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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几方印鉴看传苏轼《木石图》中隐藏的真伪问题

来源:文道  发布时间:2018-11-23 13:10:30

  2018年6月,早年流失日本的传为苏轼的《枯木怪石图》(又称《木石图》)现身香港佳士得,一时间引起了各界的高度关注。诸多学者、业内人士就画心(内容、笔墨、布局、意境、“思无邪斋之印”归属、文献记载)、刘良佐跋(人物考证、“海岳翁”称号合理性、“良佐”印断代)、米芾跋(字形、笔法、笔势、气韵、诗文内容、存在合理性、“文武师胄芾章”归属)、全卷装帧等问题进行过详细的分析解读。而笔者在此文提出的是对画卷中“杨遵之印”、“长宜子孙”、“黔宁王子子孙孙永保之”、“继轩” 、“沐璘廷章”及“复斋珍玩”真伪问题的疑议,结合此前学者就书风画风及题跋等的分析,应该说,这一《木石图》作伪嫌疑不小。

现身香港佳士得的《木石图》(传苏轼)现身香港佳士得的《木石图》(传苏轼)

  在此之前,大众对《木石图》的印象皆来自一般的印刷品,图像质量较低,而张珩先生《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绘画一》则记有:“纸本墨画,无款,前作枯木一株,树干扭屈,上出二枝……树根小草,作随风披拂状,中间较大者,上偃如巨然法,树后巨石……此图纯以笔墨趣味胜,若以法度揆之,则失矣。此卷方雨楼从济宁购得后乃入白坚手,余曾许以九千金,坚不允,寻携去日本,阿部氏以万余得去。”及徐邦达先生《古书画过眼要录》:“东坡以书法余事作画,此图树石以枯笔为勾皴,不拘泥于形似。小竹出石旁,萧疏几笔,亦不甚作意。图赠冯道士,其人无考。冯示刘良佐,良佐为题诗后接纸上。更后米芾书和韵诗,以尖笔作字,锋芒毕露,均为真迹无疑。书画纸接缝处,有南宋王厚之顺伯钤印。苏画传世真迹,仅见此一件。刘良佐其人无考。”因此二人认定其真,然而,画卷重新面世后,有关其真伪的争论便不绝于耳。

“杨遵之印”《双松平远图》、“杨遵之印”《木石图》“杨遵之印”《双松平远图》、“杨遵之印”《木石图》

  “杨遵之印”为元代文人杨遵所用黑印。唐、宋时期所用虽黑印意义不明,但其后黑印应是印鉴所有者为祖、父辈守丧百日内所用的印章,在书画作品中极为少见。除《木石图》外,“杨遵之印”亦见于元赵孟頫《双松平远图》(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业界多认定两卷中的“杨遵之印”为同一方印章。若将钤印手法、印泥差异、经年残损、拍摄角度等因素考虑在内,对比《木石图》卷中的印迹与《双松平远图》卷中的印迹,不难发现,两方印迹乍看相似,细究却有很大出入。元代私印多追求汉印中正平和之美,因此印面多字法稳健,章法有序,肥白充盈方寸之间,《双松平远图》卷印章兼具这些特点,而《木石图》卷明显线条粗细不均,字形呈倾斜势态,章法略显狭仄,白少留边过多。细节处如二者的“杨”字“木”的左弧线和“日”下的横线、“遵”字“寸”的线条力度、“之”字右弧线的收势、“印”最下弧线的残损状态、印面左侧的留边等,都有明显差异。若根据孙向群先生《<杨氏集古印谱>考辩》一文推论,杨遵生年在1317-1321年间,他的祖父母、父亲杨载在其幼年便已过世,那时的他未必有能力鉴赏书画,因此此印极可能是母丧期间所用,并且之后也不会再用。而百日内的印章不会出现如此大的差距,可见这是两方不同的印章。《双松平远图》先后经平西沐府、安岐、清内府、谭敬过眼珍藏,是学界公认的真迹。若以此为范本进行比对,兼顾此印的特殊性,《木石图》中“杨遵之印”的存伪嫌疑较大。另外,佳士得图录记载杨遵活动于1294-1333年,然笔者能力有限,目前尚未查到详细考证依据,文中只能暂时按下不表。

“长宜子孙”《双松平远图》、“长宜子孙”《木石图》“长宜子孙”《双松平远图》、“长宜子孙”《木石图》

  “长宜子孙”亦为杨遵印,印鉴情形如“杨遵之印”相同。比对时将钤印的轻重力度和垫纸厚薄纳入参考,发现《木石图》卷中“长”、“宜”二字与《双松平远图》卷极为相似,但“长”字右弧线弯转处更显棱角,左弧线却少了《双松平远图》卷的S型波折,“宜”第一笔下弧线右侧下压,同时两竖右斜,若以纸面不平解释似乎也通。另外,对比《双松平远图》卷左右边字迹和边框,可推测钤印者落印时按压力道偏重右侧,因此印面自右向左线条逐渐转细,颜色也渐趋于淡。而《木石图》卷用力均匀,所示印迹也较厚重,因此两卷中的“子”、“孙”出现了较大差异:“子”尚可用左侧力度不同来解释弧线包拢角度不一的问题,但《木石图》卷中应更为粗长的“孙”字中的横线,却明显缩短,偏旁“子”的左右弧线包拢起的空间,也明显由方变圆,偏旁“小”的下部圆形空间则略有压扁,使得左右偏旁的上下位置亦产生微妙的差距。若说此横线属后期残损变短,那为何《双松平远图》卷横线有左右向中间下聚的趋势,而《木石图》卷则是平势?如此来看,《木石图》卷“长宜子孙”极有可能是一方高明的仿印。

“黔宁王子子孙孙永保之”《多景楼诗册》“黔宁王子子孙孙永保之”《多景楼诗册》

  “黔宁王子子孙孙永保之”《双松平远图》、“黔宁王子子孙孙永保之”《木石图》

  “黔宁王子子孙孙永保之”为明代西平沐府特有的书画鉴藏印,其印主为沐昂或沐璘。最常见印迹多出现在宋人小品中,如《海棠蛱蝶图》、《仙女乘鸾图》、《仙山楼阁图》等,另外米芾《多景楼诗册》中也有此印迹。此印中“子”扁“孙”长,“之”字也较扁,极易辨认。《双松平远图》中所钤“黔宁王子子孙孙永保之”印迹,与前一印迹相比,除“黔宁”二字外,其余八字均匀排布,属印文相同的另一“版本”。而《木石图》中所钤“黔宁王子子孙孙永保之”,虽肖似《双松平远图》卷,但“黔”、“王”、“孙”、“保”在字形结构和线条厚度上有着明显的差异。若说《双松平远图》卷为《木石图》卷的后期补刻,那“孙”左偏旁的“口”字不至于出现《双松平远图》卷右倾、《木石图》卷左斜的情况,《双松平远图》卷竖线亦不能此般纤细。因此,两卷中的印章应不是同一方。

“继轩”《龙舟竞渡图》、“继轩”《木石图》“继轩”《龙舟竞渡图》、“继轩”《木石图》
“继轩”半印《双松平远图》、“继轩”半印《木石图》“继轩”半印《双松平远图》、“继轩”半印《木石图》

  “继轩”为沐璘私印,但画卷中所见不多,目前所知有王振鹏《龙舟竞渡图》中一方(真伪待考)、马和之《鹿鸣之什图》中一方(已漫漶不清)、赵孟頫《双松平远图》中半方,以及《木石图》中一方,这些印章都钤在骑缝处,可见“继轩”应为沐璘专用骑缝印。将印面完整的两方做比对,其中《龙》卷所钤印迹除左右弧线圆转,其余横竖线条皆平直,转折亦方正,与《木石图》卷中转折圆滑的印迹有所不同。而将《木石图》卷中“继轩”印裁剪一半,与《双松平远图》卷中“继轩”半印相比,不难发现二者出入甚大。但因《双松平远图》卷印只有半方,并不完全具备范本的功效,只能从旁佐证。 

“沐璘廷章”《多景楼诗册》、“沐璘廷章”《木石图》“沐璘廷章”《多景楼诗册》、“沐璘廷章”《木石图》

  “沐璘廷章”为沐璘鉴藏书画常用私印,多见于米芾《多景楼诗册》、李公麟《免胄图》、李嵩《四季花篮图》、《水竹居》等作品,马和之《鹿鸣之什图》尚清晰的半印也肖似此印。另外,王振鹏《龙舟竞渡图》中亦有“沐璘廷章”一枚,同为汉印风格,但印面差距较大,对比细节排除《木石图》与其为同一方印章的嫌疑。细观印面,《木石图》卷与《多景楼诗册》在线条弧度、字法结构和章法排布上有相似之处,留白的粗细及弧线的断裂可用印章使用年份较长、擦拭残损及印泥变化等原因解释。但值得注意的是,沐璘作为黔宁王子孙,文房所及异常讲究,其印鉴因年代、装帧损耗如《鹿鸣之什图》卷者,也不曾出现如《木石图》卷般粗糙劣质的呈现效果,这种残损的印面、易出毛边的印泥、急躁的钤印手法都不似寻常真迹中所见的闲适清悠。由此推断,《木石图》卷中的“沐璘廷章”并非沐璘在世时所钤。另有一种可能是此印为真,流落于后人之手得此卷而钤。然印面所见的老旧状况须持印者大量使用才能出现,而笔者在整理明后书画作品时,未能再见此印鉴,可见用之甚少,印面变化的条件便难以成立。因此,《木石图》卷中的“沐璘廷章”极可能是专门仿制“残损版”的作假印鉴。

  以上五方印章皆有可确认真迹的范本比对,而南宋王厚之印鉴虽有《砥柱铭》中“临川王厚之顺伯复斋集古金石刻永宝”、“临川王厚之顺伯父印”,但因其真伪争议略大,并不能以其为范本,另欧阳修《集古录跋》中有一方极淡的隶书“王厚之印”,不辩真假。目前只余《钟鼎款识》一书中的“复斋”、“复斋珍玩”和“厚之私印”三方印鉴,勉强可与《木石图》中印鉴比对。“厚之私印”《木石图》中未曾出现,“复斋”因篆体不同略过不提,而“复斋珍玩”仔细辨认下可发现其字形、字法出入很大,但《钟鼎款识》本为拓本,流传过程中绝对真实性会有所降低,因此印鉴的范本价值已打折扣不足为证,且此类印鉴也更易被后世造假借鉴,所以“复斋珍玩”亦是存疑。另外,王厚之在《木石图》中钤印有十二方之多,这与《钟鼎款识》中仅三方印章反复使用的情形相比有一定差距,而且对比南宋至元初的鉴藏家贾似道和周密,这个钤印数目也是惊人:贾似道在黄庭坚《松风阁诗卷》中钤印四方,周密在赵孟坚《凌波图》和赵孟頫《行书雪赋卷》中各钤印三方。不论与己还是与同时代人比较,《木石图》中王厚之钤印都显得过于繁复,这也是令笔者生疑之处。

  另香港佳士得在拍品宣传册中,拖尾俞希鲁跋文后为明代郭淐跋文,郭尚书淐,淐字原仲,新乡人。性端谨,语出惊人。为中州第一秀才。万历乙未(1595年)成进士。卒时,年六十。赐祭葬廕,赠礼部尚书。名其斋曰:适量斋。谓:穷通得丧,莫不有量。贪贱未尝,无乐富贵。未尝无苦,贵适其量。《中州人物考》孙奇逢撰。郭淐有斋,名适量斋。由此,郭淐的“适量斋”斋号可信。而佳士得公司仅凭此印在俞希鲁名款旁(钤印三次于《木石图》上),便指认是俞希鲁用印,甚为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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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之私印”《钟鼎款识》“厚之私印”《钟鼎款识》

  行文至此,再结合题跋来看,相继出现的王厚之、杨遵、沐璘(或有沐昂)、俞希鲁等人,让笔者不由联想到清倪涛《六艺之一录》中的记载:“谱(《杨氏集古印谱》)始集于浦城杨遵宗道,备载襄阴王公师鲁、番阳周公伯温、金华王公子兖、京口俞公希鲁所撰文,后归吴郡陆友友仁,则有高邮龚璛先生及内翰虞文靖公、揭文安公为赋‘卫青’玉印诗文,可为左验。今藏西平沐府。”这是唐之淳于1398年所作《题杨氏手摹集古印谱后》,其中提及《杨氏集古印谱》为杨遵所攥,序言为俞希鲁所撰,印谱现藏于西平沐府,按唐的生辰(1350-1401)和题印谱时间推算,1397年时印谱已在沐府,应涉及沐昂、沐璘两代人。而虞文靖公(元代抚州崇仁人虞集)所赋“卫青”玉印诗文,全名为《吴郡陆友仁得白玉方印其文曰卫青临川王顺伯定以为汉物求赋此诗》。一卷《木石图》,涉及印谱中提及的至少四位人物,这种重合比率略高的巧合,不禁让人推测:《木石图》的流传收藏印迹是否以《杨氏集古印谱》为本,杜撰而来?若真是如此,那作伪者在印学上应该有着极高的造诣。当然这种推测有一定的主观臆断性,并不能作为判断的全部依据。

《六艺之一录》《六艺之一录》

  此外,《木石图》中的六方印鉴通读完,不难发现问题所在,即六方中有三方半印鉴与《双松平远图》中印鉴相似,其中三方(“杨遵之印”、“长宜子孙”、“黔宁王子子孙孙永保之”)又可以确认与《双松平远图》中印鉴并不相同。值得玩味的是,“杨遵之印”和“长宜子孙”的位置排布,两卷极为相近,皆是一黑一朱上下紧挨钤于画心右侧;《木石图》卷中的“黔宁王子子孙孙永保之”印鉴并没有选择常见的《多景楼诗册》本、而是选择了少见的《双松平远图》本进行仿制,且钤印位置虽有所变动,但基本都在画心右侧;“继轩”印鉴虽然位置不同,但都是骑缝处押印。巧合之多,让人不禁如此推论:此幅《木石图》卷中的印章仿制者,应是对《双松平远图》有着较为深入的研究,且年代不会早于明代。因联想起谭敬曾仿制美国辛辛那提艺术博物馆藏本《双松平远图》,笔者一度将其纳入考证范围。但由于缺乏相应的文献资料,印鉴比对又无相似之处,无充足证据下只能作罢。

《双松平远图》三印位置、《木石图》三印位置《双松平远图》三印位置、《木石图》三印位置

  另可一记的是,虽然刘良佐其人无考,而其跋文的书法气息与风格看,不少业内人士认为均不太可能到宋,其书风与谭敬所伪造的赵原《晴川送客图》(现藏美国)的题跋书风对比看,也颇有让人玩味之处。

  《木石图》中刘良佐题跋书风(左)与谭敬所伪造的赵原《晴川送客图》(现藏美国)的题跋书风对比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木石图》中已确认的印鉴伪制有极大可能是在《集古印谱》和《双松平远图》的基础上进行,且年代必在明后。由印鉴推及画作可见,卷中所钤存疑印鉴或伪印的时间跨度之大,几乎涵盖整张画的可考流传年代,这在书画递藏中显得尤为不合理,再结合之前诸家所言,《木石图》的真伪可谓一目了然。
(原标题为《管中窥豹——从几方印鉴看<木石图>中隐藏的真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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