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阳台上的艺术作品:无法被疫情阻止的公共艺术
原标题:柏林阳台上的50件艺术作品:无法被疫情阻止的公共艺术
疫情期间,意大利人在阳台唱歌的视频让全世界看到了音乐消除恐惧与焦虑的力量,而在柏林的艺术界,两位策展人发起了一项基于阳台的项目,邀请了50位创作者在自己家的阳台上展示作品,鼓励隔离期的人们放下手机,眺望窗外,感受艺术在特殊时期如何发挥其作用。近日,“澎湃新闻·艺术评论”(www.thepaper.cn)邮件采访了这两位策展人,她们在邮件中表示,“阳台是半私人半公共的地方,它让我们得以用生活和艺术的形式去表达面对疫情的感受。即使在受到限制的情况下,也建立了社群关系。”
上周,居住在柏林的两位策展人乔安娜·沃尔莎(Joanna Warsza)与奥乌·杜穆索鲁(Övül Durmusoglu)发起了一个以“阳台”作为载体的公共项目,她们邀请了位于柏林普伦茨劳尔贝格区(Prenzlauer Berg)的约50位艺术家、作家和建筑师,在为期两天的时间里,从各自的窗户或阳台进行装置、表演等展示。这些参与者的选择并非基于他们的名气,而是他们所在的位置。策展人制作了一份普伦茨劳尔贝格区的作品地图,“人们可以从自己家的阳台、窗户或屋顶看到这些作品,也可以稍微迈出家门几步,用一种新的视角去发现那些他们平日里熟悉的角落,”沃尔莎与杜穆索鲁在回复澎湃新闻记者的邮件中写道。而对于那些隔离期中的创意工作者而言,他们的街巷就是美术馆,他们的邻居就是观众。
这一项目的全称为“阳台:生活,艺术,疫情,距离”(Die Balkone。 Life, art, pandemic, proximity),这一长串的名词无疑概括了项目的意图。在关于该项目的一份声明中,两位策展人论及阳台的意义:“阳台是观察私人生活的公共光圈。它们似乎是房间的终点,但又不是。在政治史上,阳台既是开放与希望的平台,也是霸权主义的象征。”而在今天,“在居家生活备受限制的情况下,阳台成了我们由此越过便能接触世界的起点,它们是让人得以呼吸新鲜空气、享受片刻阳光的‘紧急出口’。”在她们看来,当人们的行动自由受到限制的时候,“阳台充当了日常活动甚至市民动员的独特场所”。此外,阳台也是独特的,每个建筑学派都有自己设计阳台的方式。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居住方式。这一点在当下尤为明显。
在隔离期间,柏林恰好聚集了许多文化行业的工作者,他们距离彼此并不远,却都埋头于虚拟空间,而常常“缺席”于现实生活。在历史上,柏林常常有艺术家占领运动或是“一夜展览”,普伦茨劳尔贝格就见证过社会运动的发生。这个项目不需要预算,不必筹备开幕式,没有人群聚集,而是在遵守当下法规的前提下,提议人们“迈出一步”,去寻找生活和艺术的标志,探索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如今,一些人被迫切断自己的计划,或是远离自己所爱的人,我们走向阳台,以此‘反抗’孤立,拒绝听任病毒所带来的恐惧和一切。”她们在声明中写道。
艺术家劳尔·沃尔克(Raul Walch)展示了一系列蓝色的漂浮雕塑,它们在阳台上随风飘动,“隔离不意味着封闭我们的想法,”沃尔克在接受Artnet采访时说道,“艺术和艺术家永远能够找到面向公众的新方式。”奥拉夫·尼古拉(Olaf Nikolai)曾参与卡塞尔文献展与威尼斯双年展,在阳台项目中,这位艺术家制作了一件基于窗户的小作品,他将三个橘子固定在窗上,以呼应约翰·巴尔代萨里(John Baldessari)的作品《扔出三个球以保持直线》(Throwing Three Balls in the Air to Get a Straight Line)。不远处,策展人索尼娅·劳(Sonja Lau)挂出了一面旗帜,上面写着“我们是否还能再见。”艺术家莉娜·玛格达莱尼(Lina Majdalanie)与拉比·摩罗尔(Rabih Mroué)将他们所在的大楼变成了一个艺术空间,邀请邻居们一起用绘画、海报和小型雕塑来激活窗户和阳台。两人展示了一系列世界各地的阳台,这些照片来自他们的私人档案,每张照片都附有对其影响重大的某位作家的语录,例如有一张附上了来自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的引言,“我举世为家,无论那里有云朵、鸟儿还是眼泪。”
阳台项目让人们发现了即使在隔离时期也能保持现实联系的方式。如今,这一阳台项目正计划向全球发展。策展人已经决定将该项目以开源的形式向世界各地开放,邀请其他地方的策展人们在当地举办类似的活动。事实上,除了沃尔莎与杜穆索鲁,已经有其他的一些策展人在同期发起了类似的项目。在大型美术馆均已闭馆的斯德哥尔摩,一项名为“开放的窗户”的项目正在酝酿;包括马德里索菲娅王后艺术博物馆(Reina Sofía museum)在内的多家美术馆已经开始委任艺术家们基于阳台进行创作。在疫情期间,伴随着这些艺术群体的反应,或许一种新的公共艺术形式正在诞生。
澎湃新闻:请介绍一下阳台艺术项目发起的初衷。
沃尔莎与杜穆索鲁:在我们看来,这个项目是一项公共计划,而非传统意义上的艺术项目。阳台有着丰富的社会和政治历史,而在这个特殊的时期,它们又有了关于自由与韧性的另一重意义。之所以发起这样的项目,是因为我们想要在面对保卫我们的不确定性的时候,打破沉默和普遍的无助感。柏林的艺术家和文化工作者不常露面。而眼下是一个很好的契机。我们都在此地,在各自的家中进行着自我隔离,机构纷纷关闭,展览和聚集性活动被无限期推迟,我们试图了解在这样的时刻,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在采取必要的公共卫生措施的同时,找到一种方式来传递艺术之于社会的治愈力量,并且让我们的社群重新感到团结,这一点非常必要。我们应该“始于足下”,始于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呼吁很快得到了生活在这里的艺术家、作家和建筑师由衷的共鸣,这个项目的筹备只花了两个礼拜。
澎湃新闻:具体来说,你们是如何发动艺术家等群体参与其中的?
沃尔莎与杜穆索鲁:我们所经历的事情迫使我们重新看待我们的所在地,并与之重建联系。因此,我们决定主动联系那些在普伦茨劳尔贝格区居住多年的艺术家、作家和建筑师。其中有些人在这里居住了二三十年,有些人甚至在柏林墙倒塌之前就在。我们起初接触了一些艺术家,在他们的介绍和推荐之下,这个群体不断壮大。到项目进行的前一天,我们的地图还在更新。不同的艺术群体聚集起来,涉及各种类型。值得一提的是,和展览或双年展不同,我们在项目地图的各个点上并没有标明创作者的名字,这样观众就不必基于名字来观看。
澎湃新闻:作为策展人,你们如何界定这个项目?
沃尔莎与杜穆索鲁:这个项目模糊、或者说颠倒了惯常的策展标准以及权力结构。例如,区域的地理分布成为了选择艺术家的决定性因素,而非他们获得的成功与他们的知名度。这些参与者的共同点在于都在普伦茨劳尔贝格区生活和工作,这里曾属于东柏林,后来成了无政府区,柏林墙倒塌后,许多艺术家在此定居,如今这里经历了士绅化的巨变。我们试图在展示中也能呈现这些过程。
澎湃新闻:疫情期间的柏林现在怎么样?你们感受到艺术界有哪些变化?
沃尔莎与杜穆索鲁:对于艺术圈来说,疫情的影响是特别的。我们许多人都一直在旅途中,而如今的限制让我们开始更加仔细地审视自己生活的地方与生活方式:我们的邻里是怎样的人?我们和这个成为第二故乡的地方有怎样的联系?阳台是半私人半公共的地方,它让我们得以用生活和艺术的形式去表达这些感受。重要的是,我们在受到限制的情况下建立了社群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