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上深一线城市人口负增长，二线城市人口增速普遍下降

      一线城市人口集体负增长，释放了哪些信号

　　近日，四大一线城市人口负增长的消息，引发热议。其中，深圳是建市以来首度出现负增长。根据最新公布的统计公报，2022年深圳全市常住人口为1766.18万人，较2021年末的1768.16万人，减少了1.98万人。

　　此前，北京、上海已公布了各自的人口数据，两地常住人口数量较上一年同期分别减少了4.3万和13.54万。5月12日，《2022年广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发布，2022年末广州常住人口1873.41万人，比2021年末的1881.06万人，少了7.65万人。

　　随着北上广深常住人口齐齐步入负增长时代，标志着一线城市的人口增长已经来到了一个临界点，人口发展模式也必然面临改变，新一轮的城际人口洗牌开始了。

　　一线城市独领风骚20年

　　一线城市的概念，据说最早是由房地产商提出的。1998年，中国实施住房制度改革，开启了住宅商品化的大幕。与之伴随的，是以每年一个点的速度迅猛推进的城市化浪潮。而作为站在城市链顶端的一线城市，自然成为人口涌入的首选目的地。

　　不过，仔细观察这20多年北上广深的人口增长曲线，还可以进一步细分为两个阶段：其中2000-2010这十年，是属于京沪的黄金时代。随着2001年北京申奥、2002年上海申博成功，作为两项国际赛事举办地的京沪，掀起了大规模的城建高潮。城区面积、城市范围急剧扩张，吸引来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

　　2000年时，北京、上海的常住人口数量分别为1363.6万和1608.6万，到2010年时已经飙升至1961.9万和2302.7万。十年间增长了六七百万人，相当于每年增长一个中型城市的人口。

　　但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特别是2014年以后，为了应对日益严峻的大城市病，京沪先后出台政策，疏解城市功能、严控城市人口，人口增长由此开始放缓。比如上海，常住人口在2013年超过2400万人以后，几乎就不再怎么增长了。而北京更是从2017年开始，常住人口出现持续的负增长，过去6年累计减少了11.1万人。

　　与此同时，同为一线城市的广州和深圳却继续敞开大门，欢迎四方来人，于是顺利地从京沪手中接棒，开始领跑人口增长。2000-2010年时，广深的人口增量才两三百万，不到京沪的一半，但到了2010-2020年，却猛然提升至六七百万，跟京沪上一个阶段的增量相当。

　　但这种迅猛增长的势头，从前年开始戛然而止。2021年，广州的人口增量从上一年的43万锐减至7万，而深圳更是从2020年的53万暴跌至不足5万，去年直接录得负值。

　　这种情况的出现，有生育率下滑的因素，也跟深圳调整落户政策，提高落户门槛有关。此外，还受到一些外部因素影响，如疫情导致企业用工需求下降，大批外来务工人员离深返乡。毕竟，在老家的租房成本、饮食开销都要更低，疫情的影响也更小。

　　类似场景在2019年的武汉也曾上演，但次年武汉人口就强劲反弹。所以不少人坚信，深圳的人口下降是暂时的、阶段性的，今年一定会由负转正。而今年年初，深圳地铁客流再创新高就是一个明证。但不可否认，包括广深在内的一线城市，已经不再是流动人口的首选目的地这点，也是事实。

　　人口的“强省会时代”到来

　　2017年，武汉一声炮响，点燃了延续至今的“抢人大战”的导火索。此后各线城市纷纷加入“战局”，就连北京上海也不同程度地调低了落户门槛。但总的来看，“抢人大战”的最大赢家，还得数各地的强省会。

　　比如2017年“抢人大战”元年，西安常住人口就暴增了104万人；2021年，从疫情中逐渐走出来的武汉，全市人口则大涨了120万人；至于杭州，从2019年常住人口净增55.4万人超过广深起，人口增量已连续多年跑在全国前列；而成都的常住人口总量更是已经逼近北京，很多人预测，五到十年内“人口第四城”或将易主。

　　和当初广深接棒京沪是因为后者严格人口调控，而前者敞开大门不同，强省会接棒一线，主要还是源于人们对房价等生活成本的考虑。比如2022年人口增长第一名的城市，就是被称为“炒房客墓地”的长沙。

　　诚然，像长沙合肥甚至杭州成都等城市，就工作机会、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来说，跟一线城市还是有一定差距的。但人们选择城市，并不只关心奋斗所得，也要考虑付出的成本，往往是两者权衡的结果。

　　目前，一线城市的房价明显高于二线省会。其中最“便宜”的广州，4月份均价也要45000元每平米，而北上深则都超过了6万每平米。以至于就连华为这样的顶级大厂，总部都从深圳迁去了东莞。

　　但另一方面，一线城市的平均薪酬却并没有比二线省会高太多。根据智联招聘公布的一季度最新数据，一线城市中收入最高的上海（13433元），平均薪资只比位于华中的武汉（9998元）、西部的成都（9694元）高出不到40%。然后再对比平均房价，很多人结合自身的情况，就会做出回归二线省会的选择。

　　再加上最近这些年，随着产业的转移，鄂川皖湘桂等传统民工输出大省，人口回流趋势明显。而这部分回流人口，主要都去了当地的省会，从而带动了像长沙合肥武汉成都等城市人口的迅速增长。

　　可以说，属于强省会的“人口时代”，已经悄然到来了。

　　城市发展动力从人口数量转向人口质量

　　虽然人口涌入的具体城市有所变化，但人口向大城市集中的整体趋势，并没有改变。

　　当然，随着我国总人口步入负增长时代，大城市的人口增速也在放缓。即便是长沙杭州等人口增长靠前的城市，去年的增量也才十七八万，远低于北上广深高峰期的年均六七十万。

　　事实上，增长乏力的不只是头部城市，就连中国经济最发达的长三角、珠三角，也开始面临类似的问题。比如全国人口第一大省广东，曾是无数外出打工人的首选目的地，一句“东南西北中，发财到广东”，道出了其巨大的人口吸引力。2010-2020年，广东常住人口增长了2170.93万，是第二名浙江的一倍还多。

　　但到了去年，珠三角九市中，除了珠海，其余8城人口均出现负增长。其中被誉为“世界工厂”的东莞，人口更是减少了近10万人。受此影响，广东全省的常住人口也出现多年来的首次下降。

　　长三角的情况虽然比珠三角好一些，但整体的人口增速也在放缓。除了杭州和合肥，其他城市去年的人口增量均低于10万，扣除本地自然增长部分，新增外来人口也已所剩无几。

　　而与此同时，长三角、珠三角外地人口本地化的趋势却正在加强。以深圳为例，虽然常住人口在减少，但户籍人口却从2021年的556.39万增长到去年的583.47万，足足多了27万。常住人口中户籍人口的比例明显提升。

　　这一方面说明，外地人口落户大城市的愿景依旧强烈；另一方面也提醒城市的管理者，推进常住人口平权化、市民化的重要性。

　　因为随着人口总量的下降，“抢人大战”的高潮正在过去，而推动城市发展的动力也已从人口数量转向人口质量，这也是为啥最近召开的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出，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

　　人口红利终将过去，接下来要拼的是人才红利、人文红利。

　　《北上广深人口负增长，中国经济大变局来了》

　　建市以来，深圳的常住人口，竟然首次出现了下滑。

　　最新的统计公报显示，2022年深圳全市常住人口为1766.18万人，而2021年年末，深圳全市常住人口为1768.16万人，一年时间减少了1.98万人。

　　出现负增长的大城市，远不止深圳。四大一线城市中，北京2022年减少4.3万人，上海减少13.54万人，三大一线城市累计减少近20万人。剩下的广州，还没有公布数据，2021年增加只有7万人，2022年也大概率和深圳一样负增长。

　　四大一线城市，过去一直是人口流入的高地，是各种“X漂”打拼的梦想之地。如今，离开北上广深，正在成为一种事实。

　　一

　　深圳的人口增长情况，是全国人口流动趋势的一个重要风向标。

　　自设市以来，深圳经济一路突飞猛进，这座以开放包容著称的年轻城市，吸纳了大量年轻人涌入，成为人口增长最迅猛的城市，没有之一。

　　六普到七普之间，深圳常住人口增长超过700万人，增量位列全国第一，平均下来一年新增70万人。

　　作为人口流入第一城，深圳现在也涨不动了。2021年深圳增加了4.78万人；2022年减少1.98万人。而且据统计，深圳的幼儿园招生人数和在校人数，都少见地出现了负增长。

　　生育率的下滑，当然不是核心因素。还有一种解释称，深圳调整落户政策，提高了落户门槛，这对人口流入当然有一定影响，但同样不是主要原因。

　　我们看深圳的户籍人口，从2021年的556.39万人，增加到了583.47万人，增量达到了27万人左右，并不算低。常住人口中，户籍人口占比提升，非户籍常住人口占比减少，说明很多没有深圳户口的外来人员，在过去这一年离开了深圳。

　　这种断崖式的减少，主要可能还是因为疫情。

　　深圳常住人口1700多万，有户口的只有三分之一，外来务工人员众多。在疫情期间，深圳输入风险大，执行着几乎最严的核酸检测等防疫政策，在2022年3月还曾“暂停”一周，对经济运行多少会造成影响。

　　疫情之下，企业用工需求下降，很多外来务工人员，只能被迫回到老家了，毕竟老家的租房成本、饮食开销都要更低，疫情隔离的影响也更小。

　　所以，人口增量暴跌，有很强的阶段性原因。事实上今年上半年，估计在深圳的，都能感觉到人明显又多了起来。像今年年初，深圳的地铁客流就再次刷新了历史新高。

　　二

　　不少因疫情离开深圳的人，正在回到深圳。在我个人看来，2023年深圳的常住人口，大概率会重新回到正增长的区间。

　　不过，在全国人口总量减少的背景下，当深圳历史首次出现人口负增长时，我们可能也得做好准备——大城市人口爆发式增长的时代，将就此成为历史了。

　　这种增长放缓的趋势，在其他城市已经得到印证。

　　比如珠三角九市，除了没公布的广州，有7个城市负增长，其中佛山和东莞合计减少近16万人，而过去它们一直是著名的世界工厂，是外来人口的聚集地。受此影响，广东的常住人口多年来也是首次下降。

　　长三角的情况基本一样。别看杭州和合肥2022年的人口增量，依然维持在15万人以上。但其一，相较于前两年这已经是断崖式下跌了，像杭州2019年的人口增长达到55万人。

　　其二，上海是下降，而宁波、南京、苏州等城市，都只有几万人的增长，扣除自然增长，新增流入人口基本所剩无几。

　　我们把视角转到一线城市。

　　过去我们常说，离开北上广深，但其实数据层面并不支持这样的结论。六普到七普间，哪怕是落户更严的北京和上海，新增人口都在180万人以上。这说明有人离开的背后，是更多的年轻人流入了。

　　而现在情况彻底发生改变了。一线城市中，北上深合计减少20万人，这是历史上从没有出现的情况，说明一线城市的吸引力，的确在逐渐下降。

　　与此同时，倒是内陆的一些省会城市接棒，替代深圳等城市，成为了人口增长的大户。近两年它们的人口增速也在放缓，但总体而言在全国排名上升。

　　除了疫情因素外，原因是多方面的。

　　比如产业转移，数据统计，2017年深圳市迁出制造业企业463家，2021年增长到4344家；再比如，内陆地区普遍开启强省会模式，承接沿海产业转移。省会发展起来后，为所在省的外出人员提供了一个就近就业的机会。

　　流动人口去沿海大城市打拼，说到底是图个高薪工作，高房价、高房租，高生活成本，达到一定的临界值，都会形成挤出效应。

　　近段时间，有两个新闻值得留意。一是，广州等一些地区的美团站点，出现了外卖员招满的情况；二是，济南、三亚等地发布预警，称网约车的运力出现了饱和。

　　老一代的务工人员，去大城市流水线；新生代民工，扎堆送外卖、送快递，开网约车。当这类灵活就业机会出现饱和，在高房价、高房租，高生活成本之下，一线城市的性价比，一定是会出现下降的，哪怕它再有活力，竞争机制再公平。

　　像我这样在深圳已经“安营扎寨”的人，这两年都时不时冒出一种想法，逃离深圳，去一个竞争压力更小的二线城市。说白了，现在的一线城市，是真的太卷了。

　　三

　　北上深等一线城市集体负增长，二线城市人口增速普遍下降，其实打破了一种预期，一种认为大城市会无限度、爆发式持续增长的预期。

　　事实当然并非如此。一方面，2022年全国人口首次负增长，新增人口减少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轰轰烈烈的城市化进程，正在进入尾声，已经没有太多富余的农村人口向城市，尤其是大城市转移了。

　　以前的大城市，尤其是广州、深圳这种没有城市功能疏解压力的一线城市，是存量人口、增量人口一起抢，现在全变成了存量人口的竞争，当然很难再一年“收割”六七十万了。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很多城市的规划思路，必须作出转变。

　　过去我们谈城市人口流动和转移，往往是担心小城市。它们产业空心化，人口外流，面临着城市收缩甚至消失的困境。但现在，这种压力大城市可能也存在。

　　前些年，人口大增长年代，一些城市在地方国土空间规划中，野心勃勃地设置了一个人口余额充足的增长目标。像杭州、武汉、苏州等城市，远期目标在1500万人以上，距离现在还有两三百万人的缺口。

　　未来这些大城市的人口，可能还会继续增长，但就像深圳所显示的，增速放缓的趋势，可能会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快。以前觉得很保守，现在看，反而有一些激进了。

　　那么，按照可能无法实现的目标人口规模，来配置基础设施，类似的摊大饼式发展模式就会出现问题。大投入造城背后，往往会出现资源的浪费。

　　此前，各大城市纷纷抢着修地铁，现在地铁审批在逐渐收紧，就连一线城市深圳，报批的地铁线路最近也被大幅删减。这是城市大扩张结束的一种标志。

　　你们还可以看下各地的新区，有多少变成了鬼城？别说二三线城市了，一线城市的新区要发展起来都不容易。

　　以广州南沙新区为例，2015年的目标，是在2025年实现230~270万人。然而2021版本的规划，直接对半缩减，将目标调整为120万人左右。

　　其实哪怕是世界城市东京，同样在近些年出现了人口减少的现象。在没有那么多新增人口流入的前提下，大城市同样得做好减量发展的准备了。

　　早年间，城市化突飞猛进，大城市的人口大量流入，而城市规划保守，出现各种交通、治安管理难题；现在人口增长滑坡，城市规划也应该告别激进的摊大饼思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