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博物馆“元代瓷器文化展”开幕
在今天看来,元代是中国古代瓷器生产技术飞跃的时期,尤其是景德镇的青花瓷在元代开始趋于成熟。但据史料记载,当时蒙古贵族喜爱金银器皿而轻视瓷器,大量的景德镇瓷器只能被外销。那么,元代瓷器在当时社会究竟占有怎样的一席之地?今天上午,“海宇会同——元代瓷器文化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展览首次以瓷器文化史的展陈形式,通过来自国内11家博物馆的96件馆藏文物向观众展示元代“梯航毕达,海宇会同”的繁荣图景,也全方位地揭示了元代瓷器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独特地位。
元代瓷器生产是继承与创新的产物,它在继承宋金艺术成就的基础上,达到了全新的技术水平与艺术高度。在元代,瓷器生产首次在瓷胎中采用高岭土加瓷土的二元配方法,在中国瓷器技术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以元青花为代表的瓷器釉下彩绘艺术,开辟了陶瓷装饰的新篇章。展览中,一件霁蓝釉爵杯是霁蓝釉瓷器的代表性文物和上乘之作。霁蓝釉属于高温石灰碱釉,是将和青花相同的钴料拌入釉中施与器物表面,一次烧成。据介绍,这件霁蓝釉爵杯为后世烧制各种颜色的釉瓷器奠定了基础。
在展厅最显眼的位置,一件天蓝釉花口紫斑贴塑兽面双螭耳连座瓶技艺之精湛、纹饰之华丽不禁让人感慨古人非凡的匠心。整个瓶子身材高大,造型繁多,瓶两侧肩颈部各有一枚兽耳曲柄,器身贴塑两枚兽耳衔环铺首装饰。瓶下部为花几式镂空底座,底座上有出棱式曲足。通体施天蓝色乳浊钧釉,口沿、肩部及底座处有紫红色釉斑,釉色艳丽,十分精致奢华,这使它一度成为代表元代瓷器烧制最高水平的作品。
据介绍,元代瓷器的器型和釉色,一定程度延续了两宋文人崇尚高雅素净之审美,但总体完成了由前朝士人审美主导向世俗化风格的转变,出现了更多大型器物,装饰繁密,纹样突出。而元青花的出现,正式宣告了华丽奔放的审美意趣成为主流。
不仅在技艺上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元代瓷器还是600年前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据介绍,元代以景德镇为中心,龙泉窑、磁州窑等全国性和地方窑口的瓷器生产十分繁荣,青花瓷一类的瓷器除了成为老百姓的家常用具外,还走上了远销海外的漫漫长路。展览专门开辟了一个单元展出一系列元代瓷器的海外 “游子”,它们身上有精美的纹饰,丰富的主题,多样的形制,受中原传统文化、伊斯兰文化、蒙古草原文化和藏传佛教文化等多种文化因素的影响,是元朝时期中华文化开放性、多样性和包容性的最好物证。
其中,一件来自上海博物馆的青花莲池杂宝纹莲瓣形盘便是元代瓷器的“混血儿”。盘面的青花使用产自伊朗进口“苏麻离青”钴料,用景德镇制瓷技术,结合双方的审美情趣烧制而成,是中外技术和文化交流的产物。在青花瓷的工艺中,中国传统青料发色普遍清淡,而在元代,一些青花瓷器引用了国外不同发色的青料使瓷器呈现出浓艳的色彩。一件国博藏的青花云龙纹罐便符合这一特征,此器形在国内外传世及出土元青花器物上均有迹可循。它的纹饰分四层,层次清晰,青花发色青翠浓艳,符合进口青料发色特征。
元代瓷器除了活跃在陆上丝绸之路,还乘上了“大船”,登上了“海上丝绸之路”的风帆。 展览展出了“辽宁绥中三道岗沉船”“福建平潭大练岛沉船”“西沙群岛石屿二号沉船”等水下考古工作的丰硕成果。其中,辽宁绥中三道岗沉船是我国首次独立开展的大型水下考古发掘项目,沉船出水文物600余件,包括碗、盘、罐、碟、盆等瓷器,绝大多数都是磁州窑产品。展出的“白地黑花鱼藻纹盆”和“黑釉盏”均是发掘出来保存较为完好的代表性文物。
看完整个展览,不难看出元代瓷器在古代中国对外交流和开放中的显著地位。国家博物馆馆长王春法在展览简介中写道,“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中华文明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形成的开放体系”。元代瓷器不仅是中华文化开放性、多样性和包容性的最好物证,也体现了中华文明“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精神气质,对于我国坚定文化自信、推进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新民晚报见习记者 潘子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