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苗之王长生生物信任危机

　　大摩财经（ID：damofinance）

　　信任危机

　　长生生物(11.750, -1.30, -9.96%)（002680.SZ）疫苗案引发举国舆论哗然，几同当年三鹿事件对国产奶粉的重创，令整个中国疫苗行业陷入信任危机。最高层连接批示之下，当地公安、证监会均快速跟进立案，长生生物董事长高俊芳遭审查，相关调查组正在彻查真相。

　　长生生物疫苗案起于7月15日，当日国家药监局称发现长生生物狂犬疫苗生产纪录造假，已对其立案调查。次日（周一）起，该公司即连续跌停，但此时事件尚未完全爆发；7月19日长生生物再披露其生产的“百白破”疫苗因“劣药”于去年10月被处罚，事件进一步严重。直至7月21日，一篇《疫苗之王》的文章揭露多位疫苗业大佬如高俊芳（长生生物董事长）、杜伟民（康泰生物(52.160, -5.80, -10.01%)董事长）以及韩刚君（前江苏延申生物董事长）的发家史、问题疫苗史，全民刷屏，事件彻底爆发。

　　舆论汹汹之下，今天疫苗上市公司迎声大跌，康泰生物、智飞生物(39.690, -4.41, -10.00%)、沃森生物(18.600, -0.32, -1.69%)等均一字跌停。长生生物试图停牌“避祸”，但遭到深交所拒绝，下午复牌后直接封死跌停。

　　疫苗富豪

　　上世纪90年代前，国有六大所曾经是中国疫苗市场的垄断者，即北京、上海、长春、兰州、成都、武汉建立的六大生物制品研究所，现在这六大所均隶属于中国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后者又隶属于国资委旗下的中国医药(18.440, 0.20, 1.10%)集团。至今，国家补贴免费注射的一类疫苗市场仍然主要由这些国有单位的产品占据。

　　更为市场化的二类疫苗市场则是民企、外企和国企竞争的格局，也是高俊芳们起家的地方。

　　长生生物即脱胎于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简称长春所）。现年64岁的高俊芳是土生土长的长春人，早年长期任职于长春所，30多岁时她已是长春所财务处处长。1992年，长春所成立长生生物的前身长春长生，高俊芳从那时起即一直担任这家公司的负责人，至2003-2006年间，高俊芳逐步完成了长生生物的私有化，成为这家公司真正的主人。此后依靠这只金蛋，高俊芳跻身福布斯中国富豪榜，成为中国最富有的人之一。

　　信息息显示，截至7月9日，高俊芳持有长生生物18.1%、其子张洺豪持有17.88%，高俊芳家族以约36%的持股为长生生物实际控制人。

　　长生生物自称为疫苗品种最为丰富的民企，其主要产品包括水痘、狂犬、甲肝、流感等疫苗，其中90%以上为市场化的二类疫苗。财报显示，长生生物最近三年和今年第一季度利润持续攀升——2015-2017年净利分别为2.93亿、4.29亿、5.68亿，今年一季度净利为1.58亿——三年多净利近15亿。

　　狂飙猛进之下，长生生物在2017年首次超过疫苗行业龙头成大生物。而其对未来继续高速增长非常自信，预测2018年营收将达到18-20亿，而其2017年营收为15亿多。

　　值得一提的是，上述高速增长还是在2016年发生山东疫苗事件，疫苗行业遭受一年重创的情况下取得的。

　　2016年3月，山东破发重大非法疫苗案，此案后“苗贩子”将疫苗没有经过严格冷链存储即运输销售至全国各地，严重危害公众安全，成为当年一时轰动的重大案件，后来百多人被判刑，数百名公职人员被撤职或降级。

　　山东疫苗案发生在疫苗经营流通和运输环节，当年4月，此案后国家修改政策，不允许二类疫苗批发企业再经营疫苗，即取消了疫苗行业的中间流通环节，要求厂家直供终端疾控中心，这也被称为疫苗“一票制”改革，即疫苗从出厂到接种只需要一张发票。

　　“一票制”紧急实行后，由于流通和运输环节均需时间重构，疫苗行业跌入低谷，直到2017年初，随着国家进一步完善政策，疫苗行业才开始恢复。但2016年当年，长生生物实现了25%的营收增长，超过45%的净利增长。

　　事实上，“一票制”改革会导致疫苗厂家在财务处理上将过去的渠道加价计入营收，同时销售费用急升。2016年长生生物销售费用为2.3亿，2017年销售费用激增至5.8亿。其中推广服务费、会议费占到销售费用的90%以上。

　　推广服务费、会议费大多支付给疫苗推广服务商，这是疫苗批发渠道被强制取消后新生的机构。“一票制”后疫苗厂家直供疾控中心，有些地方由省级疾控中心集中采购，有些地方则先在省级疾控中心定价入围，再由下级疾控中心、基层接种单位自行采购，这些推广服务商的作用不言而喻：搞定各级疾控中心、接种单位，多采购使用其疫苗产品。其形式既包括以学术会议为包装的推广活动，也包括各种或明或暗的回扣、贿赂。信息息显示，长生生物涉及诸多向疾控中心、接种单位行贿的案件。

　　长生生物被全面起底后，这种营销模式也被视为疫苗行业乱象被诟病。

　　然而，即使销售费用高企，长生生物的净利率仍然高达30%以上。这也让人费解：你都这么赚钱了，为什么还要违规生产甚至生产“劣药”牟利。

　　举报官员

　　康泰生物是长生生物之外另一家遭舆论正面冲击的疫苗上市公司，董事长杜伟民则是疫苗行业如雷贯耳但又争议不断的一位大佬级人物。

　　杜伟民早年是江西省卫生防疫站的一个普通员工，上世纪90年代他选择了下海，向曾经的同行们推荐疫苗。数年后，他成为长生生物的销售总监，并联手韩刚君成为长生生物的小股东。此后，杜伟民和韩刚君又联手闯荡疫苗江湖，入主江苏延申生物。延申生物2009年涉伪劣狂犬案，于次年被严厉惩处，总经理被判刑，董事长韩刚君隐踪。但在延申生物出事前，杜伟民已经又转战深圳，成为康泰生物的实际控制人。

　　长生生物案引发众怒后，康泰生物公告称，其疫苗接种人群超过3亿人，“从未因疫苗质量引起不良反应”。不过，2013年底，康泰生物曾陷入乙肝疫苗风波，当时多名婴儿疑似在注射康泰生物乙肝疫苗后死亡，但后被当时的国家食药监总局认定不存在质量问题。

　　国家食药监总局前身为成立于2003年的国家食药监局。食药监局第一任局长郑筱萸因受贿、玩忽职守于2007年被判死刑，成为2000年后为数不多被判死刑的部级高官。其罪状之一即擅自降低审批药品标准，导致齐齐哈尔第二制药等公司的假药致人死命。

　　此后十年间，国家食药监局又曾有多位官员落马，其中包括药品审评中心主任尹红章。

　　2014年8月，国家食药监局陷入举报风波。先是湖南省纪委预防腐败室副主任陆群实名举报原国家食药监局局长邵明立“为利益集团代言”，即“金银花”事件；紧跟着，河南依生药业董事长张译以及人大代表、全国模范乡村医生马文芳，因依生药业新药审批久久受阻，联合举报尹红章等人玩忽职守、滥用职权，举报时任国家食药监局副局长吴浈渎职。

　　数月后，尹红章被带走调查，并于2017年初因受贿罪获刑。案情显示，尹红章收受了一大批疫苗企业的贿赂。

　　由于上述两起举报，《民主与法制时报》当时刊发了记者杜涛欣的一篇报道《食药监总局官员身陷“举报门”疫苗案大起底》，该报道指责食药监局的批签发制度是双重标准，认为2009年江苏延申生物、河北福尔的问题狂犬疫苗正是经过“批签发”层层把关后“名正言顺”流入市场，并提到2013年康泰生物的乙肝疫苗事件。

　　杜伟民随后起诉《民主与法制》和杜涛欣，认为该报道严重失实。官司的结果以杜伟民胜诉告终。

　　但就在2016年11月8日，杜涛欣收到败诉判决结果当日，其又实名举报时任食药监总局副局长（兼任国家卫计委副主任）吴浈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渎职，认为后者作为分管副局长，在2009年延申生物疫苗事件、2013年泰康乙肝疫苗事件中负有责任。

　　2018年3月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中，国家食药监总局被撤销，单独组建了国家药监局归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管理，这也意味着药品监管脱离了卫生体系，归入市场监管体系。此后，药品监管机构只设到省一级，药品经营销售等行为的监管，由市县市场监管部门统一承担。

　　吴浈在这轮改革后退休。

　　四个月后，长生生物被国家药监局发现在疫苗生产纪录中造假，“疫苗之王”们迎来危机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