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花树冠到凤冠：隋唐至明代后妃命妇冠饰源流考

 　　来源： 考古汇

　　2013年，隋炀帝杨广和萧皇后墓在扬州被发现，成为当年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①。萧后墓中最吸引人的，便是一具腐蚀严重但保存完整的冠饰，被搬回实验室由陕西文物保护研究院开始进行清理修复。经过两年的工作，2016年9月正式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开修复成果，并在扬州展示萧后的“凤冠”。隋炀帝皇后萧氏出身于梁朝皇室，炀帝遇害后，流落叛军、东突厥，唐贞观四年（630年）归长安，历经四朝，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去世后被唐太宗以皇后礼与隋炀帝合葬扬州。墓中此冠应是初唐贞观所制，是极其难得的唐代后妃礼服冠实物（图1-1、图1-2）②。

　　图1-1：扬州博物馆展出的萧后冠复原件

　　图1-2：萧后冠饰原件

　　若仔细观察，易发现一件蹊跷的事，这顶冠上完全不见“凤”的踪影？的确，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古代后妃居最高地位的礼服首饰中罕有凤鸟存在。唐以前凤尚未完全成为高贵女性身份的象征，而对自然环境元素的直接模拟，便成为了礼服冠的主要装饰构成手法，头上往往是一派花草树木、鸟语花香、飞禽走兽场景，其中最真正的核心组件就是由步摇发展而来的“花树”。在花树的基础上，历代添加元素，发展成为极盛大隆重的礼服冠。汉代皇后首饰采用假结（髻）、步摇、簪珥模式，魏晋南北朝陆续增加钿、博鬓，并将步摇改称花树；隋唐在汉晋南北朝以来各朝制度的基础上，确立了花树、钿、钗、博鬓的组合模式，并且以花树、钿的数目区分等级；宋明继续添饰龙凤、仙人、鸟雀，但依然保存了花树、钿、博鬓的基本元素。而后世的凤冠，起先并非用于礼服，而源自于隋唐时期的另一种常服首饰。两者并行不悖，演着两条路线各自演变了上千年。

　　一、从花树冠到凤冠

　　隋文帝即位（581年）后，在北齐、北周制度基础上，参照损益南朝制度，初步颁布了新的服令。定皇后服为袆衣、鞠衣、青服、朱服四等，其中用于祭祀、朝会、亲蚕等大礼的袆衣、鞠衣，首饰由花树、两博鬓组成，以花树数目不同区分等级，皇后花十二树，对应皇帝衮冕十二旒，以下依等级分别为九、八、七、六、五、三树；用于礼见皇帝、宴见宾客的次等礼服青服、朱服，则“去花”不使用花树。摘录《隋书·卷十二志第七·礼仪七》首饰制度如下：

　　皇后首饰，花十二树。……青衣，青罗为之，去花。朱衣，绯罗为之，制如青衣。

　　皇太子妃，公主，王妃，三师、三公及公夫人，一品命妇，并九树。侯夫人，二品命妇，并八树。伯夫人，三品命妇，并七树。子夫人，世妇及皇太子昭训，四品已上官命妇，并六树。男夫人，五品命妇，五树。女御及皇太子良娣，三树。

　　（自皇后已下，小花并如大花之数，并两博鬓也。）

　　隋炀帝即位后，于大业元年（605年）诏吏部尚书牛弘等更定服制。由于后宫内命妇等级制度发生变动，也对嫔妃首饰制度进行微调。皇后礼服首饰维持了北朝花树、花钿、博鬓组合，内外命妇首饰则参照南朝制度③为花钿、博鬓组合，其数目与品级对应也略做调整，原视为一品九树的公夫人改为二品八钿，原二品八树的侯夫人改为三品七钿（表1）。另外后妃内命妇、皇太子妃首饰均有二博鬓，外命妇则未说明。《隋书·卷十二志第七·礼仪七》首饰制度如下：

　　皇后服……袆衣，首饰花十二钿，小花毦十二树，并两博鬓。祭及朝会，凡大事皆服之。鞠衣，小花十二树。余准袆衣，亲蚕服也。

　　贵妃、德妃、淑妃，是为三妃。首饰花九钿，并二博鬓。顺仪、顺容、顺华、修仪、修容、修华、充仪、充容、充华，是为九嫔。首饰花八钿，并二博鬓。婕妤，首饰花七钿。美人、才人，首饰花六钿，并二博鬓。宝林，首饰花五钿，并二博鬓。皇太子妃，首饰花九钿，并二博鬓。诸王太妃、妃、长公主、公主、三公夫人、一品命妇，首饰花九钿，公夫人，县主、二品命妇，首饰八钿。侯、伯夫人、三品命妇，首饰七钿。子夫人、四品命妇，首饰六钿。男夫人、五品命妇，首饰五钿。

　　表1：隋代开皇、大业后妃命妇礼服首饰制度等级对比

　　唐代建立之后，高祖武德七年（624年）颁布了《武德令》，以国家令文的形式第一次规定唐代礼服制度，其中便有涉及后妃命妇首饰的相关条文④；开元二十年（732年）年颁布的《大唐开元礼·序列》中也记录了“皇后王妃内外命妇服及首饰制度”；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唐六典》中的《内官、宫官、内侍省·尚服局》以及《尚书礼部》中也分别详细记录了后妃与内外命妇的礼服制度。

　　以上三种属性的令、礼、行政法典中关于礼服首饰的记载基本相同，摘录比对后可得唐代后妃命妇首饰制度如下（表2）：

　　皇后服：袆衣，首饰花十二树（小花如大花之数，并两博鬓），受册、助祭、朝会诸大事，则服之。鞠衣，首饰与褘衣同，亲蚕则服之。钿钗礼衣，十二钿，宴见宾客，则服之。

　　皇太子妃服：褕翟，首饰花九树（小花如大花之数，并两博鬓），受册、助祭、朝会诸大事，则服之。鞠衣，首饰与褘衣同，从蚕则服之。钿钗礼衣，九钿。宴见宾客，则服之。

　　内外命妇服：翟衣，花钗（施两博鬓，宝钿饰）。第一品花钗九树（宝钿准花数，以下准此）；第二品花钗八树，第三品花钗七树，第四品花钗六树，第五品花钗五树，内命妇受册、从蚕、朝会，则服之。其外命妇嫁及受册、从蚕、大朝会，亦准此。钿钗礼衣，第一品九钿，第二品八钿，第三品七钿，第四品六钿，第五品五钿。内命妇寻常参见、外命妇朝参、辞见及礼会，则服之。

　　六尚、宝林、御女、采女官等服礼衣，无首饰佩绶。

　　凡婚嫁花钗礼衣，六品已下妻及女嫁则服之；（其钗覆笄而已。其两博鬓任以金、银、杂宝为饰。）其次花钗礼衣，庶人女嫁则服之。（钗以金、银涂，琉璃等饰。）

　　以上制度原文虽繁，但归纳后可以了解，隋唐后妃命妇礼服首饰可分为完整版和简省版两类，分别用于头等礼服和次等礼服，基本构件包括博鬓和数目不等的花树、钿、钗。头等礼服，即皇后袆衣、鞠衣，皇太子妃褕翟、鞠衣，和内外命妇翟衣。适用于受册、助祭、朝会、亲蚕（从蚕）等最重要的礼仪场合。其首饰由完整版的花树（花钗）、宝钿、博鬓组成。（单从令文看，按身份细分有又两种模式，皇后与皇太子妃为大小花树、左右两博鬓模式，内外命妇则为花钗、宝钿、左右两博鬓模式。）花树或花钗、宝钿的数目自皇后而下依品级递减，分别为十二、九、八、七、六、五，配置隆重而华丽，是后世后妃礼服冠的雏形。

　　次等礼服，为钿钗礼衣，即隋代的青服、朱服。适用于皇后、皇太子妃宴见宾客，内命妇寻常参见，外命妇朝参、辞见、礼会等相对次要性礼仪场合。其首饰也与隋代相似，仅保留数目不等的钿，去除了花树或花钗、博鬓，是相对简省的首饰模式。

　　表2：唐代后妃命妇礼服首饰制度

　　二、何为花树、钿和博鬓

　　那么文献里屡被提及的花树、钿、博鬓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问题是中国古代首饰史中长期未明的难题之一。以往由于没有任何宋以前后妃礼服画像存留，壁画、陶俑也极少涉及礼仪场合后妃形象，出土首饰实物基本为零碎残件残片，少有属于可以与礼服配套的部分，所以对于中古后妃首饰的研究长期只能停留在文献层面。至于花树、钿的对应，在资料不足的情况下，一直有着各种讹误已久的推测。近年来，随着陆续几批唐代礼服首饰的完整出土，隋唐礼服首饰构件和组合的实际形态逐渐明朗，并可以初步复原。其中经过科学发掘出土者，包括前文所提隋炀帝皇后萧氏首饰一具，以及二品蜀国公夫人贺若氏首饰一具⑤、五品县君裴氏首饰一具⑥。另外还有欧洲私人所藏唐七钿七花树冠一具，保利拍卖北周至唐七钿冠一具，香港关善明博士藏唐宝钿花树残件。尤其萧后冠的出土，为大量不明首饰提供了依据。下面就依次看看三者的形态。

　　1、花树：首先是最重要的花树。花树的具体指代，在长期以来的首饰史研究中，被视为晚唐五代敦煌壁画供养人头上极其常见，并且大量出土的一种花钗。通常两两成对，钗首为片状镂空纹样（图2、图3）。

　　图2：唐，鎏金菊花纹银钗一对，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图3：唐末，头插花钗的女供养人，甘肃敦煌莫高窟9窟

　　但若进一步细考，易知其难以成立。首先此类花钗的流行时代仅在中晚唐，实物最早出现在西安、洛阳附近的中唐墓葬⑦，壁画则见于敦煌中晚唐供养人，仅是一种短期流行做法，而非长期沿用；其次其形态均为金属片状，与文献形容“琉璃饰”不符，也不似“树”；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这些花钗在壁画中出现的场合均属于非礼服性盛装，插戴随意，有时普通供养人的插戴数目往往比后妃花树数还多。花树为隋唐最隆重的大礼服首饰，难以将其与普通花钗混为一谈。

　　我们再来看看新发现萧后冠的情况。根据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公布的修复资料与实物，萧后冠框架上装有13组花饰，每组花饰的基座包有一个直径3厘米的木质短柱，中有一根铜管为柄，其上伸出12根弹簧状的螺旋花柄。花柄首端为鎏金铜箔片制成的花朵，其中有玻璃花蕊、小石人、细叶等装饰，中央还有一朵宝花，从修复照片中看，恰好共13朵小花。中央宝花花柄穿过木座的钗脚可插于框架固定（图4、图5）。仔细观察并对照文献，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不少新结论。

　　图4：一株花树侧视，可见螺旋花柄、木短柱和下端露出的钗脚。

　　第一点，这种由螺旋花柄集为一束，可随步摇动的构件，即形制长期不明的隋唐“花树”，并且应源自于汉代后妃首饰中的“步摇”。

　　图5：13朵小花有多种样式，有些花心还立有小人。

　　汉《释名·释首饰》“：步摇，上有垂珠，步则摇动也。”是一种在金属竖枝上缀金银、珠玉花叶片的首饰。步摇或源于中西亚，约在汉代前后传入中原，并同时流传至东北亚、日本，在整个亚欧大陆流行，演变成各种王冠，对此学者们早已做过详细论述⑧（图6、图7）。

　　图6：《女史箴图》中的步摇

　　图7：辽宁省博物馆藏晋花树状步摇

　　步摇在汉代成为皇后、长公主等的最高礼服首饰构件，《后汉书·志第三十·舆服下》皇后谒庙礼服首饰“步摇，以黄金为山题，贯白珠，为桂枝相缪，一爵（雀）、九华（花）。熊、虎、赤罴、天鹿、辟邪、南山丰大特六兽”，即在黄金山题（基座）上的桂枝以金、珍珠，缀饰花鸟，夹杂走兽，是高级配置，但没有出现身份等级的数目差降规律。魏晋南北朝大体继承了步摇的使用，“俗谓之珠松”。

　　到了北周，首次提出“花树”的概念，并且有了明确的数目等级降差，皇后花树十二，对应皇帝冕旒十二，以下数目依次递降，《隋书·志第六·礼仪六》“：后周（北周）设司服之官……皇后华（花）皆有十二树。诸侯之夫人，亦皆以命数为之节”。

　　隋唐因袭了“花树”这一称谓，并对等级差异进一步细分。但从此次发现上看，隋唐式花树与汉晋式“步摇”开始有了不同，不再是在枝干上缀饰摇曳的珍珠或叶片，而是直接将花朵装于可弹动的螺旋枝之上，依然可“随步摇动”，也确实符合“花树”之名。

　　如此一来，以往若干唐代命妇墓葬中出土的“不明花饰”也得到了正名，如湖北郧县濮王妃阎婉墓⑨、陕西咸阳蜀国公夫人贺若氏墓（图8）、西安阎识微夫人裴氏墓、西安金乡县主墓⑩中，均有出土数百件花朵、花蕊、花叶、珠宝残件，应当就是基座腐朽散落的花树花朵。裴氏冠和金乡县主冠还有在花朵上夹杂小人、鸟雀等饰件，这种做法到了宋代被大放异彩。

　　图8：蜀国公夫人贺若氏墓出土首饰零件，与萧后花朵类似。

　　难得的是濮王妃阎婉墓（图9），首饰残件中还有一件带基座的花树，形态做法和萧后花树很接近，而且花朵、花蕊形态也各不相同（图10）。

　　图9：唐濮王妃阎婉墓出土的花树与各式花朵

　　图10：萧后冠饰花树上各式花朵

　　第二点，隋唐制度中所称的“小花并如大花之数”，以往常常被释读为“小花树的数目与大花树相同”，即皇后有大小共24株花树。这种释读方案甚至也被后来的宋、明制度采用，明确注记“大小花二十四株”、“前后各十二株”。

　　但从萧后首饰中看，至少在隋至唐初，此句很可能应解释为“每株大花树中，小花的数目与大花树总数相同”，即若大花树为12树，每树便有12朵小花。不过萧后冠饰中发现了13组花树，每树13朵，比当时皇后制度多了一组，原因尚不明确，或许与李世民对前朝皇后特别礼遇拔高一格有关。

　　2、钿：除了花树以外，萧后冠上还发现了12枚“水滴形饰件”，用琉璃或玉石贝壳镶嵌出花型，四周镶珍珠，背面中央焊接插孔，被分为三排安装在框架上（图11、图12）。

　　图11：萧后首饰钿复制件

　　图12：萧后冠钿原件细节

　　这种饰件应是文献中所指的“钿”。唐人所说的“宝钿”，通常便指将各种珠宝、贝壳雕琢成小片花饰，镶嵌黏于金属托上金丝围成的轮廓中制成的华丽装饰品。如法门寺出土衣物账中，对套承佛骨舍利宝函上装饰的描述“金筐宝钿真珠装”，对照实物?，便是此类装饰法。

　　“钿”之制至迟始自魏晋。魏晋在继承汉代后妃首饰假髻、步摇、簪珥组合的基础上，增加了钿数和蔽髻的概念，在假髻上装饰以金玉制成的?（钿），并且以?数区分等级，如晋制皇后大手髻、步摇、十二?，皇太子妃九?，贵人、贵嫔、夫人七?，九嫔及公主、夫人五?，世妇三??。此制在南北朝至隋各政权被普遍沿用，并且等级进一步细化，内外命妇五品以上均以钿数为品秩差异。

　　唐制皇后、太子妃大礼服袆衣、鞠衣首饰仅提及花树，次礼服钿钗礼衣首饰提及钿，其余内外命妇大礼服翟衣则花树、钿并提。不过从萧后实例中看，初唐皇后礼服首饰很可能也有花树、钿并存的情况。

　　前文提到的几例唐代命妇首饰遗存中大多有钿出土，综合若干实例我们可以得知，钿的形态以尖头朝上的水滴形为多，也有圆形、心形等。一套宝钿可形态大小完全相同，如萧后例；也可两端宝钿尖头内收，如裴氏例、欧洲私人藏例；还可中央一枚与其余大小形态不同，如贺若氏例、保利例。也以各种珠宝琉璃甚至翠羽装饰。数目多者可排成三排，数目少者或仅一排置圈口上（图13）。

　　图13：若干出土唐代钿实例

　　3、博鬓：最后是“博鬓”。博鬓的位置明显明确，其指代向无争议，即垂挂于头两侧的弧状饰件。隋唐博鬓通常呈长条S弧状，外端上尖内收，装饰方法与宝钿类似，嵌有珠宝，即制度所称“施两博鬓，宝钿饰也”，上沿有时还装饰以小花朵数组。

　　图14：萧后博鬓原件与复制件，即口圈左右悬挂长条饰件。

　　不过此次萧后冠饰的发现，为探讨博鬓的起源提供了新思路（图14）。不像明代博鬓挂于圈口脑后左右，萧后博鬓插于圈口两侧靠近鬓上的位置，其原始功能也许与绑扎冠饰而垂落左右两鬓的束带宝缯有关，这在北朝菩萨宝冠饰中是很常见构件（图15左），首饰化之后成为金属珠宝制品，依然垂挂在冠座鬓左右（图16）。

　　图15：左-北齐菩萨造像头部两侧束结后垂于鬓前的宝缯；右北齐娄睿墓出土博鬓，上端可见花结。

　　图16：唐代博鬓实例

　　博鬓的记载首次出现于隋，但北齐娄睿墓出土的一件金饰，嵌珍珠、玛瑙、蓝绿宝石、蚌、玻璃（即文献所说宝钿饰），前端还保留了花结状饰?，极可能为博鬓在北朝时已存在的初形（图15右）。萧后博鬓与口圈相接处也有花形装饰，即为带结遗制。

　　厘清了花树、钿与博鬓的形态，我们便可以在萧后首饰的基础上，对初唐皇后礼服首饰组合进行一次更加准确的还原。首先由呈十字交叉的两道梁和呈环带的横箍组成框架。前侧三道箍上焊12枚插销，分别穿插12钿。框架上安装12花树，每树大花中有12小花。框架底口圈前侧装饰珠宝饰条，两条博鬓由尖端的插销自左右插入口圈饰条的套鼻中固定（图17-1、图17-2、图18）?。

　　图17-1：花树、钿、博鬓示意图

　　图17-2：初唐皇后礼服首饰组合示意图

　　图18：初唐皇后礼服首饰穿戴及全套礼服示意图

　　另外还有12枚U型折股钗可插入发髻两后侧固发装饰。需要说明的是，此方案与此次博物馆展示方案正好前后相反（图19）。由于冠饰出土时并未戴于萧后头部，朝向尚需识别讨论。展示方案将有钿的一面朝后放置，或许是受后世博鬓位置一般靠近脑后所影响。但此方案会导致所有装饰面朝后，考虑到圈口、博鬓、钿的装饰面应同向朝前，我们认为实际穿戴方向似应相反。至于导致博鬓位置位于两鬓，或许正是其原始形态，鬓为额前左右侧，符合“博鬓”之本意，钿置于前也符合“蔽髻”之本意。唐以后由于博鬓失去了原始功能，逐渐移动至脑后，但依然保留了“博鬓”之名。

　　图19：展出时装饰面朝后放置

　　三、添加了龙凤的宋明礼服冠

　　中国的礼服制度有着极其强大的历史惯性，一项基本服制形成后，被记录在国家颁布的礼、令条文中，被纳入文明根本大法，往往能因袭上千年。涉及礼仪的服制多是如此，一般轻易不受朝代更替影响，后世更多是在如何释读和实际操作细节上做文章，或在不违背原则的情况下调整、补充。作为最高级别的女性首饰，花树冠也不例外，但在千年历史进程中依然会不断叠加新的元素。

　　唐代礼令中后妃礼冠的基本制度是花树和博鬓，北宋初颁布的《开宝礼》依然照搬之。但北宋在隋唐制的基础上，出现了一个重大变化，便是在冠上添加了龙、凤。如宋《政和五礼新仪》便在唐礼令文皇后冠服“首饰花一十二株，小花如大花之数，并两博鬂”后，补充了一句“冠饰以九龙四凤”；妃制则将龙改为翚（五色雉），“冠饰以九翚四凤。”有时更直接称呼为“龙凤花钗冠”、“九龙四风冠”、“九龙十二株花钗冠”。不仅如此，实际操作中还形成了更丰富但不载于礼法的添加惯例。

　　仔细观察历代宋后画像，可以看到除了基础的大小花株满布全冠，博鬓也增加为左右各三扇，饰以珠翠龙纹，垂珠结；冠顶所添加的九龙，包括左右八条小龙和中央一条大龙，大龙口衔穗球；四凤有时背乘仙女，有时数目还增到到九只；唐代花树间偶见的小人与鸟雀，则发展为浩浩荡荡的“王母仙人队”以及各种云鹤、鸂鶒、鹭鸶、孔雀，场面更加盛大和具体（图20-1、图20-2）。

　　图20-1：北宋高宗皇后半身像

　　图20-2：北宋皇后礼服冠上添加的各种装饰示意图

　　（此为侧视，仅可见五龙二凤）

　　北宋开封陷落后，帝后宗室以及全副冠服卤簿被掳至金国，冠服制度也被金人很大程度上照搬而去，在《大金集礼》中我们反而可以看到对宋制皇后礼冠极其详实的描述，与北宋末的皇后画像基本可以完全对应：

　　皇后冠服：花株冠，用盛子一，青罗表、青绢衬金红罗托里，用九龙、四凤，前面大龙衔穗球一朵，前后有花株各十有二，及鸂鶒、孔雀、云鹤、王母仙人队浮动插瓣等，后有纳言，上有金蝉鑻金两博鬓，以上并用铺翠滴粉缕金装珍珠结制，下有金圈口，上用七宝钿窠，后有金钿窠二，穿红罗铺金款幔带一。

　　明初后妃礼服冠基本继承宋制，皇后使用九龙四凤冠，妃使用九翚四凤冠（图21）。

　　图21：左-《大明集礼》中的皇后九龙四风冠，形态基本与宋制一致，口圈可见钿花；右-《明宫冠服仪仗图》中的东宫妃九翚四凤冠。

　　如洪武元年制“皇后首饰，冠为圆匡，冒以翡翠，上饰九龙四凤，大花十二树，小花如之，两愽鬓，十二钿”。宋制令文之外的王母仙人队、云鹤等则不再添加。在实际操作中，也如宋代一般，龙凤的数目往往有所增加，或有失载于史的一些惯例（图22、图23）。

　　图22：明定陵出土孝端显皇后九龙九凤冠

　　图23：明孝端显皇后像

　　四、由常服首饰升格而来的“凤冠”

　　中国古代的传统女性礼服冠，随着明代灭亡而彻底终结。虽然已经出现凤的踪影，但实际上我们现在概念中的凤冠，依然与以上礼服冠饰没什么直接关系。此时需要了解一个概念，即传统女性服装发展中的两个大体系，礼服和常服。以上各种均属于服制中的礼服系统，所搭配的大礼服属于“古装”模式，包括衣、弊膝、佩绶等大量传统构件，头戴传统花树礼冠。

　　但晋唐以来的女性，日常生活穿着另一类型的“时装”衫、裙、帔子，首饰则随意插戴。有些场合既不属于礼法限定范畴内，又比日常生活隆重，于是在裙帔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一种相对华丽的盛装，工艺纹样繁复精致，头上中央有时则会插戴凤鸟首饰。凤鸟也逐渐成为贵妇象征，越来越多出现在首饰上，在盛唐以来的贵妇、供养人壁画、线刻中很常见。有时还在左右插横凤首簪，垂珠结，其制或可远溯至汉代太后的“左右一横簪之，以玳瑁为擿，长一尺，端为华胜，上为凤皇爵，以翡翠为毛羽，下有白珠，垂黄金镊。”这些可以使用在非礼仪性但又相对隆重的场合，类似后世“吉服”的属性。并长期不存在于礼法制度中。从图像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些首饰尽管华丽，但是搭配的服装依然是裙、衫、帔，而非礼服模式（图24）。

　　图24：唐五代贵妇常服、盛装首饰中的凤鸟和口衔珠结的凤簪

　　2001年陕西西安出土的宗女李倕冠饰?，便属于此类盛装首饰，构件中有凤鸟两翅和上扬的两尾，中央有花饰，还有若干长钗，钗首装饰小型凤鸟。由于原始位置已被淤泥挤压变形，复原时长钗被安装为十字形（图25），但原始插戴更可能为壁画所体现的横插式。晚唐五代敦煌供养人贵妇盛装中，也逐渐形成了此类中央大凤、花叶，以及左右横簪钗垂珠结固定模式。

　　图25：盛唐宗女李倕墓出土的凤鸟形冠饰

　　唐代日常衫、裙、帔盛装，到了五代、宋发展为大袖衫、霞帔、长裙，并在北宋进入制度，成为后妃的“常服”。明初在此基础上，制定了后妃的大衫、霞帔“常服”制度，或称“燕居服”，头上所带的“燕居冠”，继承了唐代以来的盛装模式，其最核心的构成，便是各种类型的凤鸟，以及左右插戴的凤簪，簪首垂下长长的珠结。

　　明洪武初常服冠以各种类型的鸟雀区分不同等级，皇后用双凤翊龙、妃用鸾凤，以下各品分别用不同数目的翟、孔雀、鸳鸯、练鹊。不过不多时，朱元璋嫌礼制过繁，废除了帝王之下官员的冕服制度，相应也废除了皇后、太子妃之下命妇的传统礼服制度，洪武二十四年，将本为常服的大衫霞帔升格为命妇的礼服，冠制也进一步简化，统一为“翟冠”，各品级以翟数不同区分。翟即野鸡，形态上和凤鸟很接近。这样就形成了后妃使用凤冠，命妇使用翟冠的模式，延续至明末。

　　比如皇后的“双凤翊龙冠”：

　　上饰金龙一、翊以二珠翠凤、皆口衔珠滴。前后珠牡丹花二朵。蕊头八箇。翠叶三十六叶。珠翠穰花鬓二朵。珠翠云二十一片。翠口圈一副。金宝钿花九。上饰珠九颗。金凤一对、口衔珠结。三博鬓。饰以鸾凤。金宝钿二十四。边垂珠滴。金簪一对。珊瑚凤冠觜一副。

　　其标志性特征，便是中心大牡丹花旁的两只珠翠凤、头顶金龙，以及插在左右侧、口衔珠结的金凤。尽管相距六七百年，与盛唐墓所出盛服冠饰依然接近。其余还有大量珠翠云、花、叶作为辅助装饰，甚至还包括了礼冠冠里的钿和博鬓元素（图26）。

　　图26：明代皇后常服双凤翊龙冠，身穿黄大衫、龙霞帔，《孝贞纯皇后像》

　　此制被一直延续至明末，和礼服所用的“九龙四凤冠”同时并存，而且也越来越大型，今人乍看已经很难准确识别属性。但明代依然将其分为两款（图27），定陵出土两位皇后的四顶“凤冠”，其实便包括了两顶礼服冠和两顶燕居冠（但从画像上看，晚明礼服冠和燕居冠也偶见混用的情况，如穆宗孝懿莊皇后李氏像身穿黄大衫，头戴礼服冠，或许与当时礼服制度与实际操作的一度混乱有关）。

　　图27：明代皇后不同时期的常服与礼服对比

　　再如一品命妇的“五翟冠”：

　　一品，冠用金事件，珠翟五个，珠牡丹开头二个，珠半开三个，翠云二十四片，翠牡丹叶一十八片，翠口圈一副，上带金宝钿花八个，金翟二个，口衔珠结二个。

　　与皇后相比，命妇的翟冠将金凤改为金翟，珠凤改为珠翟，不同品级使用不同数目的珠翟（图28）。由于翟的形态与凤太过接近，民间口语中逐渐也用凤冠称呼翟冠。

　　图28：明代一品命妇五翟冠，身穿红大衫、仙鹤霞帔

　　到了清代，所有的传统宫廷后妃服饰，不管是礼服还是常服均消亡。但民间汉族命妇在婚礼等大礼时，依然延续明代翟冠传统（图29）。同时不论是样式上还是称呼上，都完全改为凤鸟，“凤冠霞帔”也正式成为汉族女性婚礼服的代名词。如《清稗类钞》所言“国朝，汉族尚沿用之，无论品官士庶，其子弟结婚时，新妇必用凤冠霞帔”。虽已成为最隆重的礼服，但若溯其源头，其实都来自于唐代妇女的常服模式。

　　图29：清代汉族命妇凤冠霞帔像

　　注释：

　　①《江苏扬州市曹庄隋炀帝墓》，《考古》，2014年第7期。

　　②正式修复报告尚未发表，照片由新水令摄于扬州博物馆展厅。

　　③《隋书·卷十二志第七·礼仪七》：“参准宋泰始四年及梁、陈故事，增损用之”，“准宋孝建二年故事而增损之”，“准宋大明六年故事而损益之”。

　　④令文可见《旧唐书·卷四十五志第二十五·舆服》、《通典·卷一百八礼六十八·开元礼纂类三序例下》相关引述。

　　⑤贠安志：《陕西长安县南里王村与咸阳飞机场出土大量隋唐珍贵文物》，《考古与文物》，1993年第6期。

　　⑥《西安马家沟唐太州司马阎识微夫妇墓发掘简报》，《文物》，2014年第10期。

　　⑦閻磊：《西安出土的唐代金銀器》，《文物》，1959年第8期。

　　⑧孙机：《步摇、步摇冠与摇叶饰片》，《文物》，1991年第11期。

　　⑨《湖北郧县唐李徽、阎婉墓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第8期。

　　⑩王自力、孙福喜编著：《唐金乡县主墓》，文物出版社，2002年。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编著：《法门寺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7年。

　　?见《晋书·志十五·舆服》。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编著：《北齐东安王娄睿墓》，文物出版社，2006年。

　　?陈诗宇、王非：《大唐衣冠图志》书稿插图。

　　?安娜格雷特·格里克，杨军昌、侯改玲译：《西安市唐代李倕墓冠饰的室内清理与复原唐李倕墓发掘简报》，《考古》，2013年第8期。

　　图文来源：《艺术设计研究》2017年01期

　　作者：陈诗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