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品鉴定是一门不精确的科学：古书画鉴定疑难杂症

　　书画鉴定  任重道远

　　西班牙《阿贝赛报》网站于2016 年2 月2 日有一篇报道，题为《艺术品鉴定：一项并不精确的科学》。内以伦勃朗绘画鉴定为例，“1913 年，世人普遍认为伦勃朗一生共创作了988 幅画作”，十年后被删减至613 幅；2010 年10月，“此时被认为是伦勃朗真迹作品数量是240 幅”；2014 年经过对伦勃朗画作完整地审核，现存伦勃朗之作真迹数量为340 幅。这一案例导致了“这是一项并不十分精确的科学”的结论。

　　（荷兰）伦勃朗《夜巡》，1642年

　　然而人们总希望有精确的鉴定作为艺术品流通、欣赏、收藏、研究的前提或依据。虽然伦勃朗绘画真迹从988 幅删减至240幅，又返增至340 幅，但仍是删去了600 余幅的伪作，向期望中的精准度迈进了不止一大步。中国书画鉴定，特别是古书画的鉴定，与伦勃朗绘画研究案例十分相似，至今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比起汰去600 余幅伦勃朗画中伪作，其真伪混淆的情况绝不会显得更轻松些。本文仅就个人近些年的研究谈些感受。

　　一、任重道远

　　书画鉴定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大多属于个人行为，有组织、有目的的鉴定在历史上也不只发生过一次。例如清乾隆朝借《石渠宝笈》诸书的编纂，对内府所藏书画进行编目、鉴定。但参加的大臣们肯定会仰承圣训，而且诸臣亦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书画鉴定家，大多做案头工作，以致录入了相当数量的伪作。

　　《石渠宝笈》，民国本

　　至当代，文化部国家文物局曾在1983 年至1990 年的八年间，由谢稚柳、启功、徐邦达、刘九庵、傅熹年、杨仁恺、谢辰生等人组成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小组，“行程数万里，遍及25 个省、区市，121 个市县，208 个书画收藏单位及部分私人的收藏，共目书画作品61596 件”，并以出版的《中国古代书画图目》二十四卷为主要成果。此书收录了20117 件作品，制作了35700 幅图版，是一部集我国内地现存古代书画作品之大成的图典。

　　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小组成员

　　此书还记录了当代著名书画鉴定家们的鉴定意见，这些宝贵的文字记录，是后人研究的参考依据。这些老一辈的鉴定家，另各有书画鉴定的著述，对他们的鉴定意见有着进一步的阐述，包括他们的治学理念、方法以及各自的得失。这是老一辈鉴定家留下的丰厚遗产，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相当数量“待研究”的或鉴定意见不一的作品，即需要后人再研究的课题，这是遗存问题之一；还有被鉴为真迹的作品，经再研究也并非真迹。

　　沈尹默、吴湖帆对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剩山卷》的鉴定意见

　　至此，需要声明的是，老一辈鉴定家代表着当代书画鉴定的最高水准，我们是心折的、尊重的，但我们读一下启功先生的《书画鉴定三议》一文，其中提到“书画鉴定有一定的模糊度”“鉴定不只是真伪的判别”“鉴定中有世故人情”。 如果知道这些“道理”，就会帮助我们辩证地看待他们的鉴定意见，并让我们敢于进行下面的讨论了。

　　依本人近年来的研究实践，体会到对于古代书画的鉴定，依旧任重道远，至少在两个方面依然需要重新审视。其一是迄今被认为是在中国书画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名家名作，却并非是无懈可击的书画珍品；其二是一些书画家的作品，已被揭示出为其子弟、门生代笔，或有干脆仿伪其书画的现象。他们的仿、代作品依然充斥于各公私收藏单位，或流行于市场中，其数量不亚于这些书画家的真迹作品。

　　肖燕翼先生正在鉴定一幅古画

　　此外，还有一些书画家的仿、代者，迄今尚未被揭示，或者其作品偶有揭示，远未被研究、收藏者所知晓其为仿伪之作，甚至被当作被仿书画家的典型作品。这里所说的仿、代者的仿作，是专门精研一家并用“自由创作”的方式予以仿书、仿画而出，颇能混淆人们的辨识。此类揭示的鉴定研究，老一辈鉴定家均有专题讨论，体现着当代鉴定研究的重要成果和水准。同时昭示后来者，类似的专题研究远未完结。

　　二、鉴定实践中的案例

　　上述是源于鉴定实践中的一些感受，下面简述近年来在鉴定研究中的一些案例。宋乔仲常《后赤壁赋图》今藏美国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乔仲常，河中（今山西永济）人，工杂画，尤工人物故事画，师李公麟。《后赤壁赋图》为其传世孤本。丁羲元先生于1991 年在《朵云》杂志发表文章质疑该作，以画法、尺寸、藏印等方面辨识其为伪作。

　　（宋）乔仲常《后赤壁赋图》 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藏

　　但人们没有注意到的是：该作为清宫旧藏，著录于《石渠宝笈·初编》，并被列为“上等”之作。依《石渠宝笈》一书《凡例》规定，凡“上等”书画应钤加乾隆帝的六玺，而此卷只有嘉庆、宣统二帝印玺。是否一时疏忽漏钤了呢？但迄今尚未发现除此作之外的特别之例。结合丁羲元先生的质疑，以及卷后被傅申先生辨为伪书的赵德麟书跋判断，该作并非乔仲常的原作，很可能是以摹伪本偷换了乾隆内府所藏原件。

　　乔仲常《后赤壁赋图》卷后赵德麟书跋（伪）

　　至于换包时间，当在宣统帝出宫前的一段时间内，那一时间的换包伪件，北京故宫博物院尚存多作，有些甚至被当作了易培基盗宝的证物。倘如此，那些由此作引发的画史研究也就失去了根基。

　　元邓文原章草书《急就章》卷，今藏北京故宫博物院。邓文原（1258—1328），字善之，绵州（今四川绵阳）人，官至国子监祭酒，工书法，与赵孟、鲜于枢齐名。其章草书《急就章》卷为清宫旧藏，一向被认为是其章草书的唯一传世之作，并在元代书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该卷书款：“大德三年三月十日为理仲雍书于大都庆寿寺僧房。”

　　元邓文原章草书《急就章》卷，局部，故宫博物院藏

　　然据《元史》：“大德二年调崇德州教授，五年擢应奉翰林文字。”按“崇德”地处浙江杭州，“教授”为从八品的学官。邓文原能于授官之后再去大都，应为大德五年任翰林文字一职时，也就是说，他不可能在大德三年到北京的庆寿寺写下此卷《急就章》。此外，书在本幅同纸上的元石岩、杨维祯、张雨三跋，经鉴验书法、印章等，也非真迹，即主要辅证反辅证其伪了。

　　石岩、杨维祯、张雨题跋（从右到左）

　　倪瓒（1301—1374），字元镇，号云林子，无锡人，元四家之一，明清以来画名极著。容庚先生曾著《倪瓒画真伪存佚考》，从文献考据的角度，对著录及存世的倪瓒画作，多有对倪氏伪作的揭示。

　　受其启发，本人曾对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倪瓒《古木竹石图》也作过类似的鉴考。该图上有元明人七家诗题，又分别见于明赵琦美《铁网珊瑚》卷十八中《竹木秀石图》后的十一人题记、明朱存理《珊瑚木难》卷六中《竹树秀石图》后十人题记、清吴升《大观录》卷十七中《古木石岩图》后六人题记。其中王璲一诗题，又重见于《大观录》所记倪瓒《古木幽篁图》的题记中。

　　倪瓒《古木竹石图》，故宫博物院藏

　　这其中必有问题，经考辨可证该图及元明人诗题均非真迹。该图所画竹石等景物的画法特征，与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倪瓒《古木幽篁图》颇有相像之处，不能不怀疑两图同为一人或同一伙人所伪。

　　倪瓒《古木竹石图》上的元明人七家诗题

　　又，上海博物馆藏倪瓒《汀树遥岑图》，图上钤有乾隆内府藏印十方，但未著录于《石渠宝笈》诸书，以《石渠宝笈》诸书的《凡例》规定，其钤加“淳化轩”一印，应与“淳化轩图书珍宝”一印连用，且该印经比鉴亦为仿刻。此外，该图所钤明项元汴、清吴廷诸藏印，均可鉴为伪印。对该图再审视时，其所画景物形态以及笔墨欠缺之处，也就一一显露出来了。题跋、藏印本是鉴定中的辅证，但如果仅鉴阅其书画本身，大概就难以得到共识，或者说对倪瓒绘画的认识还有一定的“模糊度”。

　　（元）倪瓒《汀树遥岑图》淳化轩印（伪），上海博物馆藏

　　（元）钱选《浮玉山居图》“淳化轩”与“淳化轩图书珍宝”连用

　　上海博物馆藏

　　赵孟頫（1254—1322），元代著名书法家，存世书画较丰富，但在普遍认为其书法真迹并且为其代表作的作品中，仍有伪书混迹其间。如上海博物馆藏赵孟頫为其甥张景亮所作草书《千字文》卷，据该卷款识，是赵氏于至元二十三年（1286）十二月为其甥所书，又于次年的至元二十四年（1287）三月于杭州崇德补书题款。

　　赵孟頫草书《千字文》局部，上海博物馆藏

　　据《元史》及有关文献所记，赵氏与其姐夫张伯淳等人于至元二十三年（1286）十一月一同被程矩夫荐举赴大都，张伯淳于十二月被授予杭州路儒学教授，赵氏于次年（1287）六月被授予奉训大夫、兵部郎中。相关文献证明，赵孟頫自应荐赴大都后始终没有离开大都，何以能为其甥书《千字文》，并在至元二十四年（1287）三月于张景亮家乡杭州崇德一地再书题识，故此草书《千字文》卷当非真迹。

　　又，今藏北京故宫博物院赵孟頫小楷书《道德经》，该卷款署：“延祐三年岁在丙辰三月廿四五日，为进之高士书于松雪斋。”“松雪斋”为赵氏在吴兴家中的一处斋室，其在大都寓所中斋室名为“咸宜坊”。据相关文献记载，延祐三年（1316）时，赵氏在大都。如元王士点等修的《秘书监志》卷第六《秘书库》记，延祐三年（1316）三月二十一日有圣旨令其书写内府藏书画的签贴。这一官书文献所记，仅在《道德经》所书时间的前三天，因此，此卷《道德经》在松雪斋中所书，是根本不可能的。

　　赵孟頫小楷书《道德经》局部，故宫博物院藏

　　赵孟頫为其甥所书草书《千字文》被认为是赵氏早期草书代表作，《道德经》则是其小楷书代表作，似乎是其书法的标准之作，自然也应该引起对赵书真实面貌的再认识了。

　　在上述赵孟頫、邓文原等书法的鉴考中，除款识中暴露出的考据硬伤外，还有一些鉴考中的信息让人觉得它们并非孤例，可由此及彼地牵涉另外的宋元书画作品。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宋梁楷《右军书扇图》，徐邦达先生在《古书画伪讹考辨》下卷中鉴为伪作，其证据之一是卷后包括石岩在内的元人题跋为一人仿书。

　　（宋）梁楷《右军书扇图》，故宫博物院藏

　　（宋）梁楷《右军书扇图》石岩跋，故宫博物院藏

　　该卷中石岩隶书跋，正与邓文原章草书《急就章》后的石岩隶书跋、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宋燕肃《春山图》后的石岩隶书跋，书法的形态、特点一致，也必是同一人所仿书。

　　石岩隶书跋对比（从左到右为：梁楷《右军书扇图》、邓文原章草书《急就章》、燕肃《春山图》）

　　又宋燕肃《春山图》后三十四家元明人题跋中，有署名“古相郑权”一诗题，抄袭的是元成廷珪题《玉岩上人溪山野趣图》的诗句，可证这些仿书名人书题作伪手段的一致性。

　　宋燕肃《春山图》卷尾“古相郑权跋”

　　再如，徐邦达先生在同书中指出，邓文原《急就章》所书章草，与藏于辽宁省博物馆的赵孟頫《急就篇》所书章草“有些接近”。邓、赵两人章草书后均有明道衍（姚广孝）的长跋，在赵书后道衍题跋中，称其见过邓书《急就章》云云，因此两书之间，不仅书法“有些接近”，又同为道衍所见、所跋。

　　赵孟頫《急就篇》与邓文原《急就章》书风对比（局部）

　　赵孟頫《急就篇》卷后道衍（姚广孝）跋

　　在赵书后还有明解缙书于永乐元年（1403）六月二十五日一跋，署“翰林学士庐陵解缙书”。然据《明史·解缙传》，他在永乐元年时任侍读学士，次年才升任翰林学士，则此跋必伪。在解缙书跋的前六天，即永乐元年（1403）六月十九日道衍的书跋怎么可能为真迹呢？因此，道衍的两跋，将邓、赵两人所书《急就章》联系在一起的同时，也就把伪石岩隶书跋、伪道衍跋与上述书画作品联系在一起了。

　　赵孟頫《急就篇》卷后解缙（左）、王达（中）、张显（右）跋

　　再如，上述辽宁省博物馆藏赵书《急就篇》后有清沈荃一跋，跋称曾在董其昌家中见过赵孟頫《六体千字文》卷；但董其昌卒时，沈荃年仅13 岁。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赵氏《六体千字文》一卷，有董其昌一则书跋，徐邦达先生已鉴为伪书，亦有沈荃一观跋，时间是顺治十一年（1654），董其昌已卒去18年，暴露出沈荃二跋间的问题。

　　（传）赵孟頫《六体千字文》，故宫博物院藏

　　赵孟頫《急就篇》卷尾沈荃跋（左图）；赵孟頫《六体千字文》卷尾董其昌、沈荃跋（右图）

　　赵氏《六体千字文》卷前明崇祯十五年（1642）韩逢禧书跋称，此卷是“孟礼世翁”所藏，卷后沈荃之子沈宗敬称“此卷为太仓所进”，即指清初王时敏进奉清内府，卷前隔水正钤有王时敏二藏印。此卷原藏者的不统一，同样暴露出该卷明清人书跋、藏印的拼配、伪托的问题。

　　赵孟頫《六体千字文》卷前韩逢禧题（左图）；赵孟頫《六体千字文》卷尾沈宗敬跋

　　故该卷的六体书，清安岐认为可能是元俞和临，而现在又多以为是元人临。倘若明清人书跋并不可信呢？本人曾以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明陆士仁的篆、隶、楷、草的《四体千字文》卷与之比鉴，发现所书《千字文》的文字全同其书法的一律和相似，故得出初步结论：赵氏《六体千字文》为陆士仁所伪。至于该卷明崇祯以后的诸人书跋，皆应是陆士仁身后事，即先有此卷，后补配真伪相间的跋文。

　　陆士仁《四体千字文》（左）；赵孟頫《六体千字文》（中）；俞和《篆隶千字文》（右）对比

　　当我们将上述诸作的疑点、考据贯穿起来后，会发现它们有着相同或类似的疑点。比如，赵孟頫《六体千字文》后款识说该卷是“延祐七年秋九月廿四五日”所书，小楷书《道德经》也是“廿四五日”两天所书，是偶然的巧合吗？

　　赵孟頫《六体千字文》署款（左）；赵孟頫《道德经》署款（右）

　　比如，邓文原《急就章》卷、赵孟小楷书《道德经》卷，都在书写的时间、地点出现了误差。又如上海博物馆藏元揭傒斯《真草二体千字文》卷款书：“元统二年岁在甲戌秋九月，翰林直学士揭傒斯临。”但这一年揭氏官翰林待制，任翰林直学士要在六年后，故笔者将此作辨为伪迹并作了为明陆士仁所伪的讨论。这些疑点往往被人所忽视，是因作伪者无知造成的吗？不是，而是作伪者用这种既能迷惑人，又露出破绽的手段，来掩饰其作伪的虚怯心理。

　　揭傒斯《真草二体千字文》卷尾

　　再如，上海博物馆藏赵孟頫章草书《急就篇》册，款书说是赵氏书在“松雪行斋”。前面已讲过，松雪斋为其家的一处书房或斋室，并非他处寓所、别墅，何称“行斋”？其实也是故露破绽。

　　再如，曾见于刊本的赵氏为焦彦实书《四体千字文》，卷后张雨跋称：“右文敏赵公《四体千字文》，惜不见司马子徽《五体书道德经》，较此何如也。”司马子徽即唐代道士司马承祯（655—735），《旧唐书》记，唐玄宗命其“以三体写《老子》经，因刊正文句，定著五千三百八十言为真言”。同为道士的张雨，大概应知道此刊定道家经典之事，正如元袁桷《寄伯雨》诗中句：“已从司马求真箓，更为通章九老君。”

　　“箓”即道教秘籍，故“司马”当指司马承祯，那么“三体”“五体”《道德经》的一字之别，会是一时的误书吗？当然，这些似是而非的作伪手段是较普遍的现象，我们辨其伪，或怀疑这些作品的真实性。但若将其指向陆士仁所伪，还须进行作品间的比鉴。如果我们将陆士仁的《四体千字文》，与上述赵孟的《六体千字文》《四体千字文》《行书千字文》以及清安岐用来比鉴赵氏《六体千字文》，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俞和《篆隶二体千字文》等作品加以比较鉴别，不难发现它们之间的一致性，或者相似之处。

　　从逻辑上判断，陆士仁所书虽有赵孟頫书法的遗形、遗意，但绝不能有那么多的赵书反类似陆士仁，否则，赵氏书还能被称为“赵体”吗？上文中，我们还谈到邓文原、赵孟的章草书，邓、赵两人所书章草的相像，似乎可以用时代因素来解释，但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元赵雍章草书《千字文》册，其书字与赵孟頫《六体千字文》中所书章草形模几乎一样。

　　至此，这些比较似乎让人惊心，但何以会有这些宋元书作如此相像，反之则是它们应该不会如此相像。陆士仁为文徵明弟子陆师道之子，以往曾发现其专门伪作文氏书画，并偶然揭出其伪作元揭傒斯的《真草二体千字文》，难道他不会再仿伪上述书画家的作品吗？ 

　　陆士仁之子陆广明，清姜绍书《无声诗史》记其：“书法精工，摹唐宋名迹，几欲乱真，亦昭代之李怀琳也。”李怀琳正是唐代作伪高手。陆广明的书画作品存世很少，不能像其父一样，还可以认识其书画的本来面貌，但也不排除其父子二人合伙伪作书画，甚至不能排除他们有着一个更多人参与的伪作班子。

　　以上列举的宋燕肃《春山图》、梁楷《右军书扇图》及邓文原《急就章》，三作有着为一人所书的三段元石岩伪题。当我们将邓文原、赵孟頫诸本章草书，其作伪者指向陆士仁父子时，并不能认定《春山图》《右军书扇图》的伪画也一定为他们所伪；况且，《春山图》是将一幅残缺的旧画，伪加燕肃名款而成。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诸书画多有收藏家项元汴藏印，而最早的收藏记录又均在明万历年间，即均发生在书画作伪最盛的明末时期。尽管我们列举了这些可以辨伪、质疑的宋元书画，并指出陆士仁、陆广明父子或可能伪作了其中的宋元名家法书，但应该说这只是那盛行伪作时代之冰山一角，还是有许多伪作被我们视为书画珍品。

　　（传）燕肃《春山图》，故宫博物院藏

　　三、鉴后的思考

　　本文所引题为《艺术品鉴定：一项并不精确的科学》的报道，所谓“不精确”是因为“无法百分之百确定一件艺术品是艺术家本人的作品，还是其工作室或弟子、追随者的作品——即使是有艺术家的签名”。

　　中国书画鉴定同样有此困惑。徐邦达先生说，他搞了一辈子书画鉴定，不只是要谦虚，而是越搞越“心虚”，那是他发现了越来越多的问题。即对一些被古人、被他自己曾经认定的真迹产生了怀疑，又尚不能有根据地辨为伪迹。

　　如何做到鉴定中的精确，大概绝非某时、某人、某种科学技术所能做到的，只能在去伪存真的实践中逐渐前行。就此勉为谈两点看法。其一，类似西方绘画中，一些大师的画作多由其工作室、弟子、追随者仿作完成，即使有大师签名，亦为鉴定难点，此类现象在中国古今绘画中也很普遍。鉴出一些书画家的仿代者及仿代作品，是近代老一辈鉴定家的研究成果之一，也是远未完成的书画鉴定课题。当我们面对一件伪董其昌的书画作品时，在排除了一般摹仿者的低劣产品后， 还要排除七八个为其代笔者的仿作，而我们对这些代笔者又有多少深入的认识呢？

　　如清边寿民只是扬州画派中二流的书画家，其外甥薛怀不仅为其代笔，也会仿伪其书画。本人近年来研究发现，包括北京故宫博物院在内的文博单位，其所藏边氏书画中均有一定数量的薛怀伪作。已有的研究成果显示，凡著名、知名书画家，其弟子、门生、追随者，甚至他们相知的朋友，都有可能成为其书画的仿伪者，大概比伦勃朗画作的现象更为复杂。

　　薛怀《芦雁图》

　　本文上述书画鉴定案例，是需要引起注意的问题。已被鉴为伪书画的梁楷《右军书扇图》、赵孟頫《六体千字文》，尤其是后者，因为兼具六种书体，为我们提供了可资比较的以伪证伪的范本。正是通过比较，发现上述书法珍品与伪本的相像，才引发了再考、再鉴。

　　由此引发出的思考是：其一，一些被鉴为伪迹的、被普遍当作资料的赝品，在书画鉴定中其价值、意义不亚于珍品书画，它们所别具的书画面貌、书法中的文字、显示出的作伪方法以及与传世书画间的某些联系，均有举一反三的提示作用，让我们将似乎各自存在于不同时代、归属不同作者的作品联系起来，跨越了鉴定中惯常的比鉴范围，因为时代、作者限定不了作伪者。

　　《富春山居图》“子明卷”（伪黄公望），局部

　　其二，上述案例表明，陆士仁只是用他娴熟的书法，来分别写出款署宋、元的诸家书法。如藏于天津博物馆鉴为陆士仁伪书的文徵明《草书千字文》，以此来比较上述赵孟頫为其甥张景亮所书《千字文》，不难看出书字结构、笔法的一致性，似乎时代风格、个人风格并无区别。

　　由此引申出，一是曾经作为赵氏早期书法典型的作品，也就是赵氏早期书法风格赖以建立的标准作品，成为需要重新鉴别的作品；二是书画鉴定的主要依据虽然是时代风格和个人风格，但当一些赖以建立时代、个人风格的典型作品被质疑，甚至被否定，则所谓的风格或成空中楼阁，需要重新认定。

　　但我们注意到，张珩在《怎样鉴定书画》一书中，还有着更为本质的界定方法。举例来说，他提出唐以前人席地而坐，执简悬肘而书；唐以前及一些宋代画家，是站着作画的。如何区别？应当从运笔用墨的特殊效果中求识。他指出，黄庭坚书字是最缓慢的，“假使有人用写米（芾）的笔法来写黄（庭坚）或写苏（轼），包管他黄、苏的妙处一辈子也领悟不到”。这是讲书法的笔法。

　　（传）杨子华《北齐校书图》，波士顿美术馆藏

　　再如：“例如明人学马（远）、夏（圭）山水很多，但宋人笔法紧，明人笔法松；宋人笔触重，明人笔法轻，外貌似相似，总的效果都有出入。”简言之，他在判别不同风格的主要着眼点之一，在于构成书画的基本要素的笔墨之不同运用，这与签名具有法律效用同理。

　　（宋）马远《踏歌图》，故宫博物院藏

　　（明）戴进《三顾茅庐图》

　　这一传统、富于审美分辨的又行之有效的鉴别要义，似乎与保守的、经验性的、玄虚的贬语同义。在曾经发生过的“笔墨等于零”与“无笔无墨等于零”的理论论辩中，我们赞成这样的观点：“有一定传统艺术知识的人都知道，品评笔墨是中国画论和鉴赏活动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笔墨的品评是中国美学宝库最富特色的和价值的部分之一，它有一套含蓄隽永，又恰当又模糊的语汇，有切入视觉形象的特殊角度。”

　　黄公望《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局部

　　这些表明，艺术品评、艺术史研究与鉴赏活动，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不过各有侧重而已。舍笔墨而代之以造型、结构、色彩等，大概很难鉴别出本文所论及的仿、代之作。甚至“风格”一词，似乎也被一些人认为是借鉴西方艺术理论而来的——读《世说新语》就可知道风格一词如何从人文品藻转至艺术品鉴，以及传统书画的。因此，书画鉴定的所谓科学方法，其主体仍然是传统的鉴定方法，正如徐邦达先生《古书画伪讹考辨》中将书画本身构成的“笔法墨和色、结构和剪裁”基本组织列为鉴别要素，其说与张珩同义。

　　其三，《艺术品鉴定：一项并不精确的科学》中的说法，包括书画鉴定在内的鉴定学，也包括书画史研究在内的艺术史学，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以伦勃朗画作为例，我们相信，在鉴别伦勃朗画作时定穷尽了各种方法，正如这篇报道中所言：“研究人员掌握的资料越来越多，使用的技术越来越尖端。”结果是：“艺术品鉴定难鉴自身。”也就是说，没有一种所谓的科学方法，让艺术品的鉴定十足准确，这正是艺术不同于科学的魅力所在。

　　书画鉴定所谓的科学方法，其主体仍然是传统的鉴定方法，依靠长期实践中培养起来的，富于审美经验的眼力，辅以其他学科的、检测仪器的种种方法，正如品酒师之于品酒，不能用仪器检测代替其口舌之辨。此外，书画鉴定曾经被认为是“文物和博物馆工作及美术史研究打下比较有据的材料基础”，今天看来，各项工作间的关系是一体互面的，即书画鉴定是书画史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反之，书画史研究者也应具备书画鉴赏能力。

　　事实上已经有许多书画史研究者、收藏家、流通领域的专业者、书画爱好者，不仅介入，且已成为某一书画领域、某一专题中的鉴定家了。书画鉴定研究队伍的扩延，必定提升我们时代的鉴定水平，必定将这古老而迷人的书画之学，在实践中逐步落到精准的实处。愿与同道共勉，完成我们应完成的阶段性任务。

　　肖燕翼著

　　《古书画名家名作辨伪三十例》

　　浙江大学出版社

　　▼

　　- 目 录 -

　　导言　书画鉴定　任重道远

　　燕肃《春山图》辨伪

　　关于乔仲常《后赤壁赋图》的讨论

　　宋人《江山秋色图》再赏鉴

　　《三高游赏》与《右军书扇》

　　赵孟頫《六体千字文》再考

　　宋元四本《九歌图》合考

　　张渥《九歌图》三作辨伪

　　赵孟頫《自画像》《饮马图》辨伪

　　赵孟頫《小楷书道德经卷》辨伪

　　赵孟頫《行书千字文》辨伪

　　过云楼藏赵孟頫《草书千字文卷》辨伪

　　赵孟頫章草书《急就篇》再考

　　邓文原章草书《急就章》辨伪

　　倪瓒《古木竹石图》《汀树遥岑图》辨伪

　　文徵明《湘君湘夫人图》辨伪

　　董其昌绘画三种八作的考辨

　　赵令穰《湖庄清夏图》卷后董其昌书题辨伪

　　王时敏为“圣符”作《仿古山水册》辨伪

　　王时敏《仙山楼阁图》鉴伪

　　王鉴“壬寅嘉平”作《仿古山水册》辨伪

　　王翚《溪堂诗思图》鉴伪

　　王原祁绘画鉴例

　　附论

　　羲之兰亭 法帖冠冕

　　观远山庄藏明人法书记

　　《书画记》与“云林宗脉”

　　王翚客京师期间之交往与绘画活动续谈

　　《石渠宝笈》初编的编纂

　　杨晋的肖像画

　　时空变幻话“石渠”

　　古书画中的仿、代者：吴湖帆书画鉴定的贡献

　　江山如此多娇：青绿山水的写照　

　　关于现代画论、绘画的几点讨论　

　　后记

　　肖燕翼，1947年生于北京，1973年9月入故宫博物院工作，先后任保管部书画库保管员、保管部副主任、研究室副主任、图书馆馆长、副院长等职，饱览故宫典藏的历代传世法帖名画，并师从徐邦达、刘九庵等博学硕儒、书画鉴定泰斗，继承了前辈以笔墨鉴别为主、各种考据为辅的传统书画鉴定方法。

　　肖燕翼（中）和金维诺（左）、启功（右）参加研讨会（2001年）

　　四十余年浸淫在古书画，这段过眼岁月，练就了肖燕翼鉴定、甄别、辨伪的‘火眼金睛’，被评聘为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是古书画资深学者与鉴定家。

　　肖燕翼先生正在鉴定一幅古画

　　古书画鉴定，首要是真伪问题。那么，代笔、作伪作为其中的核心问题，便显得尤为突出重要。在肖燕翼的古书画研究道路中，凭借其过人的眼力、渊博的学识、鉴定的经验，揭橥古书画鉴定亟待解决的作伪、代笔等问题，并取得了重要的学术成果，堪可作为书画鉴定与研究的典范和案例，滋养后辈学人、同道。

　　（元）赵孟頫《自画像》（伪），（明）宋濂跋（伪），故宫藏

　　比如在祝允明的研究中，“再发现”了数十件祝允明书法赝作，此类伪作可能是祝允明门人毛天民所伪；赵孟頫的系列法帖研究中，将作伪者指向文徵明再传弟子陆士仁等人；王时敏等系列作品的鉴考，又将作伪人指向了王翚及其弟子或再传弟子。此外，还对一些传世宋元“孤品”书画作品作重点鉴考，以多种证据揭示出作品中存在的问题。

　　（宋）赵令穰《湖庄清夏图》卷尾董其跋昌（伪），波士顿美术馆藏

　　《古书画名家名作辨伪三十例》正是这位资深的故宫学者、一位孜孜矻矻古书画鉴定家的毕生研究心得。全书以案例分析为基础，以法帖名画为对象，以客观证据辅以鉴定经验为方法，既解决了美术史、书画鉴定领域中的诸多‘疑难杂症’和‘悬疑之案’；又可作为鉴定的方法论，为其他古书画的‘作者归属’提供研究途径。

　　（明）文徵明《湘君湘夫人图》（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