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丹东振兴区：警察剝夺民众就医权，“女儿带父就医双双被拘”激起民意沸腾

 　　警察剝夺民众就医权，“女儿带父就医双双被拘”激起民意沸腾。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三年来，为了防疫，人民让渡了很多本来天经地义的自身权利——持核酸阴性证明方可乘坐公共交通和进入公共场所；配合疾控要求接受流调、足不出户或集体转运；健康宝被弹窗时按要求做核酸，哪怕只是被大数据误扫，根本就没去过风险场所。但是，当看病就医的基本权利被粗暴剝夺时，就触及了人心的底线，也击溃了人民最起码的安全感。

　　丹东出具的警情通报，只提父女不配合警察要求和袭警，只字不提前因后果来龙去脉，不提阻拦父女不准就医不准回家，完全回避冲突焦点，是典型的強词夺理一面之词。根据视频内容，丹东这对父女，按要求向社区申报并得到许可，社区通行证上清晰印着“持有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报告，请沿路卡口给与放行”，此种情况下为何不予放行？警察有权否定社区的证明吗？如果可以，多头管理是否给民众带来不便？另外，国家卫健委有明确的指导规范，要求各地设立“黄码医院”，对封控区或隔离点的患者如何就医也有非常细致的规定，按理说，黄码甚至红码人员，就医渠道都应该是通畅的，不应当发生这样的警民冲突。可是丹东振兴区的几名警察，就可以明目张胆破坏国家防疫规范，不问青红皂白拒绝社区证明，这几个警察执的什么法？谁给他们抛弃国家防疫规范、自作主张刁难人民的权力？问题出在哪里？是否有其他隐情？丹东有必要提供更多信息，以客观完整的事实回应舆论质疑。

　　更进一步，国家卫健委不止一次强调，任何理由都不能阻碍求医看病，任何医疗部门都不得借疫情防控要求拒收病人。但为什么求医受阻的事情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有的出不了社区，有的卡在了路上，有的到了医院进不去。老百姓需要一种“确定性”——即便所在社区被封控了，即便所在城市静默了，就医权依然可以得到制度保障，而不是依赖社区、门卫、警察、官员、医院通一点人情。

　　人们担忧权力边界模糊导致的权力无限扩张，官方权力无边界，人民权利没空间。对于私权利来说，“法无禁止即可为”，对于公权力来说，则是“法无授权不可为”。但在疫情之下，这样的边界变得有些模糊了，一些地方政府在防疫政策上随意层层加码，政策越加码，人民让渡的法定权利就越多。实际上，任何地方在推行防疫政策时，都应当保持克制，把对私权利的束缚降至最低，避免公权力无限制膨胀。丹东振兴区在省级的“辽事通健康码”之外，又单独推出了区级健康码“振兴码”，居民如果不绑定此码，出行极为不便。这就是给老百姓平添麻烦的层层加码。前不久发生的郑州给全国各地河南村镇银行储户赋红码事件，涉及歪曲滥用假冒防疫政策，隨意剥夺1317位目标人群人身自由，是一种更为恶劣的滥用权力违法犯罪。

　　只有当地方官员、基层干部、执法人员理解了老百姓只是暂时让渡一些自己的法定权利，他们在推行政策或者处理纷争时才会多一份谦逊，多一份尊重，也多一点人情和温暖。互动方式不同会带来结果不同。一个执法者，当遇到黄码父女就医这样的情景，是假借政策强横阻拦，还是诚意沟通，尽力在政策范围内帮助他们达成就医目的？公安部今年4月30日曾发文要求，要坚持宽严相济，持续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其明确指出，要准确把握疫情防控期间的社会心态和群众情绪，强化现场理性文明执法，规范执法语言和执法行为，防止因执法不当引发新的矛盾。

　　丹东这座边境城市，已经因疫情封控了两个月。长时间的封控给老百姓生活带来困顿，给人们心理带来压力，设身处地，可以想见。这也是为何丹东父女的遭遇让全国民众共情激愤。同样经历了两个月封控的上海，也曾经出现过就医难引发的矛盾，甚至还发生了护士周燕妮之死的悲剧。后来，上海规定凭社区发放的通行证就医，交警或其他任何人都无权阻拦。如何对最基本的就医权亮绿灯，如何平衡防疫与民生，如何限定并守住权力的边界，依然是人民和政府要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