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二孩”呼唤后续配套政策 能否化解老龄化危机

 　　近日，一则消息迅速引发全社会热烈的讨论——10月29日，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实施“全面二孩”政策。这是影响中国历史的标志性事件。然而，现在放开“全面二孩”，在应对当下社会“老龄化”日趋严重的问题上是亡羊补牢，还是恰逢其时？能否有效解决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人口再生产的结构性问题？

　　“全面二孩”引热议

　　10月29日，对在北京一家国企上班的的郭邵文来说本是极为普通的一天，“但下午朋友圈一篇关于‘普遍二孩’的消息就像一个重磅炸弹，在朋友圈里‘炸了锅’，不断刷屏”。“本来安静的办公室，瞬间喧闹了起来。”他回忆当天下午的情景。

　　身为80后的郭邵文今年国庆节刚回老家山西完婚。“我和老婆都是外地人，在北京能养一个孩子就不错了。”他说，“普遍二孩”对他的生育计划不会影响太大。

　　同为80后的崔晓刚，在河北张家口一家医院工作。已有一个儿子的他，看到这个新政策的出台后喜出望外：“还想要一个女儿，本来和媳妇因为不符合‘单独二孩’政策而苦恼，这下问题解决了。”

　　而作为曾因计划生育政策付出“代价”的一代，60后老梁颇为感慨：“当年，我和老婆为了生个男孩，老婆怀孕后，经常跑到外地躲公社计生干部‘扎大肚’，一躲就是半年。”(“扎大肚”，是当地人对当年计生部门对超生孕妇强制引产的别称)生到第四胎终于生了男孩，但老梁也因此丢了镇上供销社售货员的工作，“成了体制外的人”。他说，现在年轻人赶上了好政策。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全面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到1982年确定为基本国策，再到现在，计划生育政策深刻影响了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结构的变化。据国家计生委统计，40年间，少出生人口约4亿，有效控制了我国人口过快增长。

　　老龄化与少子化同步

　　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和我国社会经济发生深刻变化，中国人口结构开始出现老龄化，人口红利逐渐减少，少子化问题日益突显。

　　“中国人口老龄化是在1964年~1982年间才开始的，显然它与1973年全国开始推行计划生育及相应出生水平显著下降密切关联。”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人口学者郭志刚教授认为：“到了2000年世纪之交，中国人口刚刚跨入老龄社会门槛。在2000年到2010年十年中，不仅人口老龄化迅速加剧，少子化日益突出。”

　　按照国际通行标准，65岁及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的7%，即该地区视为进入老龄化社会。据2011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我国大陆人口60岁及以上的人口占13.26%，且65岁以上人口占8.87%。对比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了2.93个百分点。对比建国以来，前五次的人口普查的年龄结构数据，则更能说明问题。

　　1954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65岁及以上老年人占比为4.4%，全国人口呈年轻化特点；到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这一比例上升到5.6%；再到2000年，这一比例为7.1%。

　　与此同时，少子化现象也在人口普查的数据中得以体现。

　　1953年，全国0岁~14岁(少儿)人口的比重为36.3%，2000年这一比例为22.9%，而2010年，这一比例下降到16.6%。

　　在郭志刚和他的同事社会学教授王丰、人口学者蔡泳的研究中，他们认为上述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表明中国人口老龄化不仅出于以往人口结构的演进和寿命水平的延长，而且伴随着显著少子化过程，即生育率过低的问题”。

　　仍需警惕“低生育率陷阱”

　　国际经验和教训表明，低生育率会导致老龄化加速、劳动年龄人口萎缩和性别比严重失调，而这些对国民福祉会造成深远危害。

　　生育率也叫总和生育率(TFR)，是指一国家或地区的育龄妇女在生育年龄期间，每个妇女平均生育子女数。理论上认为当生育率等于2.1时，即为更替生育率，人口总数保持不变。

　　“无论政府主管部门还是人口学界都一致肯定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已经在20世纪90年代下降至更替水平以下”，郭志刚表示，政府计生主管部门认为实际生育率稳定在1.8左右，而学界多次调查的结果则在1.3到1.5之间。

　　根据《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公布的结果，全国、城镇和农村的总和生育率分别是1.18、0.98和1.44，由于考虑到人口漏报和瞒报现象，1.18的数据最终未被采纳。

　　生育率一旦下降到1.5以下，由于价值观念转变、生存压力增加等多方面的因素共同作用，生育率会继续下降，很难甚至不可逆转，而这在人口学界被称为“低生育率陷阱”。

　　那么，缓解老龄化危机的关键问题是，实施“全面二孩”后，生育率能否高于更替生育水平？

　　据学者王广州和张丽萍调查研究发现，1990年以后，无论生育水平和生育意愿，年轻育龄妇女群体的平均理想子女数明显低于年长的育龄妇女。例如20岁~24岁年龄段的育龄妇女理想生育子女数为1.82，而45岁~49岁年龄段育龄妇女这一数据则为2.14。

　　基于人口学统计模型预测，王广州和张丽萍认为，调整独生子女政策，不会引起短期内出生人口堆积。

　　呼唤后续配套政策

　　为缓解人口老龄化，调整独生子女政策、实施“全面二孩”势在必行，但需相应的配套政策。有学者分析，目前影响生育率难以上升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经济压力、生育观念、家庭结构变化等诸多因素不断抑制人们的结婚与生育欲望，推迟结婚与生育成为社会趋势。

　　紫金传媒智库首席人口学家陈友华表示，中国低生育率机制的形成，“单独二孩”遇冷等都预示“普遍二孩”政策的实施，如果没有与此相应的配套政策跟进，也不会达到预期效果。因此，要努力消减家庭生与养给家庭所带来的经济、精神方面的巨大压力，建立健全生育与养育成本的社会补偿机制。

　　他建议：“如给予孕产妇更长的假期、建立更多的托儿所、幼儿园等，国家给予更多的财政支持，并促使生育与养育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以减轻家庭与父母养育子女的负担。”

　　中国已成全球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和规模最大国家。预计2035年前后，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将翻番至4亿人，平均每年新增1000万人。到2035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将超日本，成为全球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国家。

　　应对老龄化除了鼓励生育政策外，也有学者提出，应促进生产性老龄化，即发展和利用老年人对社会做出经济贡献的能力，如工作、照料和志愿活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