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商丘市：鹦鹉卖家被追刑责，数十年市场中断，千家养殖户困局待解

 　　商丘鹦鹉卖家被追刑责 当地数十年市场几近中断

　　费氏牡丹鹦鹉养殖户困局待解

 

　　· “喂不起，不能卖，只能饿死。”这是河南省商丘市鹦鹉养殖户眼下面临的困境。近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接到网友反映，称河南商丘近1000家养殖户饲养的费氏牡丹鹦鹉，因无法出售造成大量死亡的情况。

　　· 据了解，费氏牡丹鹦鹉属于国家二级野生保护动物，非法收购、运输、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将面临刑罚。当地养殖户告诉记者，商丘当地养殖费氏牡丹鹦鹉已有30年时间，由于历史原因，多数养殖户存在证件不全的情况。2020年10月，部分养殖户因先前的销售行为被定性为非法出售，依法被刑事拘留，费氏牡丹鹦鹉市场交易近乎中断。

　　“我不舍得这些鸟，前段时间因为鸟粮不适合鸟吃，饿死了好多鸟，我难受了好几天。如果费氏牡丹鹦鹉不能商业利用，我们希望国家相关部门能救助这些鸟，给这么多的鸟找个家。”养殖户周女士说。

 

　　养殖户

　　鸟价从30元跌到3元

　　大量鹦鹉卖不出去

 

　　“费氏牡丹鹦鹉在我们商丘已经有30多年了，近些年一直相安无事。2020年下半年，外地公安部门多次来商丘把我们养殖户和鸟商都带走了，在这种情况下鸟价从30元一直跌到3元都没人要，大量小型观赏鹦鹉卖不出去，存于养殖户手中。”现年40岁的张先生在当地从事鹦鹉养殖已有15年时间，是商丘鹦鹉养殖户的一名代表。他告诉记者，经统计商丘市目前共有837户养殖户，现存栏育种小型观赏鹦鹉122万只，其中多数为费氏牡丹鹦鹉，出栏量占全国总出栏量的90%。

　　据张先生介绍，商丘人工养殖费氏牡丹鹦鹉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当时有人从北京引进几十对鹦鹉自己喂养，发现市场前景良好，鹦鹉繁育迅速在商丘发展起来。

　　公开资料显示，费氏牡丹鹦鹉别名费氏情侣鹦鹉、棕头牡丹鹦鹉，野生的牡丹鹦鹉生活在热带丛林中，常集大群生活，属于《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附录Ⅱ项下物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我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规定，非法猎捕、杀害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或者非法收购、运输、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不过2003年，原国家林业局发布《关于商业性经营利用驯养繁殖技术成熟的梅花鹿等五十四种陆生野生动物名单的通知》，费氏牡丹鹦鹉收录在名单中，费氏牡丹鹦鹉等小型观赏鹦鹉的驯养繁殖和入市找到了法律依据，养殖户的数量和费氏牡丹鹦鹉的繁育量飞速上升，并在当地已经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但2012年10月23日，原国家林业局发布的2012年第9号公告又对上述通知予以废止，费氏牡丹鹦鹉的出售、出输、贸易随之面临着不可预测的法律风险。

　　据媒体报道，2020年10月，江苏徐州云龙警方公布一起贩卖费氏牡丹鹦鹉案件。民警在一辆大客车上发现有人托运44只鹦鹉。通过鉴定后发现，这些鹦鹉均系费氏牡丹鹦鹉，属于国家二级野生保护动物。民警通过侦查发现，这些鹦鹉购买自河南商丘，然后再进行饲养和贩卖。10月11日，办案民警在河南商丘王某家中发现200多只鹦鹉，其中有147只是费氏牡丹鹦鹉。目前，收货人刘某以及鹦鹉卖家王某、田某等三名犯罪嫌疑人被追究刑事责任。

　　张先生告诉记者，当地有部分养殖户因先前的销售行为被定性为非法出售，依法被刑事拘留后，费氏牡丹鹦鹉市场交易近乎中断。“现在都是标准化养殖，1000对鹦鹉一个月饲料都要花费1万元。受疫情影响，一直没人收鸟。现在饲料都是靠网友的捐助。我目前有1500多对，说实话，如果到春节前还没办法，我可能要放飞，快熬不住了。”

 

　　引进人

　　30多年前从香港引进

　　均为人工繁育种鹦鹉

 

　　广东德万律师事务所刑事辩护部主任何松波两年前代理过一起费氏牡丹鹦鹉案子，当时有感于养殖户及爱好者的遭遇，于2018年写信给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呼吁国家尽快将费氏牡丹鹦鹉等陆生野生动物列入《人工繁育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名录》。

　　“2017年1月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增设了专门规定，明确对人工繁育技术成熟稳定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经科学论证纳入人工繁育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2017年7月1日原国家林业局发布了《人工繁育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名录(第一批)》将暹罗鳄、虎纹蛙等9种野生动物纳入名录。建议贵局在54种野生动物名录的基础上尽快论证后将费氏牡丹鹦鹉等陆生野生动物及时纳入‘第二批名录’管理，以保障市场需求，及对原名录人工繁育从事商业性经营利用的养殖户及爱好者提供新的法律保障，以使无辜的人免受刑事追究风险。”何松波在信中写道。

　　“目前，野生动物物种鉴定机构难以鉴定物种是人工驯养还是野外来源。因人工驯养和野外来源的费氏牡丹鹦鹉的DNA是一样的，无法从DNA去区分，要从外观特征和羽毛颜色才能区分。但现实中很多养殖户办不了费氏牡丹鹦鹉人工驯养许可证，相关部门可能将人工驯养的等同于野外来源的费氏牡丹鹦鹉追究刑事责任。”何松波告诉记者。

　　著名鸟类专家王增年从事鸟类研究五十多年。1986年，王增年作为北京爱鸟养鸟协会秘书长，从香港引进10种国外鹦鹉共计1000对，其中费氏牡丹鹦鹉100对，饲养于圆明园鸟厂。王增年告诉记者，当年引进的所有费氏牡丹鹦鹉均为人工繁育种鹦鹉。由于费氏牡丹鹦鹉十分容易繁殖，在国内人工种群已经有非常庞大的数量，加之价格亲民，全国各地大街小巷只要有卖鸟的都能见到费氏牡丹鹦鹉。“人工繁育鸟是保护野生动物的另一种途径。把人工繁育的鸟拿去放生很容易造成它们的死亡。”王增年说。

 

　　反盗猎人士

　　无法完美区分驯养动物与野生动物

 

　　另一方面，记者注意到，关于在立法上对人工驯养的动物与野生动物区别对待的建议，也有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有反盗猎志愿者撰文指出，很多人担忧，一旦从立法上区别对待人工驯养动物和野生动物，盗猎洗白将很可能变得更普遍。比如画眉鸟、百灵鸟等获得繁殖许可后，实际上出现在市场上的这些鸟类大多来自野外捕捉，不法商贩或通过许可证将非法捕捉的野生动物洗白。

　　“若真能理性、客观、科学区分人工驯养动物和野生动物，不让一人因不伤害野生种群的人工繁育活动而‘含冤入狱’，也不让一只无法野放的人工繁育动物因收容救护不当而惨死，同时又能避免盗猎洗白，岂不美哉？但，我们真能完美区分驯养动物和野生动物吗？”该反盗猎志愿者表示。

　　近年来，因售卖鹦鹉而触犯刑法的案件并不少见，尤其以“深圳鹦鹉案”最广为人知。2016年5月，王鹏因售卖6只家养鹦鹉(其中2只为小太阳鹦鹉，属濒危野生动物)被刑事拘留。2017年4月，王鹏因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2018年3月，王鹏二审判处有期徒刑二年。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了二审判决。

　　2019年江西邱国荣鹦鹉案中，涉案鹦鹉也是费氏牡丹鹦鹉，最终邱国荣被判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2年。该案代理律师认为，与深圳鹦鹉案相比，虽均为人工繁育，但费氏牡丹鹦鹉属于原林业部《商业性经营利用驯养繁殖技术成熟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单》所允许商业经营利用的驯养繁殖技术成熟的野生动物。最终法院参照深圳鹦鹉案做出了从宽处理，仅在法定刑以下量刑，但没有做出无罪判决。

　　鹦鹉案律师

　　呼吁人工繁育不与野外野生动物画等号

 

　　2020年12月2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在记者会上提到，关于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二次审议稿共收到8000多条意见，其中重点提到，建议在立法上，对人工驯养的动物与野生动物区别对待。

　　2020年12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印发《关于依法惩治非法野生动物交易犯罪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其中指出在认定是否构成犯罪以及裁量刑罚时，应当考虑涉案动物是否系人工繁育、物种的濒危程度、野外存活状况、人工繁育等情况，根据案件的事实、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依法作出妥当处理。有分析认为，《指导意见》的出台或将给身陷人工驯养繁育案件的当事人带来希望。尤其是对以费氏牡丹鹦鹉为代表的那些虽仍被列为国家重点保护动物，但人工繁殖技术成熟，无社会危害性的案件给与从宽处理。

　　北京乾成律师事务所律师郑晓静先后代理过多起相关案件，长期呼吁人工繁育野生动物不能与野外野生动物同等刑法保护。在她看来，《指导意见》对野生动物交易犯罪指导意义重大：第二条对严格把野生动物交易犯罪对象限定为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一款，不包括驯养繁殖；第三条把交易食用野生动物的犯罪对象限定为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一款，不包括驯养繁殖；第九条明确规定在认定是否构成犯罪以及裁量刑罚时，应当考虑涉案动物是否系人工繁育、物种的濒危程度、野外存活状况、人工繁育情况、是否列入相关部门制定的人工繁育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以及社会危害性等因素，“相关定罪量刑标准明显不适宜的，可以根据案件的事实、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依法作出妥当处理。”

　　“在我看来，这几条(《指导意见》第二条、第三条、第九条)应该属于人工繁育野生动物交易的出罪条款。”郑晓静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