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非洲猪瘟，抢救本土地方猪，防范灭种风险

　　我国生猪品种，国外进口占90％、本土猪占10％

　　抢救本土“地方猪”

　　“现在的原种猪很多是靠进口。这种格局必须改变，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种猪。”在2021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再次呼吁“猪芯片”问题。他列举了“猪芯片”的九大问题，包括育种体系不完善、投入严重不足、地方猪资源开发利用不足等等。

　　正如芯片对手机的重要性一样，“猪芯片”就是当前猪产业亟待解决的问题。刘永好指出，种猪长期依靠进口，直接影响了我国在非洲猪瘟冲击后产能恢复的质量、速度和效益，也极大地制约了我国猪产业的发展。

　　种猪的脆弱性，对一些地方猪来说更为严峻。自非洲猪瘟来袭后，曲宏宇的保种场就“穿”上了层层盔甲。与全国几十个地方猪种的保种场一样，他的威海市烟台黑猪保种场也进入“战时”模式。保种场建了一圈一米五高的围墙，将场区与村庄、道路隔离开，场内的办公区、生活区与养殖区也同样用围墙隔开。曲宏宇与工作人员吃喝拉撒全在保种场里，很少出去。每天从生活区进入养殖区都要进行全身消杀、换上防护服，出来也是同样的步骤。外面的人如果想进保种场，多数只能在隔离之后进入办公区，养殖区成为禁地。

　　面对发病率、死亡率最高可达100％的非洲猪瘟，保种场比普通生猪场的危险要高得多。曲宏宇说，“一旦出现非洲猪瘟，从个人角度说，几年的投入都白费了；从地方猪种角度说，这个种就没了。”

（陕西商洛市洛南县保安镇，散养在秦岭深处的黑土猪。图/新华）

 

                    

　　急速下降的地方猪群体

　　曲宏宇的养猪生涯，在经历了一次灭顶之灾后，做出了路线转换。

　　他最初养的是外来“洋猪”，1995年，一场猪瘟袭来，一百多头外来猪全军覆没，只剩6头亲戚送的本地猪孤零零地活着。村里的长辈告诉他，活下来的是烟台黑猪，抗病性比外来猪好。

　　为防止再一次的全军覆没，曲宏宇开始养起了烟台黑猪。这是“逆潮流”的行为，村里人都在养外来猪，只有他养本地猪，在追求“量”的年代，注定赚不了什么钱。好的年景，能维持家里和猪场的开销，坏的时候，曲宏宇连饲料都买不起。撑不下去的时候，他曾想着连猪带场五万元卖出去，但哪怕是这个价，当时也没人愿意出。

　　地方猪生存之难是在短短三十年内形成的。在湖南长沙的宁乡市有句古语，“宁乡人会读书，宁乡人会养猪”，宁乡人家素有养母猪、卖仔猪的传统。该市畜牧水产事务中心副主任张英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上世纪80年代，宁乡几乎家家户户都养猪，也就是当地的宁乡花猪，许多人家也靠卖仔猪赚钱。而到90年代中期，随着国外的外来猪进入，宁乡花猪逐渐失去了市场份额。

　　这是市场行为，也是政策驱动。上世纪70年代末，我国包括猪牛羊禽等在内的每年人均肉类消费量，农民为6公斤，城镇居民为18公斤，猪肉消费在其中占80％以上。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养猪学分会理事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王立贤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随着改革开放推进，人民生活水平提升，我国的养猪市场主要开始解决量的问题，且大力推广瘦肉型猪。

　　因此，瘦肉率高、出栏快的外来猪，尤其是人们后来所熟知的原产丹麦的长白猪、原产英国的大白猪、原产美国的杜洛克猪在国内逐渐推广开。数据对比非常明显，外来猪五六个月可以出栏，地方猪则要一年；外来猪的瘦肉率有63％~65％，地方猪则往往只有40％。对养殖户来说，投入同样的成本，养外来猪更快、卖价更高。

　　外来猪逐渐占据了中国市场，并形成市场占有率高达90％甚至95％的局面。中国的每年人均猪肉消费量也从上世纪70年代起逐年攀升，在2014年达最高峰41.81公斤。学界从上世纪末开始不断呼吁，应保护我国的地方猪品种。

　　常常找父母借钱来维持猪场运转的曲宏宇，很想知道烟台黑猪到底值不值得自己养下去。2008年，山东省畜牧业博览会在济南召开，他驱车500公里，用后备箱拉来3头特征明显的烟台黑猪参会。省畜牧兽医总站、青岛农业大学的专家们都大吃一惊，他们已经许多年没有见到血统纯正的烟台黑猪了。曲宏宇后来听说，专家们曾辗转多地寻找烟台黑猪，都无功而返，以为烟台黑猪已经灭绝。一名专家连连嘱咐他，一定要把烟台黑猪保护下去。

　　当时，我国的地方猪品种局面十分惨淡。“十二五”规划曾公布一组数字，我国88个地方猪品种，85％左右的群体数量呈下降趋势，31个猪品种处于濒危状态和濒临灭绝。过去家家户户都养猪的宁乡，本来有几十个公猪家系，但在那时仅剩下7个家系。畜牧专家循着过去仔猪外销的路径，在外市找到了3个家系，将宁乡花猪的群体恢复起来。

　　2010年前后，四川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的团队曾到四川巴中市通江县的青峪乡，挨家挨户寻找当地猪种青峪猪。四川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党委副书记朱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最终结果既让人失望，又让人庆幸。纯种青峪猪少得可怜，团队只找到了1只公猪，4只母猪，多数都已与外来猪杂交。后来，他们用了几年的时间，每年往更深的山里找寻，才陆陆续续又找回了一些青峪猪。

　　

（2016年5月6日，广东湛江壹号土猪养殖基地内，工作人员正在制作种猪精液培养液，用以检测精子活力。图/中新）

                

　　地方猪遗传资源保种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建立的。自2008年起，农业农村部先后公布了七批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基因库、保护区和保种场。截至2019年6月，共有83个地方猪种被列入国家畜禽遗传资源目录，已建成国家级地方猪遗传资源保种场55个、保护区7个、国家家畜基因库1个，各地也建设省级地方猪保种场（区、库）80余个。

　　然而，扭转地方猪的惨淡局面并不容易。从“十二五”规划到“十三五”规划期间，更多的猪品种——37个猪品种处于濒危、濒临灭绝或灭绝状态，其中横泾猪、虹桥猪等8个品种已经灭绝。

　　另一组数据或许更加直观。四川省是生猪大省，2020年生猪出栏量达5614.4万头，位居全国第一。同时，四川也是我国的畜禽资源大省，目前共有6个地方猪品种资源。四川省农业农村厅种业发展处处长杨春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从1995年到2019年，四川省地方猪数量从221.93万头减少至85.91万头。其中，农区的地方猪种在1995年、2005年以及2019年的数量分别是188.61万头、61.99万头、8.46万头。

　　杨春国说，两三年前，在省内针对保种场的一次座谈会上，负责人们纷纷表示，保种工作效益很低，保种场只能勉强维持。这也是国内不少保种场的现状，养地方猪并不赚钱，甚至养得越多、亏得越多。有一些保种场甚至只能将保种群体维持在政策允许的最低数，也就是100多头。如何让保种场长期运转下去，是地方猪必须解决的生存难题。

　　“团灭”的风险依然巨大

　　非洲猪瘟的来袭，让地方猪面临的局面更为艰难。朱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因市场选择，农民更愿意养收效高的外种猪，地方猪往往只能在保种场里见到。通常来说，一个地方猪种只有一个保种场，一旦保种场发现非瘟病例，按照相关规定，需整场清群，这意味着该地方猪种的“团灭”。即便不清群，一旦非瘟在保种场内发生传播，在目前国内一些保种场仅有百余头猪的情况下，地方猪的种群数量也会被影响。

　　当前，非洲猪瘟并没有有效的疫苗和治疗方法，对猪场来说，构建生物安全体系是唯一有效的防控手段，但中国的保种场不少都存在生物安全体系不健全的问题。朱砺介绍，保种工作讲求原产地保护，许多保种场都位置偏远，且因保种工作公益性为多，效益不佳，保种场大多规模有限，生物安全体系构建地不规范，面临非瘟的风险比规模化的养猪场更高。为此，各保种场与曲宏宇的威海市烟台黑猪保种场一样，开始构建生物安全措施。像威海市烟台黑猪保种场这样严阵以待的地方猪保种场，在中国有一百多个。

　　除此之外，农业农村部以及各省市还出台了一系列其他保护措施。2018年末，农业农村部提出了三公里的红线要求，即保种场周边三公里范围内，所有养猪场都要建立生物安全措施，消除风险隐患。更重视的，以湖南为例，用2000万元资金作为补贴，清退保种场及核心育种场周边三公里内的散户。

　　正因为“一种地方猪往往只有一个保种场”的稀缺性，各省开始不再将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建设备份场，将每种地方猪一分为二地保存，是最先出现的思路。杨春国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介绍，备份场的选址思路很朴素，最先考虑的就是防御距离，即备份场应足够偏远，人迹罕至，隔离封闭条件比较好。因备份场的建设需要一定时间，一些情况危急、仅有百余头存栏量的地方猪种使用了更原始的方式——将部分群体分散送往大山深处的多家农户，万一保种场清群，将来还能从农户手中收集回来，再次扩繁。

　　某种程度看，这不亚于一场与时间和瘟疫赛跑的抢救行动，甚至必须做好最坏的打算。万一保种场、备份场甚至农户散养的所有地方猪，活体保护全部失败，地方品种怎么恢复？农业农村部指出，应采集保存我国地方猪品种的遗传材料。

　　许多省开始布局地方猪的种质资源库，冷冻种公猪的精子、能繁母猪的卵母细胞以及胚胎。不过，朱砺指出，这三种保存方式都有其先天缺陷。精子、卵母细胞只能保留50％的遗传细胞，胚胎的获取则限于当前的技术，只能通过屠宰来进行，这无异于杀鸡取卵，对现有的地方猪种有伤害。因此，包括四川在内的一些省份在此基础上，通过体细胞采集，试验地方猪的克隆。这样，即便未来出现了活体保存团灭的最坏结果，地方猪种也有可能被恢复。

　　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养猪学分会副理事长、中国农业大学教授王楚端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作为农业农村部猪品种资源委员会专家，他尚未听说因为非瘟导致中国某种地方猪种灭绝的情况。不过，他也表示，直到现在，灭种的风险依然是巨大的，不排除未来发生的可能性。

　　在保种场内，地方猪的种群数量减少，已成为严峻的现实。根据我国对地方猪保种场的相关规定，为防止近交衰退，母猪应在100头以上，公猪12头以上，三代之内没有血缘关系的公猪家系数不少于6个。但从各保种场的实际情况来看，原本就种群规模偏小，公猪家系数不多。

　　四川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姜延志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从非瘟的影响来看，各地方猪保种场尽管在群体数量上通过扩群而得到了基本恢复，但从群体结构组成和遗传多样性的角度来说，其家系数和遗传多样性已遭受较大的冲击。可以肯定的是，未来，我国的地方猪存在着较大的近交衰退、品种退化的威胁。重建谱系图、厘清家系，是接下来亟须通过基因测序等现代生物科技手段来做的工作。

　　地方猪能占据中国人的餐桌吗？

　　曲宏宇的烟台黑猪有两种商业模式，一种卖做种猪，一种育肥之后，卖做商品猪。前者在非瘟之前，并无多少销路。养猪的人都清楚，养外来猪、卖外来猪更赚钱，因此，愿意买地方猪做种猪的人很少，多年来，曲宏宇的种猪也始终卖不出高价。

　　非瘟来袭后，这种情况才略有好转。外来猪的进口受流通限制，且许多人听说地方猪的抗疫病能力更强，因此曲宏宇的种猪销量和价格都有所增长。2020年，仅是售卖种猪，曲宏宇的流水就有几千万元，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不过，相较外来猪种在非瘟之后每头种猪上万元的定价，地方猪的种猪依然只能卖五六千元。

　　商品猪的销路也有限。近些年来，随着中高端消费群体对猪肉的需求从“量”转变为“质”，曲宏宇瞄准了这部分人群，建立自己的品牌，在本地售卖土猪肉。但因为养猪周期长、成本高，他的定价也高。以排骨为例，大概75元一斤，而外来猪排骨，北京新发地市场3月20日平均报价则在25元一斤。对于非一线城市来说，比普通猪肉贵一到两倍的定价使得消费群体有限。

　　也有的保种场选择将土猪肉跨省贩向一线城市。朱砺说，四川青峪猪的保种场在规模扩大之后，就将目光投向了广东省。一方面，广东人对吃很讲究，另一方面，消费水平更高。在非瘟之前，普遍定价在70多元的青峪猪土猪肉在广东省销量极佳，但随着非洲猪瘟来袭，我国禁止生猪跨省调运，青峪猪的销售碰到问题，同样价格在四川省内卖得并不太好。

　　姜延志指出，对地方品种而言，商业化之路可能还是要走杂交育种之路。在保留好地方品种的核心种猪群体之外，还应充分挖掘地方品种特异性性状，与引入品种杂交，新培育的品种既可以保存地方猪的肉质优良等特性，又能提高综合生产效率。

　　他以瘦肉率举例，地方猪种瘦肉率经本品种选育达到43％，已经是很高的水平，但距离洋猪65％的瘦肉率，还差得很远。而他所在的团队对成华猪和外来品种杂交选育，毛色、口感保留了地方品种的特性，瘦肉率却提高到了52％，出栏时间也加快至六七个月。新品种相较地方品种，养殖成本整体下降，市场定价也就可以更亲民。目前，新品种在成都售卖的价格是外来猪的1.5倍到2倍，去年的出货量达5万头。

　　不过，几位受访专家都指出，地方猪的保种工作，首先是为了保住基因库，将来需要用的时候，可以把它用起来。对现阶段的中国来说，地方猪最大的商业用途是优质肉市场，占市场份额5％到10％，未来或许可以提升到20％到30％，但短期内不可能占据中国人的餐桌。

　　朱砺认为，无论社会发展水平再高，任何国家都会存在一部分低收入人群，对这部分人来说，外种猪才是最高效实惠的，没有必要非要把外种猪挤下中国人的餐桌。王楚端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杜洛克、长白、大白这三个品种的猪，全世界都在使用，并没有哪个国家因为用这三个品种来生产本国猪肉感到可耻，我国可以结合本国特点，向中国市场的需求进行选育。

　　刘永好提出“猪芯片”问题的背后，是中国2020年从国外引入种猪数量创新高，达3万多头。种猪们乘坐包机飞抵中国，每只成本三四万元。其症结并不是中国市场上的种猪是本土品种还是外来品种的问题，而是种猪并未建立起完善的选育体系。

　　选育是一个需长期投入的工作。朱砺指出，猪的所有性状都有正态分布，对猪来说，这个分布在中间状态是最好的。但从人的角度来看，瘦肉率越高、猪的生长周期越短，经济效益就越好。一代代选育的过程中，猪的各项性能实际上落在了偏态分布上，一旦停止选育，性能就会发生衰退，落回中间状态。因此，只要人们还在吃猪肉，选育就一刻不能停止，时间、精力以及资金须持续不断地投入。

　　中国的外来猪选育工作，从上世纪80年代，中国大面积推广瘦肉型猪才开始。而西方发达国家则从一百年前就已开始系统的育种工作，平均水平的差距是必然存在的。

　　此外，上世纪末，随着洋猪大量进口，许多原本没有的疫病也进入中国。相较国外，中国养猪场的规模化之路走得较晚。直至2018年，年出栏500头以上的生猪规模养殖户（企业）比重才超过50％。西方发达国家年出栏量500头以上的生猪规模养殖户比重早已超过90％。王立贤指出，中国养猪场的疫病防控难度比西方大，育种工作的开展也因此更有风险。

（2020年2月21日，四川遂宁市，一家农牧公司的优质种猪繁育基地正在进行环境消毒以应对非洲猪瘟。图/中新）

               

　　实际上，近些年来，中国已有一批有实力的企业开始布局育种技术，水平也并不低于西方发达国家。朱砺说，四川的一家公司曾在2013年从加拿大引回一批种猪，经过多年高强度选育，2016年时，这批种猪各方面的性能都已超越原产地的种猪。

　　不过，中国种猪市场对育种的回报相较西方发达国家并不高，存在优质不优价的问题。几位受访对象均指出，因规模化不高，养猪散户占据了大量市场，他们对种猪的价格十分敏感，对经过选育、质量更好但价格更高的种猪并不青睐。相较而言，种猪企业更愿意走另一条轻松的路，从国外进口种猪、扩繁一两代卖出、再进口种猪，无需选育技术，来钱更快，也就形成了对进口种猪的依赖。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农业农村部部长唐仁健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指出，中国的种业问题，在“有没有、保生存”这个问题上，不像很多方面想象的有那么大的危机，但在“好不好、高质量”方面确实有差距。

　　王立贤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国和外国在种猪问题上，不是0和1的博弈关系。中国已有一定的产业基础，即使国外种猪全部断供，中国的产业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但不会造成毁灭性影响。不过，中外育种领域的差距，才是真正值得担忧和重视之处。

　　唐仁健指出，农业农村部正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打好种业翻身仗行动方案，力求用十年左右的时间，实现重大突破。刘永好也建议，希望政府尽快出台“中国种猪”重大项目研发和推广补助政策，以“企业先投入、国家补一半”的原则鼓励种业企业积极投资发展种猪研发、基础设施、人才培养、国际合作等攻关项目，在具备相关能力的情况下申报攻关育种项目，国家按照相关标准评估确认后给予补贴。

　　不过，朱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不能因为害怕“卡脖子”，主动断绝从国外引进猪种。适当的引种是好事，可以在其良好性能的基础上进行改良。因此，引种和选育应两条腿走路，加强选育工作，确保我国的技术水平不比国外低，再通过引种，提高种猪质量，形成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