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后跨国婚姻第一人李爽：与法国外交官同居被定“里通外国”判劳动教养2年

   每个人的一生都是时代的缩影。20世纪有10年的历史是模糊的，我们只能从星点的人物和零散的事件中串联起那段过往。今天的主人公叫李爽，是一名画家。曾在那个时代因与法国人谈恋爱而被扣上“出卖国格”的帽子。自己被判刑两年，爱人被驱逐出国，却最终被邓小平下令特赦。著名的“李爽事件”背后，其实还有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我们一起看看。

▲1984年2月4日，法国巴黎，李爽与白天祥举行婚礼，巴黎市长亲自为其证婚

为了爱情而入狱，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犹如天方夜谭般的荒谬。

然而，现在看来荒谬的事情却在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真真实实地发生了——

1979年北京自由画家李爽与时任法国驻华大使馆文化处的外交官白天祥相恋，并因住进了白天祥的外交公寓，而被北京市公安局扣上“出卖国格”的政治帽子，被判劳动教养2年。此事件惊动了当时的法国总统密特朗，一桩因“异国恋”被扣上“出卖国格”的政治帽子。

因“异国恋”李爽被捕

判处2年劳动教养

1979年，只有22岁的北京自由画家李爽与时任法国驻华大使馆文化处的外交官白天祥，在一次画展中结识，两人不久后开始交往。

当时“文革”的雾霾尚未完全散去，中国大陆仍处于封闭、保守的环境下，这对中法恋人的爱情产生在了“错误的时间”——文革刚刚结束，“错误的地点”——政治气氛浓厚的北京。

到了1980年秋天，李爽和法国外交官相恋的事情已经闹得满城风雨，不仅迎来了人们的指指点点，而且随着议论的人越来越多，有关领导也提醒他“要注意影响”。后来，在白天祥的建议下，苦恼的李爽悄悄搬进其位于建国门外的外交公寓里，成了“爱情囚徒”。除了谈情说爱，李爽还能在公寓里专心创作。

很快，李爽与外国人公然“未婚非法同居”的事被北京市公安局获悉，并迅速上升到“里通外国”的高度。遂即北京市公安局以“向外国人出卖情报”、“有损国家尊严”以及“出卖国格”和“出卖人格”等政治帽子作为罪名对李爽进行缉捕行动。

1981年9月9日下午，北京市公安当局趁着李爽姐姐到外交公寓探访李爽的时候，将李爽抓捕，并判决她2年劳动教养，而她的法国外交官恋人白天祥则被逐出中国大陆。

惊动法国总统

邓小平批示放人

天各一方的李爽和白天祥并没有因此而放弃。

那两年，为了早日救出恋人，白天祥顶住各种压力在法国积极奔走，不停给法国政府和各大媒体写信，引起了法国媒体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轩然大波，也成为当时中国大陆家喻户晓的“李爽事件”。

▲1983年，弗朗索瓦·密特朗总统访问中国，同邓小平举行会谈。

1983年5月，时任法国总统密特朗访华期间，他郑重向中共官方提出请求：“请允许这位小姑娘赴巴黎与其相爱的人团聚并结婚。”

最后，由当年执政的邓小平亲自批示释放了李爽。

1983年底，李爽终于抵达巴黎定居，并于1984年2月4日，与白天详在巴黎结婚，当时的巴黎市长亲自为其证婚。

▲左起：大儿子李爱盟（Edemon.Bellferoid）、李爽，二儿子李爱德（Armand.Bellferoid）。

如今，与白天祥育有两子的李爽已经年近6旬。在她去法国后不久，中国民政部下发一份文件《中国公民同外国人办理婚姻登记的几项规定》，要求各地放宽了对涉外婚姻的限制条件。

个人私事演变为国际外交事件。李爽成为“文革”后跨国婚姻第一人，而“李爽事件”也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凡有涉外婚姻的中国同胞，不应当忘记李爽这位第一个敢于吃螃蟹的人！

附时代周报采访李爽报道全文

李爽：做最勇敢的那颗星

文/费丽婷

李爽这个名字，如今不大为人熟知，她定居法国三十年了。作为原“星星画会”成员、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现代艺术急先锋之一，1981年，李爽因和时任法国驻北京使馆文化处的外交官白天祥（Emmanuel Bellefroid）在北京外交公寓同居，被以“有损国家尊严”罪，遭逮捕，判处劳动教养两年。此后，法国总统密特朗在与邓小平的会晤中提及“李爽事件”，李爽获释，前往法国完婚。

2013年6月，李爽出版新书回忆自己的前半生，书名就叫《爽》(新星出版社2013年6月版，352页，35元)。李爽说，小时候不喜欢自己的名字，“其实是不喜欢自己”，而多年以后，她“终于接受了自己是谁”，觉得用《爽》作书名最贴切。她对时代周报记者解释：“‘爽’字是一个‘人’在中间，这横是天压着你，四个叉子好像意味着人在不断地犯错误，但最终还是可以顶天立地。”

◆ 剪断红小兵袖章

李爽出生在50年代，从小受祖辈的艺术熏陶，父母也都为知识分子：父亲在清华教书，母亲北大毕业。三岁时，父亲被打成“右派”，母亲受牵连，下放东北。

因为“右派”背景，幼儿园阿姨歧视李爽，冬天罚她站在教室外，冻得脚都穿不上鞋袜。李爽说，那些场景，长大后还会不断梦到，她还总是看见父亲站在幼儿园走廊的一头，但永远也摸不着他。“童年的伤害会使一个孩子对人间是否有爱产生本质上的怀疑。”

“文革”被抄家时，李爽九岁。铺天盖地而来的反省、检举、批判，让李爽父母险些招架不住，而小伙伴们的疏远和辱骂更让她感到恐惧，“小孩不会懂的，会觉得自己总是做错事”，李爽甚至尝试过用煤气自杀。

十四岁时，同学中只剩几个人没有加入红小兵队伍，李爽希望改变自己的处境。她费尽心思，如愿以偿，却最终觉得爱恨莫名，“为什么要把自己装扮得很像别人？我们只能仰赖这红袖标才能被人尊重？”当晚，她剪断了得来不易的红小兵袖章。

这样的特立独行始终伴随李爽的成长。书中，在描写社会动荡不安的同时，也回忆了一个女孩面临第一次月经时的体验，以及后来恋爱、怀孕、堕胎的种种。有人劝李爽好歹隐藏一些负面内容，但她觉得应该正视全部的自己，“对这些看得很淡了”。

◆ 想在黑暗中发光的星

高中毕业，李爽赶上了上山下乡运动的尾巴。三年插队期间，她画了数百幅小画，从田间地头到农民肖像，“越画越上瘾”。

▲左起：舒婷、李爽、北岛。

1978年，李爽回到北京青年艺术剧院，做舞台美工，也逐渐和艺术家朋友们走到了一起：黄锐、王克平、马德升、北岛、顾城、芒克、阿城……

李爽是“星星画会”创始人中唯一的女性，那些画家哥们儿称她为“爽少爷”。“‘星星’这个名字本身就很有野心，我们想在黑暗中发光。”李爽对时代周报记者解释，“星星很勇敢，敢于说不，敢说不幸福。”

1979、1980年，星星画会举办了两届“星星美展”。在那个年代，举办一场民间美术展览“是很反叛的行为”，美术馆只展出官方认可画家的作品，且题材限制严格。星星美展引起轰动，“很多人坐火车来看，天天早上排大队”。

最后，北京市公安局以该展览“影响了群众的正常生活和社会秩序”为由，取消展览，收缴作品。

◆ 捅破窗户纸的人

1981年，因和法国外交官白天祥同居，李爽被判劳教两年。“李爽事件”还被《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和电视台点名批判。

“现在跟外国人谈恋爱很正常了，但当时没有人敢。我是那个捅破了窗户纸的人。”现在回看，李爽觉得自己这两年牢“坐得特值”。“我不过是为了活得像自己一点，拿自己最柔软的心无意中碰撞了最坚硬的权柄，引起轩然大波，但背后的力量乃是中国人无数颗柔软的、没有喊出来的心声。”

李爽被捕后，白天祥四处奔走，要求法国政府出面，督促释放李爽。那时，两人确立恋爱关系才一个月。“最初并没有刻意注意他是一个外国人，只觉得似曾相识。冥冥中感到一种归宿，对这个人很放心。”

“李爽事件”引起了法国政界的关注。后来法国总统密特朗访华，亲自过问，李爽得以提前几十天被释放，随后去往法国。

初到法国，法国人“像欢迎明星一样”迎接李爽，报刊电视争相报道，让不懂法语的她有点不知所措。“但有一点是我从未经历过的，即被尊重，这的确是一件很使我感激和舒服的事情。”

次年，李爽与白天祥结婚，婚后育有两子。之后的这些年里，她依旧画自己的画，在巴黎蓬皮杜中心展出“中国木刻”，也到各国举办画展。

三年前，李爽开始动手写这本回忆录，“很多事情像小溪一样从天上流到我的脑子里”，整个过程由此非常轻松。她说，直到这本书出世，她才真正放下了过去的创伤。在书的结尾，她说：“我在中国的故事讲完了，真爽。”

1980年 星星露天美展，美术馆东侧小花园，左起；曲磊磊，刘迅（时任北京美协主席），李爽，王克平。

◆ “我和那个时代格格不入”

时代周报：当年，一帮星星画会的成员们是怎样聚集到一起的？

李爽：志同道合。这些人大多来自高干和知识分子家庭，受过一些艺术熏陶。当时的艺术都是被禁的，但人追求美、追求自我是一种天性。所有不许看的书、不许听的歌，我们凑到一块儿，就会偷偷地看。当时也不知道画可以卖，就是画自己想画的画。什么年代都会出现一些有个性的人。

时代周报：可惜“星星美展”只办了两次就被取消了。

李爽：首先，不通过审批，展览是不允许办的；其次，画的内容，放到今天来看不过就是很小资啦，有的人带有政治色彩。比如王克平做了《偶像》，一个毛泽东的木雕，一只眼睛闭着，嘴被塞住，这就非常“政治”了。

我第一次展览没有参与政治，第二次胆子大了一些，画了一个《红白与黑》，跟张志新被枪毙事件有关。还有《希望之光》，表达我有很多美好的愿望，但这条路很曲折，我的脚被荆棘缠住了，上方有一排眼睛。当时灵感来了，特别想画，什么都没有，就把床单扯下来画的。

时代周报：当年的“李爽事件”那么轰动，你有准备吗？

李爽：当时改革开放刚开始，全国人都很兴奋，就像一锅水要开了。于是抓了“李爽事件”这么个典范，好让汹涌的潮流不会显得太凶猛。当时把这件事定义在性行为上，由于中国人古老的道德传统意识，一旦沾上这个，就会觉得很脏。我刚好赶在那个时间点上，其实也活该。其实是本能的、对生命的一种爱，促使我走向了这条路。没做过任何考量，发生了以后，就只有应付。

时代周报：在监狱里，有没有怀疑过自己？

李爽：经常怀疑。当时得不到外界的消息，提审的时候他们也用了好多心理战术，说“法国人，大老远的，你怎么知道他会不会回来”什么的。当时很受冲击，觉得“我他妈的又被骗了？”又一想，我该信谁呢？是这些可能并不爱我的人，还是一个我相信他真的爱我的人？我还是愿意相信美的东西，这是一个很好的天性，也救了我。

时代周报：性格使然？

李爽：我就是这性格，骑上马开上车刹不住闸那种。有的人活着也跟死了差不多，可是我永远想活着。画画也是，灵感能主宰我。我的身体甚至变成了灵感的工具—我变成笔，变成颜色，变成画布。但这幅画会给我带来什么，与我无关。

我的心里有一匹热爱生活、热爱美的野马，我被它牵着狂奔。也没有目标，就是没头苍蝇，想怎么飞就怎么飞。最后别人说“那你飞得还挺好啊”，可是当你很勇敢的时候，付出的代价也会比别人大。我下的赌注大，输得多，赢得也多。

时代周报：出狱后离开中国时，你是什么感受？

李爽：想家，又害怕家，害怕这块土地。从3岁在幼儿园受欺负到26岁出监狱，这片土地给我带来的都是磨难。当时走的时候松了口气，“呼！好容易离开了！”但飞机一起飞，就觉得很心酸—还是爱家乡，只是家乡不理解我。

时代周报：1983年你去法国后，国内对你的关注就比较少了。

李爽：“李爽事件”的时候我出过大名，大报小报全在批判。后来到了国外，我关心的是我的艺术和我是谁，没有把精力放在出名上。我领悟到，唯一应该做的一件事就是成为我自己。很多人的成功是靠外界认定的，他们会想成为别人，比如女孩子想整容成范冰冰，但也有人不想这儿剌一刀那儿剌一刀的，他们会慢慢找到自己，这是真正的自信。这很难，我到50多岁写这本书的时候才觉得终于找到了自己。

时代周报：当年你做过的很多“出格”的事，如今很平常。

李爽：我当年做的事情，无非是现在的你们也想做的，但是枪打出头鸟。我姥姥说过，“你就等着吧，早晚挨打。摔了，揉揉屁股爬起来，别趴下”。金玉良言。我姥姥总在我人生交通堵塞的时候点醒我。

我和那个时代格格不入。我太个性化了，任何太超前的东西都不会被大部分人承认，但事后大部分人都会跟着那个超前的人走。我是用自己的生命、自己最柔软的部分去冲撞最坚硬的东西，居然就把这门推开了。然后人们像潮水一样冲出这个大门，开路的人可能就被踩在脚底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