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市值前十企业:苹果、微软、字母表、沙特阿美、亚马逊、脸书、特斯拉、伯克希尔哈撒韦、台积电、英伟达
全球市值前十已无中国大陆企业。
这是彭博汇编根据近期资本市场涨跌变化得出的数据。据《环球时报》转载报道,按照彭博汇编数据,随着中国监管部门的整顿行动继续对股市产生重大影响,腾讯9月17日总市值约5560亿美元,略低于美国芯片制造商英伟达排名第11位。前十位分别为苹果、微软、字母表、沙特阿美、亚马逊、脸书、特斯拉、伯克希尔哈撒韦、台积电和英伟达。
报道进一步指出,这是2017年以来中国大陆企业首次未能跻身全世界市值最高的10大企业行列。
如果我们把视野拉得更长一点,回顾近四十年来的全球市值排行榜会发现,中国企业进入这份榜单时间并不算太长。直到2010年前后,以中石油和工行、建行为代表的公司才带领中国公司队伍进入了全球公司市值的第一梯队。随后,随着互联网数字经济的兴起,腾讯和阿里业务规模飞速增长的同时,市值也不断攀升。
我们在理解这份榜单的变化之前,可能更需要先厘清的是,市值究竟意味着什么。上市公司市值的变化,当然是反应企业经营状况的重要指标,它往往会随着企业业绩的变化而浮动。但市值不仅仅受公司的影响,同时也受公司所在环境以及资本究竟如何理解这些外在因素的影响。对于公司本身来说,市值一定程度上还是一个外在的评价指标,体现的是市场对公司的评价以及资本对公司未来发展的判断,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市值也在交易时间里不断浮动。
伴随着今年以来在互联网领域以金融服务、数据安全、反垄断等方面强监管政策的落地,短期出现市值的变化、资本的踩踏,属于正常的应激反应,对于这样的变化,从公司层面来看并没有太多好的解决方案,更为重要的因素,其实取决于能否拥有良好的经济增长环境以及包容创新的稳定预期。
预期是影响市场主体经济决策的基本要素,也是宏观经济理论和政策需要关注的核心变量。落到具体的数字经济监管层面,各个部门监管的节奏和强度如何把握,如何避免一刀切、避免运动式监管,也是预期管理的重要组成。其实,预期管理一直在被强调。从此前中央到各部委不断强调的预期管理,到9月22日的国常会上再次被强调的跨周期管理,稳定市场预期,都属于这一层面。
而对于公司来说,市值固然是重要的指标,但更为重要的影响市值的因子,依然还是到公司价值的创造。
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当下占据市值排行榜前列的公司,比如谷歌的母公司字母表、苹果、英伟达等,它们看似分布在不同领域,但实际都有一个核心关键词:技术驱动。对核心技术的重视和对研发创新的强调,不仅仅是当下中国经济转型地方向,同时还是决定产业话语权的关键,也是公司是否具备价值的关键。
如果从这个角度考量,多以降低交易成本的商业模式创新见长的中国互联网公司,市值下滑可能并非是低估,而是情理之中。毕竟,在监管的大幕落下之前,哪怕是BAT级别的互联网巨头,也已经出现了“没有梦想”、“流量见顶”的盛世危言。
当然,这并非否认商业模式创新的价值,提升效率、降低成本是企业管理的永恒追求;但在当下这一政治经济都充满多元不确定性的环境中,企业要实现基业长青,更加需要有“跨周期”的准备,而这种跨周期的底座,正是来自于对未来核心技术和产业发展方向的掌握。
对于互联网公司们来说,市值的“塌方”再次释放了一个信号:属于过去十几年的快钱时代,帷幕正在徐徐落下。今天它们可能更需要再次理解任正非的话——在大机会时代,千万不要机会主义。
没有人比拉里 佩奇更加蔑视常规了。 谷歌2004年上市的时候,他的合作伙伴,谷歌的联合创始人谢尔盖 布林没有去做那种典型的IPO,完全不理睬华尔街,也没给投资银行发财的机会,而选择了荷兰拍卖的方式。 呃? 什么方式? 今天的我们大多数人可能都百思不得其解,因为谷歌所做的事情还没有哪个公司做过,就是拽着自己的衣领给自己做个彻底反转,变成了一家联合企业。
如果你没注意周一的新闻的话,谷歌创建了一个名叫字母表的控股公司,这个公司将控股谷歌,包括搜索,地图,浏览器,安卓,应用和油管,而其他那些所谓混合企业,如DNA搜索,自动驾驶汽车和宽带公司会被安置在老谷歌的外面,但是还在字母表之下。谷歌的股权将被转换为字母表股权。 目前如此。 我这么说是因为我觉得佩奇公司会在未来继续与时俱进地改造谷歌和字母表。
这里的决策者是佩奇,而不是布林或谷歌董事会主席埃里克 施密特,或那个新的首席执行官,德高望重的业内人士 桑达尔 皮查伊。 佩奇对于无需遵守传统智慧或自鸣得意的事情非常着迷。 这种思维好像挺适合他。 例如,佩奇和布林11年前让公司上市,但是他们仍然想保有对公司的控制权,因此他们就发行了两种股票,两人掌握着超级投票权。真正的家族媒体公司(如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这样做很多年了,但是这种策略经常成为没什么本事的继承人得到充裕股息的渠道。而佩奇他们让雇员用20%的工作时间做非核心项目,头脑风暴, 杂事儿或者做白日梦。 这能带来投资回报吗? 很难说,但是可以肯定这种做法带来了一种能够持续吸引最好最聪明的工程师人才的公司文化,而这个世界上,人才是最重要的。
而且佩奇还善于倾听。 他听到有人抱怨说公司缺乏财务制度,随后他就从摩根士丹利雇来了引人注目的财务总监 露丝 波拉特。 他听说股东被迫放任他对创新的热情,从而可能对股价产生不利影响。 在新的架构下,字母表公司的投资人(也就是老谷歌的投资人)仍然拥有这个大家伙 – 即: 不赚钱的生意 – 但是为了做好看的报表,剥离了谷歌的核心业务,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了一个收益丰厚的谷歌。
佩奇的破坏偶像运动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技术产业,变化的速度越来越快。 曾经看上去非常有竞争优势的公司,如王安电脑,黑莓,甚至IBM, 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业务被更小更聪明的公司蚕食。 (知道吗,在2011年HTC曾经是美国第一大智能手机生产商)大公司看上去称雄一时,但很快就时过境迁了。
这就是为什么佩奇要推动谷歌改变。 在所有谷歌统治的核心业务中,比如搜索,都充满了欧盟的反竞争调查,搜索是有弱点的 (剧透: 我们的母公司雅虎与谷歌在搜索和电子邮件上都有竞争)。除了传统的竞争对手,如必应和新玩家Quora,脸书对搜索是个巨大的挑战,因为它的巨大系统都在谷歌的视线范围之外。 在智能手机方面,消费者使用APP, 跟移动网络一样,这也不受制于谷歌的搜索引擎,而且还更大。 佩奇知道谷歌浏览器,安卓,地图,油管, 任何一个谷歌的盈利业务,都有可能在5年之内遇到麻烦。
网络为成长和分裂都提供了无限的机会,这就是像亚马逊,脸书,当然还有谷歌这样的公司所做的,这是积极的一面。 但是这种无限的自由还包含着可怕的一面。 你可以称之为无限的暴政。 进入互联网的门槛非常低,所以几乎无处藏身。 潜在客户的规模是如此之大,而达到巨大规模又如此之快,一个公司必须持续地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增长。 脸书现在有14亿用户,亚马逊无所不卖,但是这个世界,尤其是华尔街,不停地在问,他们最近做了什么新鲜事? 这就是为什么脸书,亚马逊和谷歌不停地向前奔跑。 因为可持续的业务已经再也不可持续了。 一个公司必须按照互联网速度发展,否则就会被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