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朔:如果特朗普再多干两年 中国企业全球竞争力将如何?
秦朔 | 文
来源: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 ·
因没有退路而向前
这篇文章源于我到昆山的三一重机调研时,相关负责人说,“如果特朗普再多干两年,我们在自主可控方面会做的更好”,引发了我对中国企业全球竞争力的思考。
去年三一重机生产了10万台挖掘机,占全球的1/6。而本世纪初,外资挖掘机占中国市场的90%以上。
特朗普上任后,发生了中兴通讯(32.190, -0.33, -1.01%)事件和华为事件,虽然都和工程机械不相干,但三一作为整机厂意识到,如果有一些关键零部件不能自主控制,将来万一又买不到,整台挖掘机就动不了了。
过去,客户对挖掘机的核心零部件是不是国外品牌很在乎。因为花几十万买一台挖掘机,是身家性命,要靠它赚钱的。你可以说“中国零部件只是小毛病多一点,但我们售后服务快,很快就能修好”,但对客户来说,一停机就是很大损失,对产品稳定性的要求很苛刻,不会因为“爱国”就妥协。
中兴、华为事件发生后,三一发誓“绝不成为第二个中兴”,于是和供应商、代理商商量,加快自主控制的步伐。“如果我们的控制器不用国产芯片,国产厂商就永远不会有接受度,连知道产品好不好、问题在哪里的改进机会都没有。万一将来国外芯片不给用了,还是会停机。”
有的客户认可这个道理,也对特朗普的做法气不过,愿意选择国产化方案。三一挖掘机控制器的芯片、程序、底层应用,现在国内供应商全都可以提供。同时也用一部分日本川崎的产品。
发动机目前还是日本五十铃、三菱唱主角,但三一和潍柴、玉柴也在合作。“差距不大,只要有客户愿意用,经过反馈很快就能改善。”在液压阀方面,国内供应商的主油路加工能力不错,类似毛细血管的小油路加工能力还不够,成品率低。但未来是电控时代,靠软件和智能化电控,这方面有换道机会,刚好也是中国企业擅长的地方。
如果特朗普能多干两年,中国会有更多行业走上这条路——骨干企业追求自主可控、用户愿意试用、国内供应商的产品和技术有更多机会被使用——各类市场主体结合攻关,形成有效反馈,推升创新能力。
中国的企业创新,正越走越宽,越挖越深,越攀越高,如同热带雨林般地自生长。这种力量一直存在,但因为特朗普,它极大地被激发出来,且义无反顾。
因路径依赖而停顿
再来看看美国的情况。
“1998年我到耶鲁留学,从纽约的Penn Station坐火车到纽黑文,70公里,1小时40分钟。前年又去,同样路程,花了1小时50分钟。20多年晚了10分钟。”
这是一位中国投资家在上海和我们分享的切身感受。
“就像燃油车和电动车,为什么燃油车企业的转型那么慢?因为它有太多利益相关方,它的零部件供应商、分销商数量比新兴的电动车不知要多多少倍,这些CEO原来可能就是管供应商、分销商的。既得利益千丝万缕的联系和束缚,让你就算看到未来,也寸步难行。”
关于美国基建,特朗普从2016年大选开始就抨击太不像话,从计划花5000亿美元重塑,增加到10年内投资1万亿,再提高到1.5万亿美元,计划投资额一直在涨。他曾说:“经济发达的美国,很多基建设施却很糟糕,看看中国的基建,中国乡村老百姓(72.200, -1.68, -2.27%)大概也会感觉很幸福。”
问题看得很清楚,但直到特朗普卸任,基本也就是说说而已。
不是特朗普不想干,是两党一直存在很大分歧。联邦政府出钱,还是地方政府出钱?通过提高燃油税筹集资金行不行?《国家环境政策法》和《濒危物种法》的约束下,如何让大兴土木可行?是投资路桥车站机场,还是提高社区抵御气候变化影响的能力、发展清洁能源?吵了几年,基建仍无起色。
这是美国式的内卷和路径依赖。
发达国家是发展中国家的榜样,但当“发达”(developed)成为过去时,被过去的发达状态锁定,也就失去了自我改变的可能。而“发展中”(developing)国家,因为是进行时,不断结合新的技术和机制变革,就可能在某些方面超越发达国家。
因没有历史包袱而超越
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前对交易方式的选择,就是关于后发优势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曾参与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筹建、担任过上海证监局局长的张宁不久前出了一本《证券兴起》,记录了这段故事。
上交所筹建之初,到底用什么方式做交易?讨论了很久,共有四种:旧上海写黑板的,肯定不行;纽约交易所的专柜书面申报竞价;日本的口头唱报竞价;还有一种是香港的,用电脑。
大家都确定不了,幸亏出现了一个人,是上海财经大学计算机系的老师,叫谢玮,后来当过上交所副总和首席技术官。他说:“用电脑交易吧。”
张宁告诉谢玮,股票交易有三个原则,第一价格优先,第二时间优先,第三大宗优先。几个星期后,谢玮写出了软件。
1990年12月,上交所一上来用的就是电脑自动撮合交易。
张宁写道:“若干年以后我才知道我们是当时亚洲差不多最先进的。因为香港那个系统并不是真正的电脑交易,它是场内电脑报价系统。就是场外经纪人通过电话把交易的价格和需求报进来,由场内交易员把场外来电信息(如买卖什么、多少股、价格等)输进计算机,场内其他交易员在计算机里看到后,有意向的再用场内电话打给这个交易员,讨论买卖股数和价格。当时场内每个交易员面前都有两部电话,分别通向场内和场外,两个场内交易员通过电话讨价还价成交后,就把成交的价格输进计算机,然后再到大厅中央的话筒上报一下成交情况。
“而自动撮合系统则是所有的人下单,报给场内交易员,场内交易员输进电脑,电脑根据价格优先、时间优先和大宗优先的原则,自动配对成交。”
1992年,上交所又实现了无纸化的清算、交收和托管,不用实物券清算交收过户,也是全世界最早的。
“据说,当年伦敦交易所曾花费2000万英镑想学我们的无纸化清算交收,派人来学习后,最后放弃,因为英国实行无纸化交易的话,那些搬券的,保管券的,办过户手续的公司都要关门,既得利益者都不同意。我们的成功在于改革走在前面,也没有历史抱负。”张宁说。
有先进的交易系统并不等于有发达的证券市场。但这个案例说明,在中国,很多像谢玮这样的年轻人的新想法,能够被接纳和实施,这是一种共同的幸运。过去几十年,大家总觉得出国留学才有更多机会,更能施展,现在,国外精英越来越多地回来,因为他们发现自己在中国的同学朋友有更多的创新可能。
因开放和利他而长青
文章到此,已是一个完整的逻辑。但我更希望表达的思考,是在下面。
在三一重机,我问:“既然三一可以把过去不会的、做不到的都做出来,是不是意味着,外企将来会被你们打得无路可走?”
他们回答:“当你有独霸思想,想把一个行业吃干榨净时,就会出问题。”
什么都自己做,不仅做主机还做核心零部件,成本肯定高于那些专注于零部件制造的企业,而且他们会像防贼一样防你,怕你进入,你也不可能在每个地方都做到最好。自己做部件,部件部门有稳定订单,缺少竞争压力,也会生出惰性而退化。
所以最好的方法是分工,是生态,是共享,是大家都有饭吃。这样更长久。
进一步延伸思考,当中国企业的竞争力真的越来越强,一定能通吃世界吗?
不能。
因为全球市场是由一个个国家市场构成的,国境线就是市场边界。如果别国需要你,信任你,那你的产品和服务就能在各国销售。如果别国认为你的强大有不合理、不合规之处(如竞争非中性、劳工权益低),不那么认可你,就要跟你谈判,要求公平,甚至对你“双反”(反倾销、反补贴),甚至在极端情况下,不玩了,不再有贸易往来。
我没有中国制造的优势是建立在不公平竞争之上的意思,我想表达的是——即使中国企业再强大,性价比、效率以及给别国消费者创造的剩余足够高,别国也可能阻挠你的进入。甚至就是因为你太厉害了,太强了。
自我保护是一切国家的本能。而国界提供了保护的天然屏障。
从现在起,强大的中国企业需要认识到——你们最大的竞争对手可能不是国际同行,而是世界看待你们的眼光,以及看待中国的眼光。
所以我一直强调,中国企业一定要加强国际合规意识,遵循可持续发展和ESG原则,做对利益相关者负责的企业公民。
可爱比强大更重要,赢得尊重比市场倾销更持久,竞合意识比把对手都消灭的独霸思想,能走得更远。毕竟,世界不是由冷冰冰的数据构成的,是由各国的人的感受构成的。
我不止一次听任正非讲过,华为现在在国外竞标,往往有意识把价格定的比诺基亚、爱立信贵。一是自己的产品有更高价值,二是不想把对手都搞垮。在电信这样的行业,各国也不可能让你垄断,总有一个基本平衡。任正非说:“如果我们卖得便宜,可能会把别的一些厂商挤压死了,所以我们坚决像苹果一样卖得贵。”
苹果生态链的企业都跟着它赚钱,共荣,有积累可以多搞一点研发,对员工好一点,把产品做的精一点。苹果的优良声誉,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再联想到“一带一路”,我也有了一些新认识。不少“带路国家”经济相对落后,中国给他们援助,有些到期债务也豁免了。我们自己还有诸多问题待解,有必要这么大方吗?中国有14亿人,世界有76亿人,世界比中国大几倍,中国的资本和企业注定要走出去,如果所到之处都是荒漠之地,有何前途?现在帮别国发展,相当于前期的环境培育,是在帮自己的明天。
这才是生态的概念,长期的眼光。
“退一步海阔天空”
再回到重机这个行业。
全球公认的第一是美国卡特彼勒,市值1000多亿美元。三一挖掘机的产量已超过卡特彼勒,但销售额还有距离。之后是日本小松,也非常知名。
曾任小松社长的安崎晓写过一本《聚变》(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他出生于1937年,代表小松在美国、中国都工作过,亲历了美日、欧日的贸易冲突,很有经验和见地。
安崎晓说,现今中国以及中国的企业欣欣向荣,发展劲头势如破竹,特别是那些处于起步期和快速发展期的企业,较多地采用了“正面突破的企业发展模式”,这有其可行性和必然性。然而,企业一直这样发展下去对企业自身和社会是不利的,会带来不少副作用。特别是全球化使企业经营的环境更加复杂,要想清楚接下来的路要怎么走。
安崎晓提出,日本式的“混合型经营模式”,融合了东西方文明之精华,是发展全球化事业的重要思维模式。“混合型经营模式”是指各种各样经营要素的统一、融合,如东方和西方,硬件和软件,机械和电气,经营和信息,生物学、化学和工程学,公司内部和公司外部,男女老少等等。
他特别强调,在全球化背景下,企业发展应该走“王道”而非“霸道”。
安崎晓说,在美元升值时代,很多美国公司舍弃制造业,纷纷向IT、生物工程、服务行业等方向转型。但身为行业龙头老大的卡特彼勒仍死守美国的一部分生产基地,顶着连续三年赤字的巨大压力,与奋力进攻的小松在美国市场上展开激战。卡特彼勒的总经理高举自由贸易旗帜,不肯借助政策力量打击虎视眈眈的小松,令安崎晓深怀敬佩。
从1970年开始,日元升值,很多日本企业在外汇变动的惊涛骇浪中苦苦挣扎,犹如一艘艘没有海图却不得不摸索前行的船。小松也是其中的一艘。经过充分讨论,安崎晓提出,停止将卡特彼勒视为竞争对手。理由是,就算小松保持目前的状态,以同样的战略与卡特彼勒竞争,坐上世界第一的宝座,也必将招致美国政府和民间的大反击。
“贸易摩擦时期欧美国家对日本曾设下各种圈套,在‘日本异质论’沸沸扬扬时对日本提出种种不合理要求,小松真正的竞争对手已经不是同行的卡特彼勒,而是世事的变迁,也可以说是时代潮流。重新认识与时代潮流间的竞争和与同行公司间的竞争,把握这两者的不同之处,对公司的未来发展会更有好处。”
安崎晓的这种主张,在当时以“追赶、超越”之精神奋发图强的小松内部,并不为多数人所理解,甚至被视为无法赶超卡特彼勒而放弃竞争的败北主义。但安崎晓坚持认为自己是对的。
“倘若公司真成了世界第一,就等于失去了模仿的对象,那自然而然,前方的路就得完全靠自己摸索;而一个没有打好地基、没有清晰思路和强大实力的企业,是无法担负起‘引领世界’这个重任的;就算公司瞬间成为了世界第一,也会因为企业经营管理能力不足和优秀人才的缺乏而走入瓶颈,以至于不能巩固以‘追赶、超越’之精神获取的地位,甚至误入迷途。与其那样,不如在此暂停一步,休养生息,壮大实力。”
安崎晓认定退一步海阔天空。他意识到,在当时的小松内部,成为世界第一的很多经营要素都还没有成熟。事实上,还没有成为世界第一的小松已经招来许多国外客户的不满之声了:“小松啊,注意一下你们的傲慢态度吧。”
日本和欧洲之间也有问题。20世纪90年代,日欧的贸易摩擦基本解决,但在企业控管方面,欧洲对日本企业心存疑虑。如日本企业无视财政赤字,扎进盲目竞争;没有真正的股东大会;一味固守企业间互持股票的习惯;忽略股东资金回报率;经营者独断专行,认为只要能赚钱你还有啥说的,“老子天下第一”思想占上风;上市公司的社会公众形象意识薄弱。一句话,欧洲企业对日本企业的控管体制很不信任。
为解决这些问题,安崎晓在就任小松社长后着手改革公司董事会,增加外部董事,后来甚至超过半数的董事都是外部董事,让董事会真正发挥决策功能,不打官腔,表达真实意见。同时,小松广泛参加欧日企业间各种形式的交流活动,让别人更多地了解自己,通过沟通化解歧见。
小松的这些做法,值得高歌猛进的中国企业借鉴和深思。
总结
最后总结一下这篇文章的主要观点:
1、创新比“发达”更重要。创新是进行时,发达可能是过去时。中国企业的拼搏创新精神是无法从外部扼杀和磨灭的,只会让他们愈挫愈奋。
2、国界的限制和世界的目光是中国企业将会面临的真正屏障。光靠力量强大不一定能够突破。中国企业不能只考虑行业竞争对手,更要关注外部环境的约束。建立生态意识、合规意识、利益相关者意识、共享共荣意识、王道意识,总之要把软实力建设真正放到战略地位。
3、中国企业走出去会面临复杂的世事变化,在内功和粮草尚不丰厚的情况下,要避免贸然出击,一味前冲,避免用“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速胜思维进行过度白热化的正面交锋。可以深挖洞广积粮,把战线拉长,把时间拉长,夯实基础,强化内功,争取不战而屈人之兵,让对手主动选择退出。
4、开放、包容、融合、谦卑、利他应该是中国企业面对生态伙伴和国际市场的基本态度。中美竞赛的本质是谁能带给世界更大的正外部性,对人类文明福祉有更大贡献,无论表现为产品与服务的创新成果,还是表现为对国际良序的贡献,以及文化创造力。因为不知,所以知之,多自省自警,多看到问题和不足,对自己只有好处,更何况我们在很多方面还有不小的差距。
特朗普已去,拜登已来。无论谁,都是历史舞台上的过客。
特朗普喋喋不休了几年,有没有让美国再次伟大,让中国停止前进?而中国的前进,靠的也不是口水,而是自强不息,继续开放。
人间正道是沧桑。关键是把自己的能力做强,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把自己的眼界做宽,把自己的心胸做大,把更多对社会和世界的责任放到心里。
责任沉甸甸的,但可以让我们不虚浮,不骄躁,创新求变,稳中求进,犯难致远,普惠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