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2018年10月底， 新建村居民基本清空，少数未在棚改搬迁同意书上签字的房东和流浪狗留在村内。

攒够20万就回老家

一年前，2017年11月18日夜。

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新建村大火之后，层层叠叠的警戒线把聚福缘公寓和吉源公寓包得严严实实。几百米外的李铮家，也被封了，大冷天的，一家大小只好钻进运货的面包车里，窝着凑合了一宿，天一亮，再去投奔朋友。

搬到这儿办服装厂还不到一年的李铮，不得不再谋出路。

2016年底，南小街工厂拆迁，朋友搬去了六环外的青云店沙子营，而他搬去了新建村。当下，李铮想要不先迁到沙子营，“过渡一下”，熬到年底再想撤出的事。

一家人在沙子营租了间小屋，但一见面，朋友就向他抱怨，虽然不拆迁，但也查得严。李铮看着附近的矮房，有点不敢相信，“这都快到河北了。”

2014年5月，李铮所依靠的大红门服装批发商圈疏解启动，腾退区域内的企业一家家搬离。

也是这一年开始，李铮的生意开始走下坡。

到2017年的冬天，产业疏解加速，大大小小的工厂拉下铝合金卷闸门向外围搬迁或者干脆离开北京。

2017年初，李铮跟老婆合计，搬到新建村，在北京再干一年，等攒够20万就回老家，“想做点啥都行”。只要三个人待在一起就能撑下去，“有家的感觉，就有力量”。

还没干到年底，45家市场按规定全部撤并或外迁。看不到这个行业的希望，李铮下了决心，离开北京。

新建村东北40多公里外的皮村，布展工人赵富力不打算走。自打46岁离开家，他就下了决心，起码在北京干十年。

2017年9月，赵富力听说搞展览布置的工厂要迁往唐山，“总听说皮村要拆，可几年了也没见真拆啊。”

进入冬天，一波又一波的突击检查，他才意识到，这次是“来真的”。

赵富力所在的工厂环保不合格，白天大门都锁着，深夜里偷偷开工。老板雇了个人在门口放风，就是防突击检查。好几次，赵富力正拿电锯割木板，就听见放风的人大喊一声“赶紧拉闸，快跑”。咔嚓一声，整个工厂就黑了，电焊电锯的滋滋声戛然而止。赵富力扔下手头工具，掀起墙上挂着的一块布帘，迅速从帘后的“秘密通道”钻到厂外。

这活实在没法干，反正厂子也要搬，他就打算自己干。

曾经熟识的老乡都跟着厂子搬出北京，去了唐山。活变得不太好找了。为了挣钱，素来好静的老赵开始学着广交朋友。碰上同行，哪怕聊了才没几句，就先加个微信，“以后有活儿好相互关照。”

怎么赶着最冷的一天跑回来？

河北也不让干，那就走吧。

李铮在沙子营忙了一个月：处理工厂的收尾，停掉工厂所有订单，遣散二十多个工人，仓库里囤积的货品低价处理……2017年12月底，工厂的事情基本处理完，好歹收回了几万块投资。

这间小工厂曾是一家三口在北京生活的根基，也是李铮所有梦想的起点。

跟大多数“北漂”一样，李铮是坐着绿皮火车来的北京。出站时，口袋里只剩一张皱巴巴的5元纸币。钱上沾满了汗渍，被反复地捏皱又捋平。李铮把手机卖了300块钱当生活费，然后在一家服装厂找了份工作。那是2008年，举世瞩目的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在许多人的眼里，这一年也是北京这座城市发展的拐点。

在服装厂摸爬滚打五年后，2013年，奋斗小有成就的李铮把老婆孩子接到北京，在大兴旧宫南小街开了间小小的服装加工厂，更贴切地说，就是间小作坊。

当时，北京服装市场还很红火。

小服装厂附近的大红门服装批发聚集区，从“浙江村”起步，正处在“黄金时代”，是整个华北最大的服装批发集散中心，共有 45 家大型批发商城、2.8万商户、5.8万直接从业人员在这里讨生活。李铮的工厂麻雀虽小，“每年赚个20来万不是问题”。曾经火红的日子过到了2017年年底，一切戛然而止。

2018年元旦前，李铮接到广州朋友的电话，约他一起办厂。他跟老婆商量，但老婆说：“这行一年不如一年，干点别的不好？”但除了这行，32岁的李铮想不出自己还会做什么。

大兴那场火灾之后，严查消防安全。北京东北五环外的费家村，刘小武和媳妇郭婷租的单间不让住了，那阵儿同时在查电瓶车充电安全。小武给媳妇租了个800块钱的床位，自己到处凑合，勉强撑了一个月。最后没辙了，他才卖掉电瓶车，辞了职，打算去保定试试。

2018年1月3日，保定下着大雪。

“上冻了，地上都是冰”，快递员刘小武裹着印有外卖公司Logo的加绒冲锋衣，小心翼翼地控制着摩托车。突然一滑，100多公斤的车拽着他甩出去。小武狠狠地推了下车把……

人闪到一边，车摔烂了。

又熬了俩礼拜，1月20日，大寒那天，小武觉得实在是没必要在保定继续干下去了，“危险还不挣钱”。干脆，简单修理了下从舅舅那借来的二手铃木摩托，骑了3个小时，回老家县城过年。见了面，他妈说，怎么赶着最冷的一天跑回来？

小武在保定送外卖的时候，1月11日，李铮一家三口南下广州。

逛了一圈，他觉得还不错，就跟朋友三个人筹了10万块钱，盘下广州的一家服装加工厂。年前好不容易收回来的钱，再次被他砸进了这个行业。 

2018年10月底，新建村基本完成拆迁，从北牌楼进去的主街道已被水泥围墙封锁。 

那个冬天真冷

2018年2月14日，年廿九。

考察回家不到一个月，朋友却打来电话，说要撤回投资，李铮的心里瓦凉瓦凉的，别人都靠不住，“还得自己来”。去年冬天下了好几场大雪，“开车回老家过年，在高速上堵了好几天”，在车上，他回想这几个月的遭遇，觉得，“那个冬天真冷”。

年初八，小武两口子待在老家，合计着接下来去哪儿打工。郭婷小声地提了句，“不然还是回北京？”小武不太乐意，“不想去北京了”，他觉得自己“每次来都没好事”。保险起见，小武带着媳妇去了青岛，“那一片的工厂、道路都熟”。

熟归熟，今年再去，工作变得很难找。

试了几家，最后在家冰箱制造厂落下脚。小武干得都是重体力活儿，扛四米长铝制冰箱内胆往外壳里放，如果是铁制的内胆那就更沉。每天干10个小时，一天才170元，“还不如富士康”。干一天下来，他的肩膀总是酸的不行，瘫在床上懒得动弹。

2017年的“五一”，在北京送外卖的表哥给小武打了个电话。他把刚结婚一年的媳妇郭婷也捎上，从天津的暖气管工厂辞职，开始在北京送外卖。小武稍微加把劲儿，一个月就能送1000多单，挣七八千。虽然没什么休息，日子还算滋润，“餐桌上的零食、水果基本没断过”。

直到去年冬天离开北京前，他和媳妇觉得，应该会在费家村那间公寓里，继续安稳地过小日子。

小武两口子去青岛的第二天，43岁的唐义功也离开老家，跟着发小跑到杭州送外卖。服装加工业不景气，他辛辛苦苦十五年才学到手的烫衣工手艺，派不上用场。没法子，得讨生活，送外卖毕竟算时下兴盛的一门生计。

老唐骑着电瓶车，小心翼翼地在车流中穿梭。路不熟，常常得靠边停车，拿手机查查地图。这下动作就慢了。规定的送餐时间马上就到点，老唐心里直发慌。送一单，挣七块钱。可哪怕超时一秒，一半的钱就没了。心一横，用力一拧车把，加速，他贴着一辆车闯了红灯。就这样“天天赶时间、回回抢车道”。老唐觉得这活儿自己实在干不来。

过去十五年，他一直在北京做烫衣工，把北京当作自己的第二个家，全家人的生计都仰仗着大兴区密集的服装加工厂。

他从学徒开始做，每个月包吃包住，挣四百。3年后，出师，工资涨到一千。再熬5年，变成熟练工，计件算工钱，烫一件夏天的女装五六毛钱，烫一件冬天的女装一块钱。什么都不想，老唐只管拼命烫衣服。一天站13个小时，烫四五百件。

老唐很少离开大兴。每个月就能休息一天，但北京消费高，“自己赚的钱和那些地方不对称”。到北京的第五个年头，他才第一次路过天安门。他也没舍得买张票逛回故宫。

2018年春节，正月十二，湖北应城的街道上鞭炮味还没散。

李铮打包好了行李，跑楼下商店买了几瓶红牛，一个人开着车南下广州。那天，高速堵得厉害，1000多公里路，开了16个多小时，到广州已是半夜。

再次创业

李铮人生的第二次创业看起来并不顺坦。

广州的生意难做，工厂几乎每个月都会亏损一万多。他老爱回想前几年的红火日子，一个劲儿地叹气，“这里的市场确实比不上北京”。李铮近20万的资产很快就都投进去了，没办法，他借钱往里填，存款没了就透支信用卡，信用卡刷爆了就到处找朋友借。

唐义功倒有好消息，三月份他接到一个电话，高兴坏了。

原来他在北京打工时的一个老板说沧州的厂子需要零工。老唐把电瓶车一卖，背了包就走。新厂在沧州边上的一个小村庄，老唐过去一看，当场心凉了半截，那就是间小作坊，“进进出出就靠两条腿走路，距离公交站都要4公里。

干了才仨月，厂子就没订单了，老唐又一次需要找工作。

沧州很那边有很多服装加工厂，都是从北京迁过去的。离开了原来的市场，大家的生意都不好。老唐不敢继续耗在沧州，找活儿、吃住都要花钱。可老家的妻儿还等着他寄钱回去呢。“耽误不起”，他再次回了江西。

留在北京的赵富力也被逼急了。

前三年，在工厂干活，啥事都没有。今年出来单干，他被人欠了两回工资。年初，在工地上认识的朋友找他干活，十次，欠了1200块钱，“每次发工钱，都说先给一部分，剩下的先欠着”。2018年五一前后，赵富力领着四个朋友去人家门口堵人，才把拖欠半年的工钱要了回来。

钱一到手，赵富力就删了这个微信好友，再也不往来。

这一年，赵富力删除了很多人的微信。有拖欠工资的、有干活儿时偷懒混日子，没通过他“考验”的。离开厂子的他就像是被扔进深海里的鱼，“要学会保护自己，再扩大根基”。可如果朋友通过了他的“测试”，赵富力就会花精力去维持关系，路上碰到总会笑着喊一句“有好事儿想着我哈！”赵富力叹口气，“这都是生存的必备技能”。

2014年，感觉老家的生活“混不下去”了，农民赵富力才决定出来看看。对他而言，外面最精彩的世界，就是童谣里的北京。在皮村，老赵每天按时打卡，老实上班，一年下来，也能挣上五六万块钱。有时候，他会跟23岁的女儿说起自己小时候过的苦日子，家里穷，吃不上馍馍，又硬又干的黑高粱饼子都是奢侈品。

女儿不信，笑着让他别再“胡编乱造”了。

老赵笑笑：“留在北京好好干”。再没多言语。

2018年6月，唐义功的丈母娘给他介绍到江苏的另一家服装厂去打工。听说，工厂也是从北京大兴旧宫南小街搬过去的。老唐到那儿就发现又“上了当”：待了7天，只干了2天多的活。后来，老板说“管饭”，让老唐先待着，等到下半年，他果断拒绝了：“我等不了，家里要开销，小孩要吃饭，这几个月怎么活？”

拿着300多元的工钱，他离开了江苏，“刚好挣够了回家的路费”。跟李铮一样，老唐也深感生活被推进另一个通道。以前在北京大兴旧宫南小街，就算厂子搬了两次，他都不担心，“工厂一家挨着一家，总会有活儿干”。

没活干，老唐只能翻开手机通讯录，挨个打电话，工友、老乡，一个一个问过去，“谁有活干？”拨了四、五个电话，曾经的学徒（在北京跟他学了一年）给他介绍了南昌的工作。“虽然工价低，但是一直都有活干”，最多一个月挣了5000元。

当然，也有难处，新地方的规矩是“先干活，再按量来计单价”，“这个月做一万件，拿4000，下个月做一万五千件，老板就会把单价降下来”。老唐又想起了北京大兴那段“先议价再干活”的幸福时光。一边说起北京，他一边解释：“就是想念那里有活干，有钱赚，其他东西没什么留恋的”。

工作稍微稳定些，老唐就把老婆孩子也接到了南昌。他的徒弟比他小14岁，两人工资差不多，老婆也在做工，这让老唐很羡慕。他结婚生孩子都晚，43岁了，孩子才2岁。

回到北京

赵富力的生活慢慢稳定了下来。

像往年一样，六月农忙，赵富力在朋友圈发了留言：“近期回家务农，有活儿请过段时间联系”。买了票，回老家，收麦子。等农忙结束，他又给工友们一一发私信：“我回北京了，有什么活儿想着我哈！”

熬到八月的刘小武，在青岛实在干不下去了。他试着给回北京的哥们打电话，打探动静。

“原来那片儿能住了吗？”

“电瓶车让充电不？”

小武得到了肯定的答复，他很满意。2018年8月20日，小武带着媳妇儿回到北京，还是住费家村一带，房租上涨了。去年住的那种单间，涨到了1600元。小两口花750元，租了个小隔间，放张双人床就满了。上厕所得去楼下的公厕，洗澡的话，附近有个澡堂，20块钱一次。

小武分期付款，买了台电动车继续跑外卖。

每天干10个小时，收入很可观。8月，才干了十天，小武就挣了2890块，“比青岛厂子强多了”。

兜兜转转，还是回了北京，“这里最挣钱”。

这已经是小武第三次来北京了。

头次来，跟赵富力一样，也是2014年，一个发小撺掇他来的。网上找中介，交了500块钱，到一个政府部门当“协管”，早上五点，就被叫起来拆“违章建筑”。小武觉得这活“坑人”，不忍心。半个月后，没等领工资，就跑到中关村电脑城找了份搬货的工作。

第三趟来北京，小武终于碰到了好事儿。

10月，郭婷怀孕了。刘小武把几个月攒得钱都拿了出来，把媳妇儿送去最专业的妇科医院做产检，两次花了2000多。一起送外卖的哥们儿都咋舌，觉得他可真舍得。他们说，像他们这样打工的外地人，“去普通的三甲医院就行了”。可刘小武觉得这事儿不能图便宜。

郭婷拗不过他但又心疼钱，就决定回老家养胎。

媳妇前脚走，小武后脚就从小单间搬到了表哥的合租房。五个人挤一间，房租钱便宜了一半，才360元。小武心里有数，媳妇产检、将来的奶粉钱、学费，要用钱的地方多着呢。以前有个哥们儿跟他借2000块钱时抱怨，买奶粉“几天500块就没了”。后来，他没忍心要回那2000块钱。

准爸爸刘小武的生活开足了马力。

同事骑125cc排量的摩托车都只能跑30多单，他三组电瓶轮流换，一天跑40单。

有时候，商家配餐慢，送餐晚了，刘小武还得忍受顾客的抱怨和责怪。“干这一行很没尊严”，可为了好评，他腆着笑脸赔不是。

小武还记得，2014年8月2日，汪峰在鸟巢办演唱会。他被朋友拉着去门口。朋友跟着场馆里传出的旋律跟着哼唱：

我们在这儿祈祷 我们在这迷惘

我们在这儿寻找 也在这儿失去

北京 北京 ……

音响震得人耳朵疼。小武觉得，“也就那样。”

那年，他跑到中关村电脑城也就干了俩月，见挣不到什么钱，毫不犹豫地就离开了北京。

好不容易又回北京，小武可不打算轻易地离开了。

“至少三年之内不走”，他下定决心。如果再严查电瓶车，他就借钱换辆摩托车继续干。

每晚，小武都跑到电瓶车快没电了才停止接单。他得使劲儿把电门手柄拧到底，20 迈的速度，慢慢悠悠溜回家，躺床上翻看自己的配送数据，“今天送餐时长11小时，准点率100%”，这才心满意足地睡过去。

能多挣一点是一点

11月，北京香山的枫叶红了。

赵富力没时间搭理这些，他每天都忙得团团转。布置展览的活儿，一个接着一个。上个月，他跟着工程队去苏州出了趟差。可就是出差前的那天夜里，10月27号，他还找了份在鸟巢做的短工，“能多挣一点是一点”。

那天收工早，瞅着空儿，赵富力跑到皮村商业街去吃了碗安徽板面，还加了个蛋。

眼前的皮村还是被大片待拆迁的棚户区围着，就连西口，环岛交通枢纽也因违章建筑拆迁被蓝色的铁皮围墙堵死。但绕过铁皮，穿过一小片拆迁后的废墟，透过黑漆漆的墙洞望过去，就能看到热热闹闹的另一个皮村：理发店门口的彩灯慢慢地旋转，街边的小贩向路人兜售着瓜子和水果。几个月前，商业街附近的楼房重新粉刷，红、橙、蓝色的房子撒在拓宽的路边。下水管道重新修缮加粗。有些村民说，乡政府投资了大笔钱，要评选新农村样本。

早上六七点，村里的租客们从家里出来，钻过店铺大小的墙洞，从皮村西口站挤上306路公交，再从草房地铁站搭上地铁，涌向城市的各个角落。傍晚七八点，一车一车的人，再次沿着原路涌回村儿里。赵富力眼前的皮村看上去，比去年还有活力。

吃完面，赵富力拿出手机，给老板付了11块钱。

电话响了，一个工厂老板的电话，不是好事。

他介绍过去的工友，搬铁架的时候受伤，正和老板谈赔偿的事。老赵放下手里的筷子，急得挠头，这事儿他得协调好，“既不能损了老板的利益，也不能让工友寒心”。不然，自己这一年积累下来的人脉肯定会受影响。

往年的“双十一”，是李铮一年最忙的旺季。

在北京那会儿，他总能做到3万多块钱。可今年却将近半个月没开工，才1万不到。广州的工厂这一年就像是无底洞，“吸”光了李铮近20万的资产。

李铮5月份从北京招来十几个熟练的工人，可“没活儿干”，慢慢的走掉了一半，“得出去打零工”。广州的工厂怕是也办不下去了。最近几天，他劝厂里的工人们自己出去找活干。

李铮一个人清点厂里的尾货。

几个跟他比较熟的工人劝他把厂子继续开下去，但他怕了。信用卡能取的钱都投进去了，欠着好几万的债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赚回来，但他没想过回北京，因为行业的趋势已经不可挽回。

他也不能回家另谋生计，“没有脸回去”。

李铮没敢跟留在老家的老婆说工厂的情况，“好久都没打电话了”。这一年，两口子偶尔打个电话都是给生活费或者聊聊孩子，“不顺心的事说了只会让她着急”。一个人管工厂，李铮常常因压力太大吃不下饭。他一边叹气一边继续盘点库存。

“说不定今晚我就把厂子关了”。

南昌的工作快收尾了。老唐又得开始找工作。

想想这一年的“动荡”，他“觉得自己就像落水的鸡，太狼狈了”。“等儿子上大学我都干不动了”，下一份工还没着落，他却得为儿子二十年后的生活攒钱。

北京南五环外的西红门镇新建村，许多建筑已经不复存在。

2018年10月20号，下午2点多，李大姐拎着外卖回家。吃完这最后一顿饭，她就给搬家公司打电话，钥匙交给拆迁大队。1米宽的小巷，穿过一栋栋废楼，右拐100米，就是她的家，住了快五十年的家——村里最后几十户等待推平的楼房之一。

李大姐家院子外边儿，起重机正在轰隆隆地砸墙。有些楼外面看着还完好，可进门处的楼梯都断在了半空。去年冬天，几天内，上万名外地来的租客纷纷搬离。本地的房东们也陆续签了拆迁协议，可李大姐舍不得。

一年来，她守着这栋三层楼，这是她结婚那年盖的，眼瞅着十几个租客连夜打包行李出走，眼瞅着邻居们签协议交钥匙，起重机把家附近的房子一个个地捶烂、砸塌、推平。

几天前，她终于决定在拆迁同意书上签字。等大货车把攒了满满五十年的家当拉出村口的牌楼，她就再也不回来了。

李大姐不认识在这里住过的李铮，她更不认识老唐、小武、赵富力，他们素昧平生。

在很多人后来的故事里，这里是多米诺骨牌里被推倒的第一块。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李铮、唐义功、刘小武、赵富力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