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展日本的《祭侄文稿》为何来不了大陆
借展日本的颜真卿《祭侄文稿》为何来不了大陆?
2019年1月16日起,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正举办一场“颜真卿:超越王羲之的名笔”特展,其展品中有一件唐代著名书法家颜真卿的行书《祭侄文稿》。该作品由台北故宫博物院提供,因此而引起了两岸网民的一片批评与争论之声。
《祭侄文稿》出现于唐朝“安史之乱”爆发时,时任平原太守颜真卿联络其堂兄常山太守颜杲卿起兵讨伐安禄山叛军。后来叛军攻陷常山,颜杲卿及其少子颜季明被捕,并先后遇害,颜氏一门被害30余口。两年后,颜真卿在河北找到了颜季明的头颅。当他看到盛着头颅的棺木,睹棺思人,不及弱冠、才华出众的颜季明遭此横祸,而今只得一头颅回来,颜真卿悲愤之情难以压抑,当下一气呵成写下《祭侄文稿》以为悼念。该行书在激情下所为,情透纸背,文笔动人、流畅,被后世誉为“颜书第一”。《祭侄文稿》也被后世藏家认定确真无疑,奉为“天下第二行书”,与王羲之《兰亭集序》、苏轼《寒食帖》合称为“天下三大行书法帖”。
台湾最先指责台北故宫博物院,质疑《祭侄文稿》外借的网文引发两岸众多网民的争论与愤慨。许多网民认为,台北故宫不应把这国宝级文物借予日方,于情于理不合,也不利作品的安全。
据笔者对网络上各种评论的观察,海内外古书画收藏界、博物馆界人士看问题更为理性。他们认为,文化无国界,作为一件人类文化的瑰宝与中国古代的优秀书法作品,借展给日本的博物馆是一件好事情,有益于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与艺术,作为各个博物馆之间的交流也合情合理,不应牵扯到政治上。东京国立博物馆这些年一直努力策划由王羲之到颜真卿的系列中国古代书法大展,从中可见日本人民对中国文化的尊重与喜爱,这是应该予以支持的。
艺术爱好者们应该借这样难得的机会去东京博物馆看看原作,去直接感悟那1260年前的激情!因此,国内已有书画藏家为参加15日下午举行的画展开幕式提前到了东京;著名收藏家刘益谦、王薇夫妇携子女赶赴东京在开展首日观展;上海交通大学古代书画第二期导师班的同学们也在紧锣密鼓地研究每一幅参展画作,以便赴东京观展时目标明确、胸有成竹。
至于对作品的保护,笔者以为,双方博物馆都是精通业务并会认真对待的。流传1000多年的纸质书法“展开一次伤害一次”的说法有其道理,但不展开也会有损坏,只要在休养期做好保护,适当展出还是有益于研究和普及文物艺术知识的。
不少内地网民提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祭侄文稿》没拿到内地展示?这正是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台北故宫这次会把《祭侄文稿》借给日本,但他们目前还不会出借给内地的博物馆。因为,台北故宫的绝大部分文物是在上世纪30-40年代为躲避日军占领,由北京故宫博物院“南迁”而最终运到了台湾。两岸对这些“南迁”文物的所有权归属的认识上原有分歧。因此,台湾方面担心他们的藏品到大陆展出可能会遭扣押,一直要求内地制定“司法免扣押”法规才肯借出文物。
所谓文物“司法免扣押”,主要是保障拥有争议文物的博物馆,在相关文物赴外展出时,不会受到司法追诉或扣押,确保外借文物能安全返回。美国、英国、日本等国曾签订了“司法免扣押”条款,但我国内地至今没有制定这一条款。因而台北故宫敢把《祭侄文稿》借去日本却不敢拿回大陆参展。
海峡两岸的博物馆间自2009年10月起开启了首次交流,当时,北京故宫的37件文物赴台与台北故宫合办“雍正大展”,而台北故宫则从来没将藏品借展过大陆。2011年,“山水合璧——黄公望与富春山居图特展”在台北故宫举行,现藏于浙江省博物馆的《富春山居图》前段《剩山图》与台北故宫所藏后段《无用师卷》实现了合璧展览,但台北故宫却没同意把《无用师卷》借给浙博在杭州举行合璧展。
据了解,上月在上博举办的“丹青宝筏——董其昌书画艺术大展”中,美国和日本的多家博物馆、美术馆都提供了重要藏品,唯独来自台北故宫的一件也没有。展品中有一卷由日本借来的颜真卿《楷书自书告身》,只匆匆展览了十多天就撤回日本,因为要参加这次的“颜真卿:超越王羲之的名笔”特展。上海博物馆这次还展出了一卷《烟江叠嶂图》,是董其昌的山水画作品,而台北故宫也有一件董其昌的《烟江叠嶂图》,若两件“双胞胎”放在一起展出一定会成为“董其昌大展”的亮点,可惜台北的那件也没能来。
2013年,大陆国台办曾做出过承诺:大陆支持、鼓励两岸文博机构加强两岸文物双向交流,不会出现台湾方面担心的问题,即司法扣押问题。但台湾方面希望大陆制定“司法免扣押”法案而不仅仅是行政上的允诺。未来何时台北故宫能将国宝级文物拿到大陆展览?目前仍没有时间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