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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内人士指出，一般化工产品原材料投入和产出比是1.3∶1～1.5∶1，即每生产一吨成品，至少有三五百公斤的危废品产生，其中医药行业产生的危废品更多。现实中，我国实际危废品处理能力难以满足现实需求，只有少数危废品能按有关环保标准进行处理，由此也导致危废品处理价格不断飙升。目前，常州危废品的处理成本动辄每吨在8000元以上，上海有的已涨到每吨一万元以上。
与此同时，地方保护也导致危废品监管困难异常。2015年下半年，上级环保部门到东部某市督察一家颜料企业，发现其台账登记危废品总量与理论总量有明显出入。上级环保人员督察发现，企业周边空旷地有地方长了草，有地方却没长草，当即叫来挖掘机开挖，才发现不长草的地下埋有大量含醌的有机胺。
“挖出来的危废品，上级环保部门估算有十来吨，地方人员却说只有两三吨。地方同志不认账，我们也只能做做笔录，把相关样品送到检测机构去检测。这至少也要等几个月时间，没有其他办法跟进。”一位监管人士透露，类似情况比比皆是。
此外，多地危废品检测力量薄弱，也阻碍危废品环境执法。在不少经济相对欠发达省份，环保监察部门将危废品送到东部沿海省份官方认定的机构检测，动辄需要花几个月时间才能出结果。
危废品鉴定不仅时间长，相关法律条文中的规定也不甚明确。泰州市公安局环保支队支队长朱金华反映，他们在处理泰兴1.6亿元危废品非法倾倒案时发现，一家企业将废酸卖给了下游企业，卖废酸企业的罪责却难以认定。司法解释虽然明确只有有资质的企业才能处理危废，但在实际执法过程中，一些企业辩称其废酸不是危废品，而是下游企业需要的工业原料。对于这一说法，有关法律条文并无进一步明确规定。
一位东部发达地区的环保基层干部对记者坦言，由于危废品从鉴定、花费及认定困难重重，动辄一个鉴定要花30多万元，而他们部门一年的支出也就是100多万元，大量的疑似危废品案件，只能不了了之。
理顺认定机制 高压打击违法行为
记者在基层调研了解到，当前环保欠账多，危废品处置和管理尤为突出，必须补齐处置能力的短板，理顺危废品认定机制，同时高压打击企业违法行为。
基层环保干部认为，当务之急是加快建设危废品处理设备，尤其要尽快启动建设一批危废品处理中心。宜根据布局的化工生产能力增加供给，降低危废品处理价格。
常州市环保局副局长吴军说，危废品认定本身不难，难在法院认可的有资质认定的机构较少，国家宜尽快授权一批有认定危废品资质的新机构，并缩短认定周期，保证环保执法及时到位。
为了防止一些企业以危废品充当工业原料，应明确工业原料的品类登记，加强行政和司法的联合执法。基层环保干部说，化工企业要在质监部门明确登记产品中含有的主要物质，并明确说明产业的适用范围，建立较为完备的责任溯源机制。
吴军认为，公安机关和环保部门的环境执法取证方式差异较大，对此宜进一步明确在处理危废品案件时，探索两部门联合行动，发现线索后，两方各自根据需求取证，完善证据链，形成对危废品倒卖和倾倒行为的威慑。
在被曝光的多起危废品污染事件中，受罚的多是操作工，危废品产生单位，转包、倾倒企业负责人并未受到惩罚。“如果仅仅处罚直接责任人，不处罚企业负责人，难以遏制这种行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灿发说，必须进一步明确危废品倒卖相关企业法人的职责，追究其连带责任，从根本上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