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中比男人还要勇敢的艺术缪斯们

 　  纵观艺术史，几乎是一本男性艺术家史，女性大多被书写为艺术家背后的灵感缪斯，不得不说，某些偏见和社会环境束缚了女性艺术家的发展，也使得一些女性艺术家不断出现在男性艺术家的奇闻异事里，或是被消费、物化的对象。

　　随着时代发展，大规模战争的到来，女性艺术家渐渐登上舞台，由缪斯转变为历史的主角，尤其是二战前后，诞生了许多优秀的，甚至超越很多男性的女摄影师，她们在战争时期是冲锋陷阵的女战士，在战争结束后成为主宰自己艺术世界的主角，尽管她们与当时的男性艺术家有过密切的联系和纠葛，并互相影响，但最终都走向了自己独特的艺术旅程。

　　塔罗：战地摄影师卡帕的最佳搭档  27岁时被坦克压死

　　葛尔达·塔罗（Gerda Taro）是战地摄影师罗伯特·卡帕的女友，但鲜有人知道，她是史上第一位殒命战场的女摄影记者。

　　塔罗来自德国，她受过良好教育、通晓五国语言。1930年代正是新闻摄影发展的黄金时期。这个黄金时期一直延续到1950年代，粗略地算一下，恰好就是二战前中后的时间。因为动荡与不安频繁，人们对信息的欲求变强；也因为印刷和摄影技术的进步，更多的报纸杂志选择用照片解说故事。换句话说，更多人需要也希望通过照片了解这个世界在发生什么。

　　首批用镜头捕捉战争场面的摄影师是清一色的男性，而姗姗来迟的女性，在1900年代之后才陆续加入摄影记者的行列。这支“娘子军”队伍在一战时期渐渐得到壮大，而此刻的二战前夕，跟塔罗一样怀着同样理想的女性也并不少。

　　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卡帕和塔罗提着相机就上前线拍摄了。随着时间推移，塔罗和卡帕的拍摄风格越来越不一样，塔罗的作品，则处处显露她独特的女性视角。她成了反法西斯欧洲知识分子圈的一份子。法国的左翼报纸《今晚报》签下她的作品，向她邀稿要照片的还有《生活》杂志、《伦敦新闻画报》、《Regards》和《Volks-Illustrierte》等报刊杂志。她开始用“Photo Taro”（塔罗的照片）的签名发表作品，渐渐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独立和认可。

　　1937年7月25日，就在塔罗计划回巴黎的前一天，她在布鲁内特的前线被一辆坦克车刮擦而重伤。10吨重的铁履带从她的腹部压过，塔罗在紧急送院后不治身亡。

　　在她的葬礼上，毕加索、马尔罗、雷诺阿等人都来到现场表达了哀悼之意。虽然塔罗不是法国共产党员，但法共出资为她在拉雪兹公墓购买了为期100年的墓地使用权。葬礼这一天，1937年8月1日，正是塔罗的27岁生日。她成了人类史上第一位殉职战场的女摄影记者。

　　塔罗的死让卡帕一蹶不振，失去挚爱的他变得虚无而绝望。但很快，他带着塔罗留下来的胶卷返回战场，继续用相机揭露战争的真相。

　　李·米勒：《Vogue》封面女郎\曼·雷的情人\英国超现实主义艺术家罗兰德·彭罗斯的妻子

　　1927年，李·米勒（Lee Miller）在纽约的人行道上偶然遇见媒体大亨康德·纳斯特（Condé Nast），从而成为杂志封面女郎和轰动一时的模特。后来，作为艺术家曼·雷（Man Ray）的情人和缪斯，她的脸庞和身体留存在超现实主义时期的一些最引人注目的过度曝光的肖像照中。

　　不过，米勒在历史上的地位最终因她在镜头另一侧的作品而确立，先是作为时尚摄影师，后来是记录“二战”期间欧洲的生活。

　　米勒（她于1977年70岁时去世）被任命为《Vogue》杂志驻伦敦的正式战地摄影师，她捕捉到了闪电战的情景以及英国大后方的生活情况。后来，作为少数几位前线女摄影师之一，她跟随美军记录了诺曼底登陆之后的情况，盟军的前进，以及达豪集中营（Dachau）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Buchenwald）的最后解放。

　　她抓拍的纳粹压迫的受害者和行凶者的可怕照片广为传播，而《Life》杂志的一位摄影师抓拍到她在希特勒遗弃的慕尼黑公寓浴缸里擦洗赤裸肮脏身体（象征着洗去她看到的恐怖情景）的照片也同样令人难以忘怀。

　　“从很多方面讲，米勒在‘二战’前的生活主要在于她的女性魅力。她可能属于第一代获得投票权的女性，但是她非常清楚自己生活在一个由男人主导的世界里。摄影给米勒提供了一个排解个人受挫感的渠道，也提供了一种获得控制权的方式。”她的展览策展人罗伯茨说道。

　　从穿制服的照顾伤员的护士，到身穿熊皮大衣的英军陆军本土女子勤务队（Auxiliary Territorial Service）探照灯操作员，到驾驶舱坚忍的女飞行员——米勒透过镜头强调自己对她们的赞赏：这些勇敢、顽强、冷静的女人才是后方的支柱。

　　她在欧洲的拍摄对象包括因被控与德军勾结而被剃光头的法国女人，冷静的修女，无家可归的流浪儿，以及城市瓦砾堆中寻常家庭场景里的女人。她的作品变得更加微妙。

　　朵拉：毕加索的情人之一   见证战争题材名作《格尔尼卡》的诞生

　　当人们说到朵拉·玛尔（Dora Maar）时，总会提到她是毕加索的情人之一，是毕加索那时创作的灵感缪斯，但朵拉·玛尔并不只有这一个身份，她是一位超现实主义的摄影师也是一位画家。

　　1926年，当朵拉19岁时全家又搬回了巴黎。她进入到中央装饰艺术联校和摄影学校学习，也是在这个时候她给自己起了朵拉·玛尔这个名字。而后她还来到了美术学院和朱利安学院进行深造。1930年初她和摄影师、导演Pierre Kéfer一起在巴黎的一个摄影工作室工作，起初的工作内容还只是为一些广告和时尚杂志进行商业性质的拍摄。

　　在朵拉的见证下，毕加索完成了他的旷世名作《格尔尼卡》。而多拉·玛尔也用她的相机记录下了毕加索这一时期的创作和生活，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资料。 1943年毕加索离开了多拉·玛尔，分手时赠给她一套法国南方的住宅作为纪念。

　　在1934年2月6日的法西斯示威游行活动之后，朵拉在多位年轻政治家、作家和艺术家的支持下共同签署了“对战争上诉”的倡议。她还参与了许多超现实主义的团体，并经常参加示威，集会和在咖啡馆举办的对谈活动。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她的大部分作品都受到了当时左翼政治的高度影响，朵拉经常会拍摄那些因社会萧条而陷入贫困的人们。

　　在毕加索的《格尔尼卡》完成后，朵拉已经基本放弃了摄影。也许是受《格尔尼卡》创作经历的影响，朵拉开始了绘画的创作，她还开始称自己是毕加索的学生。与毕加索分手后的她独居在法国南部专心画画，与之前的摄影作品相比，她的画作并没有获得太大的关注度，但朵拉的天赋使得她的作品尤其是静物画，展现出奇特的韵味。在毕加索的影响下她的作品也展示出立体主义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