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二类疫苗灰色利益链:20元采购可卖至上百元
“但问题就在于首先疾控体系目前信息化水平没这么高，另一方面两个系统不能互通，相互都没法全程追溯——药监只掌握了前半段，疾控只掌握了后半段，这还是有系统的，没系统的更不好掌握。”她谈到。“不止这样，实际上，新版GSP(《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的要求很高，但实际上各级疾控，特别是基层疾控根本就达不到要求，比如要求冷库温度联网实时监控。”该负责人向《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透露。
技术的问题之外，现实的问题似乎更加尴尬。
电子监管码属于国家药监局，CDC属于卫计委，两个平行部门之间的行政技术对接并不简单；而对隶属于卫计委主要依靠国家拨款的全国CDC系统来说，电子监管码的巨大投入也是一笔不得不考虑的障碍。
此前，连锁药店行业就曾指出电子监管码耗资巨大。
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002727.SZ）总裁赵飚就认为，实施电子监管码工程将使中国的老百姓每年在药品的开支上凭空增加300亿的支出；而老百姓大药房董事长谢子龙曾在“两会”期间表示：“以千家门店的零售连锁药店为例，药品电子监管码需要软硬件改造投资超过3000万元，而增加的人工费用更是超过5000万元/年。”
“更主要的是，在取消了垂直管理后，国家药监局对各地的药监局现在既没有财务拨款，也没有人事任免权，只是一个业务指导，地方药监局对掌握其升迁的地方政府不可避免地有很多利益纠葛和顾忌，‘不好管’也是一个现实的问题。”昨日，有接近药监局方面人士表示。
他山之石：美国的疫苗管理
事实上，美国的疫苗管理也是在惨烈的疫苗安全事件后逐渐完善的。
南开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长策智库高级研究员宋华琳此前曾撰文指出，在美国疫苗监管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是1955年的Cutter实验室事件。
Cutter实验室制备的脊髓灰质炎疫苗，由于在用福尔马林灭活相应病毒时不够彻底，未能杀死所有病毒，12万名儿童接种了Cutter实验室的疫苗，结果造成4万名儿童染病，其中260人瘫痪，110人死亡。这导致美国对疫苗规定了更为严格的标准，进行更为严格的控制。国立卫生研究院将所属的生物制品控制实验室升格为下辖7个实验室，具有独立实体地位的生物标准部，并促使了疫苗不良反应监测体系的兴起。
1972年7月1日，生物标准部成建制地并入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目前，美国FDA的生物制品审评和研究中心（CBER）在疫苗监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宋华琳指出，FDA的生物制品审评和研究中心，组成了一支由下设疫苗研究和审评办公室负责，并由下设生物统计和流行病学办公室，沟通、培训和生产商援助办公室，执法和生物制品质量办公室，主任办公室等部门代表组成的疫苗安全团队，对疫苗安全问题做出快速反应。当FDA认为已上市疫苗对公众健康有即刻的或实质性的危险时，可责令疫苗生产商将其疫苗召回或下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