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面临少子化、老龄化、性别失衡三大结构性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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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网站9月19日发布《统筹人口发展战略，实现人口均衡发展——改革开放40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二十一》（以下简称《报告》）。《报告》称，40年来我国人口发展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人口总量增长压力缓解，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人口发展已进入重要转折期。

《报告》显示，40年间，我国人口年均增长率为0.9%，低于同期世界人口年均增长率。人口增长经历了速度由快变慢，增量由大到小的渐变过程。进入21世纪以后我国人口增速快速下降，人口年均增速从1970年代的1.9%降至0.6%。

1978年，我国人口由新中国成立之初的5.4亿人增长到9.6亿人，29年激增4.2亿人。人口的快速增长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压力，在此社会背景与人口形势下，出于促进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的考虑，1978年“国家提倡并推进计划生育”被写入宪法。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修改完善婚姻法等一系列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措施迅速在全国铺开。

《报告》指出，几十年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以及伴随经济发展水平提升、社会转型而来的生育观念转变，我国人口增长速度迅速回落，已进入缓慢低增长期。当前我国人口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外部条件均发生转折性变化，人口发展的主要矛盾由数量压力转变为结构性挑战。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研究员耿德伟曾指出，我国人口正面临着少子化、老龄化、性别失衡的三大结构性难题：人口生育率持续低位运行，少儿人口比例大幅下滑；老龄化程度快速加深，未富先老问题日益严峻；性别比持续偏高，男女性别失衡问题不断凸显。

2015年底，为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完善人口发展战略，我国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报告》显示，2016年和2017年，我国出生人口分别为1786万人和1723万人，明显高于“十二五”时期年均出生1644万人的水平，二孩比重由“十二五”时期的40%增加到50%以上，生育政策调整成效明显，对优化人口结构起到积极促进作用。

《报告》指出，40年来，我国人口发展的内生动力从主要由政策驱动转变为主要由经济社会因素驱动。我国育龄妇女的婚育行为、生育孩次结构等发生了显著变化。从1990年至2017年，我国育龄妇女平均初婚年龄推迟4岁多，从21.4岁提高到25.7岁，并有继续走高趋势；平均初育年龄也从23.4岁提高到26.8岁。

从生育的孩次分布看，近40年，妇女高孩次生育明显下降。从1982年到2017年，我国三孩及以上孩次占比从30.3%下降到6.7%。低孩次生育已成主流，“少生优生”成为多数人的自愿选择。

人口问题在劳动力资源的供给上也出现新的情况。《报告》显示，我国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从1982年的56727万人增至2012年的峰值92198万，至2017年保持在9亿以上的规模，劳动力资源绝对量庞大。《报告》同时也指出，当前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增量由正转负，总量进入减少阶段。

今年4月份，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广州在公开发表的《未来中国人口的三个挑战》一文中指出，我国生育率长期走低的风险远远大于稳定回升的可能，跨越低生育率陷阱任务艰巨。无论二孩递进生育率达到多少，2050年前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快速下降的趋势是不可避免的，老年人口比例持续、快速上升的趋势不会发生改变。

王广州当时认为，长期低生育率带来的人口持续快速老化将对个人、家庭和社会经济带来巨大挑战，面对长期积累的人口问题及风险，生育政策、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不断调整也将成为历史的必然。如何面对持续、快速老化的劳动年龄人口，将是未来创新经济、创新社会和创新国家的严峻挑战。

国家统计局9月19日发布的《报告》也指出，40年来，我国人口发展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人口总量增长压力缓解，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人口发展已进入重要转折期。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新时期人口发展，多措并举应对阻碍人口均衡发展的矛盾问题，鼓励人口按政策生育，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界面新闻注意到，2017年以来，国内多个地方为落实全面两孩政策，已经开始出台鼓励生育的配套措施，除了生育支持、幼儿养育等措施，还有补贴和奖励，如分娩补贴、奶粉补贴、产假福利、弹性工作制等，有些地方还给予现金补贴。如辽宁省出台的《辽宁省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提出完善生育家庭税收、教育、社会保障、住房等政策，探索对生育二孩的家庭给予更多奖励政策，减轻生养子女负担。