意识到,聚会已经不再是曾经的样子了?他似乎也不喜欢在私人聚会上被国际客人怂恿作画。他的另一位外国仰慕者莫蒂默·门佩斯(Mortimer Menpes)回忆起1887年的一次聚会,当时距河锅晓斋仅两年。那天晚上大量清酒下肚才使河锅晓斋有了心情,他走到为他准备的丝绸、墨汁和毛笔前:
“他跪在那里,手握画笔,凝视丝绸,看上去像神一样——他完成了自己的画。他骄傲地挺直身子,四肢颤抖着,扔下画笔,把画卷沿着地板向观众滑去,说了一声:‘这是晓斋’,便离开了屋子。每个人……都意识到这是一位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