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农民不看《新闻联播》

按：在中国传统年节之时，社交网络上常常出现南北食物或民俗的对比议论，春节期间更是如此。南北方生活的巨大差异也体现在伦理传统与乡村治理方面，甚至在一些情境下，这一层面的特征构成了许多南北差异的基础本身。比如“华中乡土派”青年学者团队就在社会调研中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在北方农村，绝大部分农民爱看《新闻联播》并相信新闻的真实性；而在南方，农民看新闻不是为了解“国家大事”而是“看热闹”，“既听不到农民对国家的抱怨，也感觉不到他们对国家的期待。”

为什么南方农民“不看《新闻联播》”呢？这一差异为我们揭示了社会学家对于中国南北方乡土社会的深刻观察，以及一系列有关公私观念、家国观念的延伸思考。

《为什么南方农民“不看<新闻联播>”？》

撰文 | 杨华（节选自《陌生的熟人：理解21世纪乡土中国》）

在中原农村调查时有这样一件事：访谈正起劲，一个受访人突然起身，说“《午间新闻》快开始了，我得回家看新闻去”。他如此惦记午间新闻，是因为他错过了前一天晚上的《新闻联播》。我们发现，《新闻联播》在该地的受欢迎程度仅次于《天气预报》。由于经常看《新闻联播》，这里无论妇女还是老人，都能海阔天空地谈论国家政策，还能准确地列举许多国家领导人的姓名与职务。新闻成了当地人每天生活的必需品，农民只有看了《新闻联播》，“心里才感觉踏实”。

01 北方农民信权威，南方农民“看热闹”

我们对北方农村的问卷调查显示，绝大部分农民相信新闻的真实性。当被问及为何爱看《新闻联播》时，农民的普遍回答是：“因为《新闻联播》最好，最真实，最权威。”他们甚至反问：“不是真的，能上新闻吗？如果中央新闻都是假的，那国家不全乱套了？”

我们这些来自高校的老师，调研时“深入到基层，深入到农村”，这与《新闻联播》里关心群众生活的领导干部的形象极为相似。所以每次调研进村后，农民总会急切地询问：“你们是不是国家派来的？”接着便向我们抱怨村里诸多没人管的事：村道没人管，一下雨便进不了村；涝灾没人管，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玉米地被淹；治安没人管，看着自己的羊被骑摩托车的人抱走；种大棚遭了雪灾，养猪赶上瘟疫；等等。这些事情都没有人过问，没人管。他们希望我们向国家反映，要国家来管。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我们在村庄中访谈时，老人们总是问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儿子不养爹，你们能不能向国家报告，或者向我们的县委、省委书记报告？”我们建议：“这事不用找国家，可以找村干部。”老人听后很生气：“告诉他们就像蚊子叮牛角，没用！电视上的领导天天讲‘三个代表’，送温暖。我们底下的干部却在下面瞎胡闹，不关心群众生活，啥都不代表，就代表他们自己，他们才不管‘儿不养爹的事’。”最后，老人十分无奈道：“国家的政策好，一切为农民，种地非但不要交钱，还补钱，这是从来都没有过的好事，就是下面的不管事。”

然而，我们在江西、湖南等地的农村调研时，却发现了不一样的情形：南方农民不像北方农民那样，对《新闻联播》有着强烈的喜好与期待。这些地方的农民似乎更喜欢电视剧。即使是村庄精英，也不太重视《新闻联播》，更谈不上寄托和期待。少数看《新闻联播》的农民，也只是爱看后面的国际新闻。他们看伊拉克问题、六方会谈问题，说看这些国家打来打去，很有意思，可以开阔眼界。

显然，南方农民看新闻不是为了解“国家大事”、“国家政策”或“国家领导人”，而是“看热闹”。在他们日常的谈论中，我们也很少捕捉到“国家”这个时常挂在中原农民嘴上的词，既听不到农民对国家的抱怨，也感觉不到他们对国家的期待。南方农民总是说，“中央新闻（离我们）太远了，不实用”。在他们看来，左右他们生活的不是电视上的国家，也不是遥远的国家领导人，而是其身处的村落和地方上的规范。村民可以不关心国家大事，但一定得通晓地方上的事。

02 北方农民对“公”的信仰

不同地区农民对《新闻联播》的态度，以及对国家的诉求程度不同，表明他们的国家观念存在差异。那么，为什么北方农民的国家观念如此鲜明，对国家的诉求那么强烈，而南方农民的国家观念就几近冷淡？这与村庄的性质有关系。

北方村庄地处平原，易受战乱冲击，村庄历史较短，迁栖频繁，形成多姓共居的村庄结构。多姓共居的显著特点是村庄一般以家族为认同与行动单位，家族作为“大私”负责解决家族内部的事，但家族之间缺乏一致行动的能力，因此必须诉求于家族之上的某种“公”的力量，比如临时家族代表会或村组干部。在这种农民能够真切感受到的、具体的“公”之上还有一个抽象的“公”，即农民对国家的想象。北方农村离中央政权较近，在传统上经常受到政权力量的介入，较容易接受主流的意识形态。因此，当村庄具体的“公”无法切实满足村庄的功能性和社会性需求时，人们便倾向于诉诸抽象的“公”。

因多姓共居，村庄被多个家族“大私”所分割，所以其内部一般缺乏一种能笼罩村庄、统合共同体的内在力量，村民对村庄缺乏一种“我们”感，即村庄仅仅是一个“公家”的村庄，而不是“我们”的村庄，村庄事务应该由一个具体的“公”如村组去管理，而不是“我”应该负责的。所以，我们在中原农村看到：院子之外的事便不再是“我”的事，而是公家的事，是小组长等具体“公”的事情。村庄中的红白喜事、纠纷调解、修路筑坝，甚至村庄的垃圾堆放都是这个具体的“公”的事。村民把小组长称为“当官的”，在村民眼中的，小组长就是他们的“官”，是管理村庄公共事物具体的“公”；村庄是小组长的村庄，应该由他们小组长去管。在我们调查的北方村庄的公共治理层面上，除了小组长、村委会，我们似乎很难触摸到其他承载着村庄公共事务的具体的“公”。

但是，取消农业税后，一些地方取消了小组长，村级组织也逐渐弱化和虚化，村庄中承载着公共事物的具体的“公”被抽空了。村庄没有了“当官的”，没有了“管事的”，村民猛然发现众多的事成了“没人管的事”。村民甚至在遗憾失去了具体的“公”的同时，庆幸政府实施了火葬，不然就连丧事中被指派抬棺材的人都没有了。当失去了具体的“公”的农民已不能在其所生活的村庄寻求一个可以诉求与期待的对象时，便只能转向外部遥远的国家，寻找一个抽象却公正的“青天大老爷”。在农民的日常生活、生产和交往中，一方面是《新闻联播》里处处体察民情、关心民生的国家官员形象，另一方面却是村庄公共事务“没人管”。这种强烈的对比使农民对新闻上的“国家”——抽象的“公”怀有更急切的期盼与更强烈的诉求。正因为如此，农民对我们这些“国家派来”的学者，也充满着想象与期待。

北方农民观看新闻，相信新闻，不仅是要获得一种心理的安全感，更在于寻找在村庄中所不能找到的诉求与期待对象。所以，农民才会说“要是《新闻联播》都是假的，国家不就乱套了吗”。《新闻联播》维系着农民对国家这个抽象的“公”的信仰。

03 “大私”解决南方农村公共需求

在南方农村，自然村或是村民组一般由一个宗族（或房头）构成，它不仅保留着鲜活的宗族历史，还承载着深厚的、多层的村落整体感与主体感。因此，在南方宗族性村落，相对于家庭“小私”，宗族（村组）是“大私”，在“大私”之上没有北方多姓村庄那样的具体的“公”，而是直面国家这个抽象的“公”。宗族性村落的功能性和社会性事物都由“大私”来承担和完成，无须在“大私”之上构建具体的“公”，更少诉诸抽象的“公”。

在南方宗族性村落，高大雄伟的宗祠是村落历史与宗族主体感的体现。在当地农民看来，一个没有宗祠的村落就如一个没有脸面的人，这个村落里的所有人将会在“地方上”被其他村落瞧不起，地方上的人也将不会把这个没有宗祠的村落视为村落。然而在村落内部，宗祠不仅仅是脸面，还承担着村落里众多公共事务：举办红白喜事、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及各种理事会议。围绕宗祠所延伸的村落主体便是宗族的“族长公”（族长）、各房的“长房”（房头长），还有过了六十岁的“老生”以及喝了点墨水、专门主持红白喜事的“斯文”等。这些人辈分高、有威望，是村落里的积极分子，他们积极参与村落里的各种理事会，还受邀出席村落的红白喜事与纠纷调解。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除了以宗祠为中心的村落主体外，南方村落还有以神树为象征的“社神”。但社神也只是“我们村”的神，只管本村的事，仅保佑本村的子孙，与村落外的人无涉。社神不仅仅是村民仪式性的祭祀对象，更是村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村民在日常生活中予以诉求与期待的对象。村民时常来到神树下敬奉社神，祈求在外打工的亲人能平平安安、好好挣钱，在外不遭骗、不遇抢，更不要碰到搞传销的。喜逢杀猪、买牛，生仔及过年过节，家家户户都会提着酒菜、拿着香烛，虔诚地来到神树下祭祀社神，感谢社神的保佑。一些儿子不孝顺的老人则在神树上挂上写有儿子姓名的红带，声泪俱下地向社神述说自己是如何含辛茹苦地把儿子养大，如今儿子又是如何的不孝，祈求社神能使儿子良心发现，善待老人。

相对于北方村庄只有村组一个管事主体，南方村落中有众多管事的主体。这里的村落不单是小组长的村落，更是村民自己的村落，即“我们的”村落。村落里的事也不光是小组长的，更是“我们自己的”。村落是一个由宗族、房支、家族以及所有村民构成的“私”的领域，它相对于个体家庭“小私”而言，是“大私”，村落里的各种“公共”需求都是由“大私”去解决。

南方村落中具体的“公”——村组不凸显，在台前的多是具体的“私”和抽象的“私”。农民的诉求可以通过宗祠、族长公、长房、礼生及各类理事会等诸多具体的“大私”来满足。当具体的“私”不能解决问题时，农民便向抽象的“私”——社神报告，而不是求助于抽象的“公”——国家。在农民看来，国家是一种外来的“公”，而不是“我们”的“公”。显然，对于这种外来的“公”，农民的诉求与期待远远低于对“我们”的“公”，即村落“大私”。

在南方村落，因为具体的“私”与抽象的“私”满足了大部分的社会性和功能性需求，人们对抽象的“公”的企盼就不会很强烈，“国家”形象也就不会在人们心中打上烙印。如此，我们才能理解为何南方农民很少谈论干部、抱怨当官的，认为《新闻联播》里的内容非常遥远、不实用，还不如看些“既能调节休息，又可开阔眼界”的国际新闻，进而才能理解他们所表现出的国家观念的淡薄，对国家诉求的冷漠。

04 中国农村的公私观念与国家观念

从农民的“公私”观念变化来看，北方村庄的“公”在拓展，而“私”在退缩。“私”从宗族、家族一步步退至核心家庭，核心家庭之外则属于“公”的范畴。此时，农民对“公”的诉求也随之无限地往上推，从村组这个具体的“公”直至国家这个抽象的“公”。简而言之，当“公”无限拓展，“私”急剧退缩，大部分“私”的领域都退让给“公”之后，村庄就不再是“我们”的村庄，村庄的事就不再是“我们”的事，而是“公”的事。

从公私观念的主体看，北方村庄是没有“私”、只有“公”的村庄，是需要“公”去维系、去整合的村庄。而当村庄这个具体的“公”也一步步弱化乃至退出村庄公共事务后，农民对抽象的“公”的期待便愈甚愈急切，国家观念也就愈强，越渴望国家来“管管事”。正因此，我们可以很好地理解河南、山东等地的农民，为何能受得了地方政府“灵活”的政策：种韭菜不成，种大蒜；种大蒜不成，种黄瓜；种黄瓜不成，又改种西红柿。而江西的农民听说后却表示无法理解，不能忍受。

在南方农村，村落是“我们”的村落，村落本身是个“大私”。村落的公共需求通过家族、长房、宗族等具体的“私”来获得满足。当这些具体的“私”无法满足诉求时，农民便转而求助于他们抽象的“私”（社神）。有着诸“私”的关照，村落之外抽象的“公”（国家）自然就显得不那么实用，农民有时甚至对它心存芥蒂。所以，在南方村落，无论是从《新闻联播》的偏爱度上看，还是从乡村治理上看，我们都能感受到农民的国家观念的淡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