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地中小学教师被“大量与教学无关的形式工作消耗身心俱疲”
“困在行政工作中”的老师
10月底,“教师行政工作繁重”的话题,甚嚣尘上。
25岁的初中老师孟萌就曾在社交媒体上写到,“被教学以外的事情侵占所有时间是日常,给学生减负的时候,没有人想过是否把老师逼得太紧了。”
孟萌觉得,那个工作不久却选择离开的女孩,在遗书中道明了她的困境和疑惑,“学校的工作、活动、领导的检查,让我们这些没有培训过就直接当班主任的毕业生像进入了牢笼......什么时候老师才能只做教书育人的工作?”
01
留痕
孟萌是西安市一所初中的语文老师,兼职班主任,这是她入职的第三年。
高考结束后,她在父母的要求下进入一所师范大学并成为免费师范生。在父母看来,教师是一份体面、稳定、有价值感的工作。而对孟萌来说,即使对教书育人并不感兴趣,老师拥有的周末和寒暑假仍然具备吸引力。但在入职后,她意识到这份工作和她的想象完全不同。
“非常忙,而且忙得毫无意义。”她这样形容。
提到“减负”,是因为它带来的额外工作让她怨念尤深,“其中最无用的就是填表。”
双减政策实施后,学生的作业成为了检查重点,各科老师需要每日填写“作业管理公示表”。它是为了证明,学校执行了“每科作业完成时间不能超过20分钟”的规定。表格由各科老师填写,班主任汇总后上交。学校每周检查一次。检查后留下来的表格,要整理存放,“等待教育局抽检”。
孟萌接受班主任职务的确认书 图源受访者
“实际上,作业完全不是表格上的,它就是一个浪费时间做样子的东西,但你每天都要写,因为工作必须要留痕,不留痕相当于没干。”孟萌说。
以此类推,她每天或每周要上交的还有晨午检表、心理观察表、小组量化细则表、班务日志等,都是用于证明自己完成了一些工作。“内容就是上交前随便填的,填表的人、收表的人、检查的人都知道,这只是用来‘留痕’的。”
和孟萌的喜好不同,在嘉嘉看来,教师是最适合她的职业。她喜欢和学生交流,成长过程中帮助过她的老师们是她的榜样,她希望把自己的收获传递下去。毕业后,她回到家乡陕西榆林,进入了当地最好的初中做老师。
但在“无意义的工作”方面,嘉嘉有和孟萌类似的感受,“现在做的好多事,和老师的本职工作没有关系。”
她讲到,“最莫名其妙的一次,学校让老师跟着学生坐公交回家,监督他们在公交车上有没有不文明行为。”老师们乘坐学校附近出发的各趟公交车,不同线路、不同时段每辆车一个人,检查学生有没有乱扔垃圾、吃零食、大声喧闹、不让座等不文明举动。如果学生有类似行为,跟车老师要拍照、记下班级和名字,批评改正,并且要等车上的所有本校学生都下车后才能结束工作。嘉嘉表示,这是学校为了响应创建文明城市提出的行动,“最初一两天我们还比较认真,后来就上车拍个照‘留痕’,不会真的跟到学生走完,都想早点回家。”
02
量化
嘉嘉指出“大多数工作和教学无关”是有据可依的。
她说,在学校对老师的量化考核表格上,老师的工作内容被分割成28项考核指标,总分320分,其中单项分值最高的“教学效果”是70分,再算上备课、上课、教案等项目,与教学相关仅120分,还远远达不到一半。
孟萌所在学校的量化考核表 图源受访者
其余工作被分为5-10分的小项,仅笔记考核就有6种:师德演讲、政治笔记、会议笔记、听课笔记、业务笔记、寒暑假读书笔记各占5分。此外还有计划、总结、反思、考勤、工作量等考核。“非常琐碎,看起来好像某一个没完成也没关系,但是最后核算出来分差就会很大,而且很多项目评分会给资历老的教师更高分,所以年轻的老师每一项都要尽可能完成好。”
每学期末,所有老师核算出总分,由高到低排列。这些分数和老师的绩效奖金挂钩,长远来看,还会影响到职称评比和晋升机会。
同在西安教授道德与法治的肖雪也被考核表捆绑着,作为非“主科”老师,她同样逃不开繁杂的非教学工作。在她的学校,“值周”和“巡课”这两项制度被称为该校的两驾马车,拉着老师们一刻不停地在校园中奔波。
萧萧所在学校的教师考核表 图源受访者
11月7日,封面新闻记者去学校和肖雪见面时,正值放学。校门附近的十字路口、路边站着几名挂工作证的老师,他们不断摆动手臂并大声喊着,提醒学生快点过马路,不要逗留,注意安全。
肖雪说,值周有固定的工作地点和内容。早上要提前半小时到,在门口检查学生仪容仪表、是否戴校牌、有没有骑车滑行过马路等行为,放学时,要监督学生尽快离校,不要在学校附近买零食。“买书、买文具也不可以,学生必须在放学后半小时内全部离开,为了防止他们乱吃东西、不回家、到处闲逛。”
下课时间,值周老师也不能待在办公室,必须去楼道里巡逻,制止学生扒栏杆,在室内玩篮球,楼梯跳上跳下。所有违规行为,一旦被发现会通报班主任,扣量化考核分数。
每位老师一学期大约会被分配值周5周,每次可能是不同的岗位。“我们有一个值周群,老师必须按时到工作位置拍视频打卡,会有人考勤确认到岗情况。”
03
矛盾
如果行政工作和教学工作有冲突该怎么办?
几位老师给出相同的答案——自行协调。“有时最后一节有课赶不上值周,那就找其他老师调课,不想扣分,那就既不能耽误上课,也不能不去值周。”肖雪表示。
孟萌也很无奈,她每周都要开三四个会,“教研组组会、教职工大会是每周固定的,组会比较有用,老师们会讨论上课遇到的问题。教职工大会就是听校长训话,迎接各种检查,传递会议精神。学校如果有大大小小的活动、考试,也要开会讲至少40分钟准备工作、安全预案。每次内容都是重复的套话,看起来只是坐在那,感觉却比上课还累,太耗人。”
会议通知总是会随机到来,有时提前半天,有时提前2个小时,就算后面有课,也只能调课或让学生上自习。“课程是不能耽误的,只能自己想办法补回来,加快进度或者占一些学生的自习、休息时间。”
嘉嘉发现,她自愿加班的时间越来越长。白天在学校处理行政工作和学生的突发情况,改作业、备课等工作只能回到家后继续做。“作为老师的责任感会逼迫你加班,不管怎么样不能耽误学生,如果因为老师没有上好课,导致他们成绩下降,我心里也过不去。”
这也是她成为班主任的原因。
和那位离世的河南女教师一样,孟萌、肖雪和嘉嘉都是应届生入职的第一年就当了班主任,在她们的观察中,这正在成为一种普遍情况。
已婚已育的老师要按时接孩子,要顾家,而未婚的年轻老师则有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应对庞杂的工作。能否胜任“非教学”工作,成为了选择班主任的重要标准。
她们并没有准备好,但无法拒绝学校的安排。
肖雪回忆自己尤为艰难的第一年,“当时刚到学校两个月,学生问我去领书怎么走我都不知道,我和他们一样对校园是陌生的。”她害怕带不好学生,担心无法处理各种突发状况,同时,家长质疑的眼光给了她很大的精神压力。“我能理解家长,如果是我的孩子有个应届生班主任,我也不放心。”
04
转移
事实上,在家长看来,有经验的老师也面临同样的困境。
任洁的儿子今年从榆林市的一所小学毕业,过去的六年里,她一直是儿子班级里的家委会成员。孩子的班主任是语文老师,教学认真,带班经验丰富,作为“离老师最近的家长”,她能看到班主任有多辛苦。
“主要是形式上的工作多,学期末检查的时候,班主任要交10来本笔记上去,教案、总结都要手写的,还要交挺厚一沓书法作业。”
一部分工作转移到了家长身上。
任洁住在学校附近,知道老师工作多,便经常去办公室帮忙做些琐事,填表、统计、整理作业,工作多的时候组织四五个家长才能忙得过来。
老师做的部分统计填表工作 图源受访者
最麻烦的是作业抽检,学校规定孩子们的作业上不允许有错误,老师在改作业时不能画“大对勾”,必须要每个空都打上“小对勾”。
“小孩子写作业哪有不出错的,可是学校这么规定,老师也没办法,只能让孩子们出错就撕了重写。”尽管老师们平时改作业已经非常细心,但难免有疏漏。每到作业抽检的时候,任洁便组织四五个家长一起,把所有作业抱回家逐本检查。要看孩子们有没有写错的地方,还要检查有没有没打勾的空,补上“小对勾”。
家长们只能抽出中午休息时间,检查一次作业,要三四天才能查完。“这要是让老师自己检查,不知道有多费事。我们家长能帮的就帮一些,也是希望老师能把时间花在教育孩子上。”任洁说。
理解老师的家长并非多数,也有不少家长认为,老师没有把心思放在教学上,反而做了许多形式主义工作。“学校经常要求家长注册平台、填问卷,班里一些家长就不配合,给这些家长做工作也是个麻烦,有时候家委会也协调不了。”任洁有些心疼老师,她们夹在家长学校间两头受气,很不容易。
05
现状
怀着“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理想进入教师行业,嘉嘉的热情被蹉磨得所剩无几。“我很想好好上课,可是我没有时间,总是有比备课上课更紧迫的事。”工作的第一年,嘉嘉经常哭着入睡。“有段时间每天都哭,不知道怎么办,觉得自己做得不好,可是第二天还是要上班,只能用哭来发泄一下。”时间久了,她的解决办法是“应付”,“行政工作只有效率的高低,没有质量的区分。”
而让她难过的是,由于时间有限,一些教学工作也不得不以“应付”了事。“作业没办法精心批改,没有精力给每个同学的作文写深入的评语,上课也是按部就班,没有时间观察学生的反馈做出更多改进。”
嘉嘉说,“现在只能做到这样,以后效率提高了,希望能把更多时间用在教学上。”
孟萌面临的问题更严重,原本就对教育兴趣平平的她,被“大量无意义的工作消耗着,身心俱疲。”“刚工作的时候每天失眠,睡着后半夜又醒来,压力大、疲劳,觉得自己做了错误的人生选择,不知道还能不能改变。”为了排解情绪,她从食物中寻找安慰,出现暴饮暴食倾向,今年4月,她被检查出现糖尿病II型早期症状。她觉得,生病是身体在自我保护,提醒她要做出改变。
“已经决定辞职了。”孟萌说,因为是免费师范生,辞职需要赔违约金,“打算再攒攒钱,现在在努力控制饮食,通过运动来调整自己的状态。”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孟萌、嘉嘉、肖雪等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