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价婚姻：为什么中国乡村娶妻成本越来越高？

　　三

　　阎云翔曾提出兄弟之间因为竞争通过婚姻索要高额彩礼来实现家庭财产的提前转移，最后的分家就只是一个形式了。但我一直困惑的是，为什么在我的家乡即使一个儿子也同样索要高额的彩礼，这仅仅用社会性面子是不足以解释的。

　　特别是现在女儿相亲提出来了更进一步的要求，两个儿子的都不愿意给相亲见面的机会了，彩礼不断水涨船高。

　　随着市场的自由开放和农民对市场参与的深入，全国性劳动力市场和全国性的婚姻市场逐渐形成，同时全国性的阶层分化也已经出现。面对着阶层分化和社会地位竞争的压力和焦虑，对于女性而言，婚姻的性质发生变化，婚姻由目的变成了现在的手段，即实现阶层竞争和向上社会流动的手段。所以现在即使是独子，女性也要索要楼房和高额彩礼，不再是兄弟之间竞争家产，而是不能输在起跑线上。有一个人要了20万的彩礼，大都会效仿和跟进，因为索要的高额彩礼并不是给女方父母，而是属于女方小家庭，第一桶金就可以存到银行。同龄人都要那么多，你若不要，在社会竞争的比赛中你就要落后，一步跟不上，可能步步跟不上。彩礼的不断跟进，至少能保证年轻人能在同一起跑线上。

　　全国性婚姻市场的形成和性别比的结构性失衡，中西部农村的女性资源在流出，就会进一步抬高婚姻的成本。娶外地媳妇很容易跑婚或离婚，娶个媳妇的成本太高，媳妇一旦跑了，父母很难给儿子再婚，那么家庭也就很难再翻身，所以就加剧了对婚姻市场中本地女性的竞争，女性在婚姻市场的要价也越来越高。现在的农村经历了几千年历史从未有的丰裕，但同时中西部农村也构成了中国庞大的底层社会。在阶层分化与竞争日益激烈的形势下，中西部农村的农民在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三重有限的限制下，农民对市场参与带来的阶层分化竞争的压力，唯有通过婚姻向家庭内用力来实现压力的转移。高额的彩礼、家庭组织和家庭伦理的变革，正是农民对市场参与带来的阶层分化和竞争焦虑的不自觉适应，也是底层社会的竞争策略。生活在村庄中的农民，头脑中没有阶层的意识，更不知道阶层的概念，但是他们在熟人社会面对面互动中却感受到的是深刻的竞争压力。

　　村里的梁子和燕子是亲兄弟，梁子是老大，家庭经济条件较好，不仅在亳州市买了房，2015年又在家建了楼房。而燕子在北京打工，家庭经济条件稍差，又有两个儿子，家里现在只有存款30多万，还没能在城里买房。今年春节他不想回家过年，觉得自己穷，没本事在城里买房，会被人看不起。在她媳妇的再三劝说下，才回家过年。一向开朗幽默的燕子，往年见到我总是“大学生”“大学生”的喊，今年再见到他却总是郁郁寡欢，心理憋着一股气。村庄中最亲密的兄弟之间，充满了厚重的情感和责任连带，但市场参与日深的今天也同时被阶层分化的激烈竞争压力所撕裂。就像燕子一样没能像哥哥那样在城里买房，心理的沉重压抑使得他逃离春节，因为春节是乡村熟人社会和亲朋好友的大聚会，也是各种仪式性消费和日常性消费的集中展演。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但生活的也越来越艰难，尤其是村庄中处于中下层家庭的压力是巨大的，心是被撕裂的，社会关系是脆弱而敏感的。

　　四

　　理解了当下中国的社会结构和形势，我们就无法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单向度地去批判乡村的衰败，抑或道德的沦丧、孝道的衰落以及婚姻家庭的伦理性危机。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潮流下，乡村的空心化和“衰败”是必然的，我们不能指望乡村建设的比城市还美，也是没有必要的，农民在不自觉地实现着接力式进城。因为所拥有的稀薄资本，农民拥有的优势在于土地和劳动力。在全国性自由劳动力市场形成后，除了少数拥有特殊资源禀赋的农民在市场分工中占据优势，大部分农民经济收入的分化主要依赖的是家庭劳动力的多寡和有效配置。

　　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女孩择偶标准的新风向是独子和父母年轻健全，这样儿子成婚后就能组建新三代家庭组织，父母不仅可以外出务工挣钱，还可以在家种田带孩子。通过家庭组织内部的深度动员来实现劳动力的优化配置，从而有务农的收入和多个劳动力务工的收入，就能实现家庭收入的最大化，同时再通过省吃俭用就能实现家庭积累的最大化，正如父母所言一切还不都是为了儿孙们。

　　所以你在村中生活能明显感觉到大家竞争的压力，内心似乎很苦，父母很傻，但是你也感受到社会的活力和社会流动的希望，正是因为有社会流动的希望，父母才要牟足了劲，燃烧自己，点亮后代。全世界似乎只有中国才存在隔代抚养，也只有中国的父母会帮子女孩子。

　　通过对比道理就会很明显，我们村里的燕子家庭存款有30多万了，放在秭归的村落简直就可以说是首富了，但是他觉得自己还买不起城里的房子，和哥哥比自己很穷，连春节都不想回，你能感受到内心积累的巨大能量，心理能量就会在接下来的勤劳持家中释放。相比秭归地区农村熟人社会内部有强有力的去分化机制，市场参与带来的阶层分化并没有转化为村民之间的社会竞争，村庄社会依然保持着传统的自然经济和社会生态。父母并没有像我的家乡那那样为儿子操心，结婚成家主要是儿子自己的事情，孙代的抚养也是儿子的事情，也就是说子代家庭的再生产唯有靠子代自身。

　　因而，和全国大部分农村形成的“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计模式”不同，当地普遍形成的是以夫妻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计模式，即妻子在家种田带孩子，丈夫外出务工。那么相较于代际分工下的新三代家庭组织，秭归的核心家庭组织的社会竞争力是很不足的。

　　在全国性劳动力市场和全国性婚姻市场形成后，秭归和我的家乡属于两种家庭再生产的模式，秭归可以称得上是一种个体模式，不管是婚姻的缔结还是婚姻的维系，都依赖子代个体自身的努力。而我的家乡可以称为是一种家庭模式，不管是婚姻的缔结还是婚姻的维系，都依赖代际之间的通力合作来完成。显然新三代家庭模式的效率和社会竞争力要比个体模式高，正是通过代际资源的向下传递来实现的。在传统相对封闭的地方通婚圈内，个体模式也能实现家庭的再生产，但是全国性婚姻市场的形成和阶层分化竞争的时代，个体模式下的家庭再生产竞争不过家庭模式，就面临着家庭再生产的困境，突出的表现就是秭归农村家庭残缺者的高比例，即婚姻缔结困难的光棍数量很多、结了婚后媳妇离婚或跑婚的很多。

　　五

　　当下的乡村社会正在经历千年未有之变局并不是虚话，对乡村巨变的观察不能仅仅停留在文人式的哀怨，更需要理性客观的剖析，提出建设性的意见，才是对9亿农民最深沉的爱。处于底层社会的农民因为拥有的资本稀薄，面对着汹涌的消费产生的阶层分化，他们正在通过家庭组织形态和家庭伦理的变革来适应，在看似衰败的乡村社会中潜藏着社会流动的活力和希望。同时，他们的内心确实感觉到很苦很累，财富增长的速度越来越赶不上消费的提升，“现在花钱太厉害”成为心理的紧箍咒。国家政策的导向不应再是刺激消费，拉动内需，而是引导农民将财富的积累转化为家庭的发展能力，投资于教育和人力资本的提升，才是新科技时代实现社会流动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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